保密局的槍聲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統治着上海。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劉嘯塵奉命打入國民黨軍統保密局。他的聯繫人周甫祥不幸被叛徒出賣而犧牲。黨組織又派史秀英作為他的聯繫人。為查明叛徒，劉、史決定在百樂門舞廳搞一次假接頭，果然引出了叛徒黃顯才，不料叛徒也認出了劉嘯塵。劉嘯塵當機立斷，用無聲手槍打死叛徒和特務組長冷鐵新，並用自傷來欺騙對方。新來的特務組長張仲年以照顧劉嘯塵為名，派特務餘雲祿對他進行監視與考察。一次，張仲年派劉嘯塵和餘雲祿去偵察一個“共產黨”的秘密會議。劉嘯塵識破圈套，奮力與偽裝共產黨的特務搏鬥，並打死張仲年的一個心腹，從而博得了張仲年的信任。不久後，張仲年提升劉嘯塵為自己的隨身少校副官。上海解放前夕，劉嘯塵接受了搞到潛伏特務名單的任務。他竭力爭取管理檔案室的阿紀，使他棄暗投明，交出潛伏特務名單。他們帶着名單正要撤走時，被張仲年和特務“老三”截住。在千鈞一髮之際，“老三”擊斃了張仲年，解救了他們。原來，“老三”就是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常亮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4] 

1978年，導演常彥本來計劃拍攝《濟南戰役》，因故未能拍成，他想改抓一個反映地下鬥爭的題材，便請曾合作過的編輯鄭荃去了解素材。鄭荃和助手金德順到青島取材時，無意間看了小説《戰鬥在敵人的心臟裏》。他們覺得小説的故事情節驚險而又精彩，適合改編成電影，就寫信向常彥推薦。常彥從圖書館借來原作觀看，認為從電影藝術角度講這本小説很有潛力。同時，他聯想到“文革”中許多做過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務，也想借這個故事為他們説句公道話，因此下決心把小説搬上銀幕 ^[5]  。

劇本初稿完成後，常彥、鄭荃、金德順等主創人員專門到上海拜訪了小説作者呂錚，並在上海檔案館查閲敵偽檔案，採訪了從事過地下鬥爭的同志。然後，經大家集體討論，形成了劇本《戰鬥在敵人的心臟裏》，獲得長春電影製片廠同意 ^[5]  ，影片於1978年9月開拍 ^[2]  。

為求脱出俗套，常彥在影片結構上特意沒有把主人公搞到敵特潛伏計劃作為全片中心，而是試圖以主人公在敵人心臟中隱蔽下來取得信任，直到獲得潛伏計劃等諸多情節構成一個奇峯迭出的佈局，然後採取層層攀登的手法在每一個“出乎意料”上做文章，從而最終闡明全片的主題：戰鬥在敵人的心臟裏。為此，他在文學劇本基礎上增寫了影片的序幕和尾聲，打破常規，不讓影片結束上主人公劉嘯塵身上，而是在結尾處突出老三（常亮），以深化主題 ^[7]  。

常彥執導該片時面臨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在藝術創作方面掃除“四人幫”的謬論。當時“文革”剛結束不久，演員們還受到極左的文藝理論的束縛。該片裏反面人物居多，只有劉嘯塵、史秀英和老三這三個“好人”（老三一直沒有公開真實身份，表面上還是個“壞人”）。這讓演員們感到無所適從，因為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背上“醜化正面人物”或“美化反面人物”的罪名 ^[5]  。為此，常彥鼓勵大家解放思想，演正面人物的演員不要把地下工作者視為超人，對反面人物也不要在外形上醜化，首要把他們還原成人，認真研究“披着人皮的豺狼”這個詞語，摒棄臉譜化、公式化的表演形式 ^[4]  。

在美術造型方面，他要求化妝師不要因為故事發在敵特營壘中而故意“醜化”，即使是反面人物，也應像對待正面人物一樣，注意生活、真實 ^[8]  。對布光，他要求生活化光線處理與戲劇化光線處理要兼而有之，堅決摒棄“四人幫”鼓吹的“敵俯我仰、敵暗我亮”之類“照明也要講階級”的謬論 ^[2]  。

1979年6月，該片開始在全國上映，據統計，6月17日至23日，該片僅在北京一地就放映了2666場，觀眾達2310483人次，票房1800多萬元 ^[9]  。該片最終賣出了1000多個拷貝，共有六億人次觀影，獲得了一億八千萬的票房，成為當年的票房冠軍 ^[5]  。

該片故事新穎曲折，採用了廣大觀眾喜聞樂見的情節結構，着重組織了幾場精采的戲，它們各自有矛盾衝突的重心，段落分明，又融為一體。影片以出奇制勝藝術構思，描繪了一幅動人畫卷。情節中包含尖鋭的矛盾衝突是該片的一個鮮明特點，一系列主人公轉危為安的戲劇衝突的過程，形成了一浪又一浪的小高潮，形成了扣人心絃的發展節奏。生動曲折是該片情節的又一特點。影片的每一大情節中矛盾衝突的內容本身是複雜曲折的，是處在激烈的動盪變化與發展中的，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生動性、曲折性使情節有了內在的活力，讓觀眾動心動情。該片的編導有效地發揮了驚險片懸念的藝術功能，以懸念始，以懸念終，風格鮮明，使影片有着很大的藝術吸引力。該片的不足之處在於某些情節禁不起推敲，個別人物（如張仲年）前後性格表現不很一致 ^[10]  。（《電影藝術》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