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人

東漢後北方中原人將嶺南一帶的土著人稱為俚人，而在之前稱為‘百越’或‘越人’。 ^[15-16]  “俚人”這一稱謂在東漢至隋唐屢見於史籍，常與僚並稱 ^[16]  。俚人被稱為“黎”，約始自宋代。 ^{[13]  [15]} 

《史記》稱嶺南一帶為“南越”，《漢書》稱“南粵”，《呂氏春秋》稱“百越”。“越”與“粵”通假，簡稱“粵”，泛指五嶺以南一帶地方。東漢之後關於"百越"或"越人"之稱謂便不見於文獻史載，隋唐文獻中出現的“俚”、“獠”等族稱，均是古代百越後裔之一。

東漢三國以後，開始出現“俚”的記載，而少見“越”的記載。如馬援南征“微徵微則反合浦蠻俚皆應之”句。《隋書·地理志》："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厲，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踑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為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陀於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為「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雲。"——從文中的記述可見，俚人是“百越人”後裔之一。

南北朝時代，中國政局南北分裂。南朝統治者對俚人實行“羈縻”政策，在原地大量封官，導致州、郡數猛增。增設的州、郡、縣多集中在粵西地區。 ^[2]  由於潮州地區俚人漢化得很徹底，潮州地區的族屬，早已不可識認。不過，如今的潮汕鄉村，還有不少以“黎”命名的，如潮安山黎(今住畲民)，饒平黎坑、普寧烏黎村、揭西山黎潭以及今屬梅州的大埔黎家坪等，均應是當年的俚寨。 ^[13] 

嶺南各地（包括粵東）的俚人，也有遷入海南島的，與原在島上的俚人一起，發展為黎族。《辭源》註釋“俚子”一詞，便説是“古代對黎族的別稱”。《元和郡縣誌》記載高州誠敬夫人的廟碑説：隋高祖時，海南“諸俚亡叛，敕夫人招慰”。可見，隋時海南黎族尚稱為“俚”。俚人被稱為“黎”，約始自宋代。西漢以前曾經以“駱越”，東漢以“裏”、蠻”，隋唐以“俚”、僚”等名稱，來泛稱南方的一些本土民族。 ^[13] 

“黎”作為黎族的族稱，最早見於唐後期劉恂著的《嶺表錄異》一書。該書有“儋、振夷黎，海畔採（紫貝）以為貨”的記載。另外，《新唐書•杜佑傳》卷179中有唐德宗年間（780—805年）“朱崖黎民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的記載。但《新唐書》為宋人歐陽修所作，“黎”之稱應以《嶺表錄異》的記載為最早。宋代，各類史籍中普遍以“黎”代替了“俚”、僚”，作為海南島黎族的專有族稱。 ^[13] 

百越的百是多數、約數，而不是確數。百越是對南方部落的泛稱。先秦時期的“越”除專指“越國”外，亦同樣是對南方部落的泛稱。周朝稱“揚越”、“荊越”；戰國稱“百越”。《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周禮，冬官考工記》又出現“吳、粵”名稱。

商與西周時代，嶺南南越部落（南粵）便開始與中原有了經濟文化往來；春秋戰國時代，嶺南與吳越、楚國關係密切，交往頻繁；歷史上楚庭、南武城的傳説，反映出這一時期嶺南與楚的關係；《國語·楚語上》也有“撫徵南海”的記載，可見當時嶺南與楚國存在軍事、政治關係。 ^[14] 

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廣西及越南地區的族羣，被中原文獻稱為“烏滸”、“俚”、“獠”。"俚人"這稱謂出現於隋唐後文獻上。先秦秦漢時期中原史籍所記載的居住在廣西及越南地區的“雒越”，是其最直接的先民。

東漢楊孚《異物志》説：“俚在廣州之南，地方數千裏，往往別有村，各有長帥。”而包括潮汕在內的粵東地區，也同樣是俚人的主要居住地。隋唐之際，俚人在粵東一直有着舉足輕重的位置，楊世略是粵東最重要的大首領。據《舊唐書》所載，仁壽初，隋朝派出世襲南越大首領冼夫人之孫馮盎征伐潮、成等“五州僚”，馮盎因平僚之功被拜為漢陽太守，後隨隋煬帝進攻遼東，遷左武衞大將軍。隋亡，馮盎返回嶺南，聚眾數萬，佔據20餘州，自稱總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粵東俚帥楊世略以潮、循二州之地，與馮盎同時降唐。可見，俚人不僅是粵東原住民，而且直至隋末唐初，勢力還相當強盛。 ^[13] 

三國萬震《南州異物志》：“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裏。往往別村，各有長帥，無君主，恃在山險，不用王，自古及今，彌歷年紀。” ^[16] 

據《隋書》載：“俚人率直，重賄輕死（為了生存，不怕犧牲），巢居崖處（住在深山僻壤），盡力農事（勤耕作）。”《隋書·地理志》説：“嶺南俚人，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變。史書記載俚人“質直尚信”，“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還保持原始質樸的性格。“《廣東通史》：“俚人隨山洞而櫝（以山洞為家），各有部落，各為雄長，好相攻討（互相搶奪），也有勢力較大的部落聯盟，由酋長統治，少與中原人往來。”。

百越地區的幹欄式房屋可追溯至7000年以前（參見河姆渡遺址）。南方古越部落住類似巢居式的“幹欄式”房子，即竹木結構的二層樓房，下層飼養牛、豬等家畜，上層住人，這樣可以防止南方氣候的潮濕和避開各種兇惡的野獸蟲蛇。正如《博物志》雲：“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原始的“幹欄式房屋”的建築遺蹟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部落分佈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或在漢代墓葬中均有所發現。

在廣東高要茅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也發現有“幹欄”房遺蹟（注：廣東省博物館：《廣東高要縣茅崗水上木構建築遺址》，《文物》1983年第2期）。在廣州西村皇帝崗西漢墓中， 發現有“幹欄式”陶屋模型（注：廣州市文管會：《廣州皇帝崗西漢木槨墓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7年第4期）。

由上述可見南方古越人地區“幹欄式房屋”發展的一斑。“幹欄”房是後世樓房建築的先驅，在建築史上有重大影響，無疑這是古越部落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又一貢獻。 ^[1] 

農業起源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而在低緯度地區，農業起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稻作起源。早年間，受限於技術的考古科學研究者只能發現距今6000~5000年的農業遺存——碳化合物，而這一年代已處於農業起源成熟階段。

直到近年，由於年代學測試技術和孢粉硅質體檢測技術的出現和應用，檢測遺存年代更久遠的硅質體成為可能，研究逐步追溯到了稻作起源早期階段。

2013年9月底，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研究人員公佈了一些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將該遺址出土的水稻硅質體年代前推至最早1.4萬年前，並據此推斷牛欄洞很可能是嶺南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源頭之一。 ^[4] 

在粵西、桂南、海南及越南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有大批的石鏟、石鋤、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錛等農業生產工具和石磨盤、石磨棒、石杵等穀物加工具，説明俚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了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耕生活。在桂東、桂南的秦漢墓中，出土有稻穀、粟粒、芋頭、麻、橄欖和荔枝等農產品，還有羊馬豬雞狗及倉庫等模型，説明當時的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已達到相當的規模。

南北朝時嶺南農村已有集市貿易，劉宋《南粵志》説：“越之市為墟，多在村場。”

柳宗元《柳州峒氓》詩云：“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鱺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但是，“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閒貿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有的地方，俚人後裔直到宋代仍實行以物換物的原始貿易。

俚人冶銅術中組有意義的是鑄造銅鼓，史學上有“銅鼓文化”之譽。東晉《廣州記》説：“俚僚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北流出土的一面春秋晚期銅鼓，直徑165cm，通高67.5cm，重近達300公斤，被稱為“銅鼓之王”，銅鼓製作工藝精良，鼓面和鼓身飾有太陽紋、雲雷紋、菱形紋、水波紋等集合圖案，還有騎獸紋、鳥型紋、蟲型紋等。銅鼓是權力的象徵，於慶祝、娛樂、作戰等場合使用。

俚人祖先西甌人已懂得製造鐵質斧、刮刀、雙肩鉞、鋤和兵器。廣西出土的西漢鐵器有兩百餘件。俚獠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冶銅技術。兩廣春秋墓中出土有不少具有明顯地方色彩的青銅器以及鑄造用的石範。廣西北流還發現古代冶銅遺址，年代約從西漢開始延至隋唐。

據考古專家的研究，珠江流域的早期陶器有近萬年的歷史，而其中幾何形印紋陶更被認為是珠江流域先民的創造。先秦時期出現在中國南方的這個陶系，其特點是在陶器的表面裝飾有各種幾何圖形的花紋圖案；印紋陶最早的考古發現是在1914-1915年廣東南海發現的實物，被視為南方新石器時代晚期最具特色的陶器。俚人的製陶技術有着悠久的歷史。商周時嶺南已出現種類繁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幾何印紋陶。廣州發現的南越陶器有49種。茂名地區也出土有釜、壺、罐、盅、環等類漢代陶器。高州和廣西象州等地還發現漢代陶窯遺址。

俚人紡織業也相當出名。《漢書·地理志》説南粵“地處近海，多果、布之湊...男子耕農，種禾稻苧麻，女子聚吞織績。”廣西貴港羅泊灣一號墓出土有絲綢、麻布、織錦、漆儷、紗帽等殘片。俚人紡織品中最出名的是葛布。

《廣東新語》説：“雷人善織葛。其葛產高涼，塷州，而織於雷。”

張心泰《粵遊小記》雲：“粵中多產葛，惟鬱林州着知名最久，齊武帝佐客樂曲，被管絃，乘龍舟遊江中，令榜人皆着鬱麻布——即今之鬱林葛也。”

據廣東鬱南磨刀山遺址與南江舊石器地點羣考古發現，嶺南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就有人類活動。舊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12.9萬年以前，嶺南出現早期古人。 ^[2]  於2000年博羅橫嶺山遺址出土了包括青銅鼎、編鐘等在內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銅器、玉器等文明標誌文物，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嶺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以前。 ^[3] 

高州信宜是中國的銅鼓之鄉，是廣東省出土銅鼓最多的縣（市）。該地區出土銅鼓始於800多年前的宋代宋嘉泰元年（1201年），此後陸續有銅鼓出土，至1995年12月止，廣東省各地博物館收藏的古代銅鼓共180多面，其中73面主要是粵西的高州及信宜出土。約佔廣東省同期出土銅鼓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有多面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國家博物館、省博物館均收藏有信宜出土的銅鼓。該市池垌鎮有一個村因出土銅鼓多面而被命名為銅鼓村。

俚、獠人“鑄銅為鼓”，究竟作什麼用呢？《隋書·地理志》上説得很清楚“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實際上，其作用遠不只用於戰爭。主要的還有用以報警、祭祀、驅逐猛獸、鎮壓“邪魔”以至於娛樂等等。俚人善於鑄造銅鼓，解放後僅在高州（今廣東省西南部）一帶就發現鑄造精美、花紋繁縟的粵式銅鼓40多面。 ^[5] 

2007年文物部門沿在建的洛湛鐵路茂名段搶救性挖掘7處俚人遺址點，發掘範圍在高州中北部至信宜南部路段的7處南朝至唐代遺址和遺物點（分別分佈在信宜境內丁堡鎮荔枝崗、水口鎮馬嶺崗，高州境內的潭頭鎮塘尾嶺、大井鎮屋背嶺、同進新村牛角山與亞公山還有光山等），發掘面積約1.15萬平方米。這是廣東第一次對俚人遺存進行系統的考古調查，此次發現的實物，令這個千年來不再見於記載的古代嶺南少數民族的生活圖景揭開了“冰山一角”，但這些痕跡將在2年後被洛湛鐵路覆蓋，吞滅，消失無蹤。

在亞公山遺址，考古隊員發現了一個外觀呈鼓形的陶器，因內部中空、頂部中央有圓口，被初步判斷為甑（古代用於蒸食的器皿），但造型卻與同期漢人出土的甑大為迥異。更為奇特的是，考古隊員在亞公山遺址發掘出了器耳置於口沿內側的陶釜。這種內耳釜是廣東首次發掘，器耳置於內側，可防止篝火燒斷吊繩，充分顯示了發明者的聰明才智。 ^[5] 

從地理形勢上看這些遺存都集中在高州中北部，並處於以鑑江為中心的一個狹長地帶，多在幹流和支流交匯處，高約四、五十米的山上或山邊。這是十分適宜古人類生存以及方便交通運輸之地。發掘揭露的遺蹟有溝（壕）、柱洞、袋狀坑、甕棺葬墓等，出土遺物以陶器為主，尚有青瓷、石器、鐵器等，此外在亞公山遺址還發現了炭化稻米。從遺蹟遺物看，這批遺存具有如下若干個鮮明特點：

亞公山遺址考古(17張)

關於遺址的年代，從出土瓷器判斷，雖然最早的有可能到東漢晚期，但結合地層情況和共存關係，可以把遺址的年代定在南朝至唐。至於遺址的性質，丁村塘尾嶺、竹坑坡屋背嶺是村落無疑，亞公山遺址根據其地理位置和地形地勢，以及所發現的密集的袋狀坑、建築遺蹟的分佈、炭化米、鐵劍、鐵刀等遺物特徵，初步推斷是一處屯糧之所，而且很可能是駐軍的糧倉，是這次發掘最重要的一個遺址。牛角山和光山遺址因發掘面積小，遺存關係未明，還難以定論。

意義和評價：儘管許多問題尚待研究，但山頂建寨、幹欄式住宅、儲藏稻米的袋狀坑、奇異的甕棺葬習俗，以及大批與中原人生活區不同種類、不同器型的陶器出土，可以被認定為一種新的文化類型。這些遺存的年代正與歷史上俚人活動的年代一致，加之其有別於同時期周邊其他族羣的特點，可以認為屬俚人遺址。尤其亞公山遺址的重要性更是令考古學者興奮，如果亞公山遺址被斷定為當年的貯存軍糧之地，那這處遺址很可能正是冼夫人或馮盎當年屯兵貯物的城寨。考古發掘工作期間，不斷出現的新發現即已引起考古界的重視，2007年6月23日，廣東、廣西兩省（區）文物考古界專門在高州舉行了考古交流會，針對亞公山遺址相關問題展開學術上的研討。 ^[6] 

在荔枝崗遺址，專家在地表發掘出褐紅、青灰色的石容器，用鐵器鑿雲母石而成，有鏟、匙羹等不同器形，造型古樸別緻、手感細膩光滑。此外，專家們還在坑中發現了陶製環形提樑壺，渾圓拙樸。

一個個面目怪異陶器的相繼出土，專家們對整個遺址的屬性、年代判斷卻遲遲無從着手。最終，考古隊員依靠在遺址中找到的一些瓷器碎片，破解了7處遺址身份謎團。

這個由瓷片獲取的斷代密碼意義非同小可：此次亞公山遺址出土的石範（用於澆鑄造箭頭的範）被界定為南朝，而一直以來高州當地的史學界卻對之前出土的相同的石範定於“新石器晚期”。這意味着，以往高州境內零星採集的陶器的混亂的時間斷代，將因這次俚人文物的大量系統出土，被予以重新改寫。

俚人喪葬習俗不僅在史書中較少提及，多年來也罕有實物出土，此次發現讓俚人頗為奇異的喪葬風俗大白於天下。

在馬嶺崗等遺址，考古隊員發現了7座船形豎穴土坑墓。它們保留了“越人墓”狹長的特點，長寬比超過了4:1，3米半長的墓形又比“越人墓”改進不少，兩頭呈圓角，形似一葉扁舟；此外，與當時漢人墓極大的不同是，墓坑底部中央挖有腰坑，內放圜底缽、雙耳盆等隨葬品。

聯想到俚人“習於水性、擅長伐木為舟”的特長，考古專家將其命名為“船形墓”。對此，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騏認為，它們與廣西武鳴盆地出土的駱越人船形豎穴土坑墓極為神似，以此見證廣西民族駱越人與俚人間的演進關係。

在廣西則有柳州白蓮洞遺址上文化層，經碳14測定年代距今12900±150年（注：周國興：《白蓮洞遺址的發現及其意義》，《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 亦在萬年以上。這些遺址的共同特點是疊壓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層之上，打製砍砸器與磨製石斧、石錛並存，以打製石器為主，磨製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絲殼和獸骨堆積。其中英德青塘遺址還發現火候不高的夾砂粗陶和泥質軟陶片，手製，施繩紋、編織紋等紋飾。

嶺南俚越先民，得天時地利，成為步入新石器時代的先驅（注：黃崇嶽：《華南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領先性與滯後性初探》，載《東南亞考古論文集》，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5年版）。嶺南地區自舊石器時代就有“馬壩人”、“柳江人”等古人類在這裏生息繁衍，現已發現多處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遺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廣東陽春獨石仔遺址上文化層，出土貝殼經碳14測定年代距今14900±300年（注：丘立誠等：《廣東陽春獨石仔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掘》，《考古》1982年第5期），突破了一萬年大關，令人矚目。

與萬年大關相近的有廣東封開黃岩洞遺址（注：丘立誠等：《廣東黃岩洞洞穴遺址發掘》〈《考古》1983年第1期〉， 廣東英德（原屬翁源）青塘墟朱屋巖、仙佛巖、吊珠巖、黃門巖等遺址（注：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翁源青塘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博羅縣“縛婁古國遺址”出土3000前文物(3張)

惠州博羅縣“縛婁古國遺址”出土的春秋時期青銅文明文物，徹底慫了歷史小説。據2000年在博羅縣羅陽鎮挖掘的春秋時期縛婁國古墓遺址裏出土的青銅器、陶器和水晶文物，嶺南的文明史嶺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 ^[7] 

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銅器和玉石製品特別是水晶手鐲、銅甬鍾和青銅鼎。這裏出土的兩個編鐘，其質地和形態，都與中原的編鐘大致相似，而花紋又有所不同。這也是廣東省近50年來重大的文物發現，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給人們提供了新的認識。 ^[8] 

然而，這數百座古墳遺址被開建高速公路所毀。2000年，正在建設的廣惠高速公路通過古墓地，墓地一部分被夷平，變成高速公路路基，另外一小部分被施工泥土埋在下面。變成路基的古墓遺址永遠不可能再恢復。 ^[8] 

粵西地區當今依然流傳墟日趁墟習慣。宋朝周去非《嶺外代答》中説：“西南蠻笠，以竹為身，而冒以魚氈。其頂尖圓，高起一尺餘，而四圍頗下垂。視他蕃笠，其制似不佳，然最宜乘馬。蓋頂高則定而不傾，四垂則風不能颺，他蕃笠所不及也。交址有笠如兜鍪，而頂偏，似田螺之臀，謂之螺笠。”信宜農村的大崗帽形制，與西南蠻笠依然一樣。竇州“三日一市”，容州（今廣西容縣）“呼市為墟，五日一集”。這一習俗沿襲千年不變。柳宗元被貶柳州時所作《柳州峒氓》一詩描述：“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也表現了俚僚人“趁墟”（趕集）的熱鬧景象。

年例是一項流傳久遠的盛大傳統民俗文化活動，年例和年宵不同，茂名至湛江一帶的農村每年都會舉辦年例，各地舉辦地年例的時間各不相同，集中在過完春節的農曆正月、二月份，其餘一些“翻秋”年例（在秋收後的一個月舉行，大都是在農曆三月至十一月）則每個月都有，年例節一般一個村莊為同一天，少數兩天。也有附近數條村莊的年例節都是在同一日的。農村年例大多以土地廟為中心，周圍幾個村子一起舉行。

古粽籺流行於粵西地區的一種冬葉包裹糯米蒸煮食品。類似粽子。是粵西地區的風味特色的小吃，起自俚人時代的粵西瑤民，已經有千多年曆史。古粽籺通常是比較細長的，呈窄圓柱狀，擺放時間長，便於攜帶。 ^[9] 

遊神是春節期間的一項風俗活動。押舟，亦稱“壓舟趕鬼”，是流行於粵西地區的民間習俗活動，該民俗活動一般於正月十五元宵夜舉行，習俗目的是寄寓驅邪避惡、保佑平安的集體活動，依照傳統，每年元宵節幾乎各村都會舉辦押舟活動。

其鑄造的銅鼓乃雷的象徵，銅鼓上的文飾、蹲蛙、羽人都有祀雷有關。俚僚人認為雷王是上天的主宰，而蛙神則是雷王的使者，能呼風喚雨，格殺妖物，保衞人間和平、安寧與五穀豐登。從高州信宜鄉間至雷州半島許多廟宇還設有雷神。

史書宋後便沒有俚人的記載，俚人為什麼會消失了？

從百越流徙海外東南亞。俚越人的航海技術很發達，秦時期一部分百越人有些不滿秦的統治，長期與秦朝統治者作鬥爭。史載當時越族分為內越和外越。外越流徙於海上，由於秦防範很嚴，外越無法回到故鄉，被迫逃生，尋求海外居地。也有人認為，部分百越人向東南亞遷徙，成為東南亞部分民族的祖先。

冼太夫人（公元512-602年），姓冼名英，是隋朝時期俚人首領， ^[10]  經歷梁、陳、隋三朝，出生於嶺南高涼郡的一個俚人大首領的家庭，“幼賢明，多籌略，撫循部眾，能行兵打仗”。冼夫人的丈夫馮寶是五胡北燕王室的後裔。冼夫人在18歲時嫁給高涼太守馮寶，開啓了傳奇的一生。冼夫人生平致力於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審時度勢，順應潮流，對朝廷並非一昧愚忠，既識時務又愛國愛民，深得嶺南地區後人敬重。冼夫人及其子孫們相繼為嶺南地區持續百年的相對穩定，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是愛國主義典範，歷朝對她進行了多次追封，被尊稱為“嶺南聖母”。 ^[17-18] 

秦攻百越之戰，史上也稱“秦甌戰爭”，該戰是秦朝統一戰爭中最艱難激烈一仗。秦統一六國後，集七國力量發兵五十萬為五軍，開始南征百越。據《淮南子》記載: 秦軍共分五路，一路攻取東甌和閩越（浙江、福建），兩路攻南粵（廣東），其餘兩路攻西甌（廣西）。秦軍分一路攻浙閩，兵力約10萬；分四路攻兩廣，兵力約四十餘萬。

秦始皇發動對百越的戰爭共有三次，主要是秦軍和兩廣土著軍的戰爭，這三次統稱為“秦始皇三徵嶺南”。三次戰爭之中最重要和最慘烈的是第一次戰爭。戰爭從公元前219年始至公元前210年結束，共歷時九年。第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率領五十多萬大軍分五路南下攻擊閩浙與嶺南，出兵當年就攻下閩浙，攻嶺南遭到兩廣軍襲擊而大敗；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秦軍在任囂和趙佗的率領下攻擊嶺南，該戰使百越之地納入了秦的版圖，極大增地強了嶺南人民與嶺北人民的交流，秦始皇在嶺南設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第三次是公元前210年，趙佗攻甌駱之戰，歷史學家一般稱這次是第二戰爭的延續而已。

早在滅六國以前，秦始皇就已經把百越之地作為征服的目標。秦滅六國之戰結束後不久，秦始皇即派尉屠睢率50多萬大軍出擊百越。針對百越各部居處分散的特點，秦軍採取多路分兵進軍，遇有大敵再合兵進擊的行動方針。秦軍共分5路：一路由今江西向東進發，攻取東甌和閩越；中間兩路攻取南越，其一經今南昌，越大庾嶺入廣東北部，其二經今長沙，循騎田嶺直抵番禺；其餘2路入廣西，攻西甌，一路由萌渚嶺入今賀縣，一路經越城嶺入今桂林。秦軍第一路進展順利，出兵當年就平定了東甌和閩越地區（浙江、福建），設置了閩中郡。其餘4路進攻嶺南的秦軍由於山高路險、河道縱橫，行軍作戰及軍糧運輸極為困難，加之兩廣各部的頑強抵抗，相持3年未能取勝。後來秦在今廣西興安縣北鑿成靈渠，解決了軍糧運輸問題，秦軍才得以順利進軍。秦軍第三路軍由主帥尉屠睢親自率領，從今長沙宜章南下。公元前218年左右，尉屠睢軍進廣西桂林一帶，遭到兩廣越人夜襲，傷亡數十萬，尉屠睢戰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又派任囂與趙佗率援軍，經過苦戰，終於征服了南粵和西甌（廣東、廣西），秦在這裏設置了南海、桂林、象郡3郡。從此，東至海南，北至向户，南至越南中部皆歸於秦朝版圖。

關於秦越之戰，史書上記載比較少，只有《淮南子》等少數書籍中有少量相關記載，這主要的原因是秦將趙佗在公元前214年攻佔百越後不久就與秦朝廷貌合神離，在秦末又拒絕派自己手下的秦軍部隊北上與反秦起義軍作戰，封鎖了嶺南與中原的聯繫，並在秦滅亡後建立起了南越國。該戰爭雖只有少量史料記載，但是就從這不多的史料上也可以看出，這同樣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戰爭，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秦軍統一全國所付出的代價是相當驚人的。

歷史上之所以也叫這次戰爭為“秦甌戰爭”，主要由於百越土著部隊的最初抗秦聯盟盟主是西甌部落首領譯籲宋（西甌部落的位置在廣西一帶），其實參戰的百越部落不僅僅是西甌部落，其它百越地區的越人武裝也參加了戰爭，但是總指揮是西甌首領譯籲宋，並且主戰場是在嶺南西甌而已。譯籲宋是西甌部族聯盟酋長。秦甌戰爭時期，是帶領抗擊秦軍的百越各部落聯盟盟主 。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始皇派遣“尉屠雎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三年不解甲馳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籲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從這一記述，可知 ,“譯籲宋”和被推舉的那位“桀駿”的職位是有區別的，一個是“君”，一個是“將”。（參考黃現璠著《壯族通史》）

秦軍在這次戰爭中的參戰兵力以及組成，在幾乎所有的史書中都説到秦軍調動50多萬大軍在屠睢的率領下進攻百越，在《淮南子·人間訓》中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幹之水”。在廣東和廣西的地方誌中記載，秦軍在開始時期是屠睢一路和趙佗一路這兩路一共20萬人馬最先發動進攻。但是那剩下的30萬人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加入戰爭呢。從史料上看，其中10萬攻打浙江、福建，剩下的20萬人應該在前線部隊陷入戰爭泥潭後就加入戰鬥，也就是在屠睢寫部隊缺糧的戰報給秦始皇以前就出動了，因為在屠睢寫的信中説到了自己的“五十萬大軍已經傷亡甚重”。

進攻東甌、閩越地區（主要在福建）的一路10萬秦軍當年就攻下了東甌和閩越，該路秦軍也許是五路中最晚才加入兩廣戰場（或攻下福建與浙江後留守駐軍在閩浙當地了）。秦軍這50萬大軍到底是哪裏的兵為主呢，根據湖南等地的地方誌記載，秦軍這次戰爭所動用的部隊還是以之前滅楚國的部隊為主力，但是為了適應南方作戰，秦軍這50萬大軍中也有不少於10萬人的原楚國部隊。兩廣軍在這次戰爭中的參戰兵力則幾乎沒有任何史書有比較確切的記載，只能從部分考古資料中看出百越軍的人數要遠遠少於秦軍，當時的兩廣總人口數根據有關專家的估計都不會超過50萬，當時能戰的適齡青壯年大致在5萬人上下，這在不少野史中也有類似“百越土著軍人數僅及秦軍十分之一”的説法。但是不管怎麼樣，秦軍的兵力是佔絕對優勢的，秦軍為了這次戰爭的勝利是不惜代價的。

關於對嶺南戰爭的經過，秦軍的四路40萬大軍雖然在兵力上佔絕對優勢，但是戰爭的過程卻令秦軍感到了戰前從未想到的艱苦和壓力，在戰前，秦軍考慮到了糧草可能會出現問題，也考慮到了南方炎熱的氣候對於大部分出生在北方的秦軍士兵的不適應；但是秦軍到了嶺南後才發現，戰場環境的惡劣以及敵軍的強大實力與超乎尋常的頑強抵抗精神都是以前始料未及的，在史書上記載了以西甌部落為主力的百越軍隊的頑強抵抗，百越軍在首領“譯籲宋”的率領下與秦軍進行了兇悍慘烈的激戰，秦朝大軍步步艱難，節節受挫，損兵折將，遲遲不能進入越人的世居領地，在戰爭中，百越盟軍在首領“譯籲宋”戰死後又馬上另選了新的首領，並全線退入山地叢林中與秦軍繼續作戰，兩廣軍甚至不惜隱匿深山與野獸為伍，至死不投降秦軍，並且不斷對秦軍部隊進行偷襲，切斷秦軍糧道，迫使秦將屠睢寫信給秦始皇上報説秦軍糧草已經不足，秦始皇被迫命令徵調大量民工開鑿靈渠，溝通了湘江和灕江水系，確保了秦軍的糧草運輸。另外秦軍還有一個最大的敵人----炎熱的氣候，秦軍士兵多為北方人，大部分都為陝西、山西、河南等地人，不適應南方炎熱的氣候，士兵中瘟疫橫行，直接影響了秦軍的戰鬥力。

嶺南兩廣軍這時在新首領桀駿的率領下大致在公元前218年左右的時期對秦軍發起了反擊，秦軍大敗，根據《淮南子》記載，秦兵“伏屍流血數十萬”，而秦軍總指揮官屠睢也在廣西桂林一帶被一支百越軍夜襲部隊擊斃，迫使秦軍“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惶恐不可終日，以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雙方一直處於相持對抗的局面。根據學術界討論，秦軍的陣亡在30萬人上下，剩下的10餘萬人全部退到兩廣的北部邊界一帶，但是兩廣軍的傷亡同樣十分慘重，也沒有力量繼續發動進攻，雙方形成了對峙局面，而且一對峙就是3、4年時間。

第二次這次進攻嶺南，與四五年前不同的是，秦王朝和秦軍將領吸取屠睢在征戰中的教訓，在戰略上採取了“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隨大軍行進，每當秦軍佔領一地便將部分移民留駐此處，這不僅使秦軍有了較穩定的後方根據地，同時也使秦軍在人力的消耗中有所補充，而大批的商賈在嶺南的經營，也為軍隊糧餉的補給創造了條件。在這種優勢條件下，秦軍憑着豐厚的糧草和精良的武裝設備，在百越戰場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征伐，大軍所到之處，兵鋒凌厲，勢如破竹，未費多大力氣就擊潰了西甌部落的反抗力量，佔領了今廣西等地的西甌地區。隨後任囂、趙佗又揮戈南下，乘勝進擊，一舉擊潰了雒越部落〔文郎國〕，佔領了今越南中、北部的雒越地區。至此，秦王朝於公元前219年發動的征服嶺南的戰爭，在經歷了四五年波詭雲譎的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之後，終於在公元前214年，以秦軍徹底征服嶺南百越部落的勝利而宣告結束。秦軍佔領嶺南後，秦始皇很快在該地區設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嶺南正式納入秦王朝的版圖。為了鞏固其佔領區，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復燃，加強對越人的控制，秦王朝採取了軍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並“置東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加強對該地區的統治和防守。第三次戰爭是趙佗於公元前210年攻甌駱之戰，歷史學家一般稱這次戰爭是第二戰爭的延續而已。

戰後，在歷史資料中記載秦軍在第二次戰爭後的部隊全部留在兩廣駐守。戰後留駐兩廣的部隊有多少人呢，據考證，秦軍出兵百越共50多萬分五路，一路攻取閩浙約10萬（攻下後駐守），四路攻嶺南約40多萬，陣亡30多萬，剩餘約10萬。在秦末農民戰爭、楚漢戰爭期間，兩廣並不是戰場，此時的趙佗建立的南越國幾乎已經算是獨立出秦王朝，但是在《中國各朝人口》一書中卻記載着在秦末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兩廣登記在冊統計的人口只有40多萬人（統計不排除有漏，實際人口或不止此數），這裏如果扣除那些留下的近10萬秦軍士兵，也就是説這時兩廣的原百越部落從秦甌戰爭前的50萬（史料無記載，專家猜測人數）鋭減到30萬人這樣，而這期間兩廣並沒有什麼瘟疫流行的文獻資料，當然也不排除秦在戰爭結束後還是不適應南方的氣候從而造成水土不服而人口下降，亦可能是越人或死或藏或逃亡到東南亞。

史籍記載:

《淮南子·人間訓》: 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挽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幹之水。三年不解甲馳弩，使臨祿 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籲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謫戍以備之。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 ^[11] 

隋時期，嶺南時常遭受官兵討伐。當年，嶺南俚、僚人與南遷中原人的矛盾，非常突出，官府為了鎮壓俚、僚人，大小征討，連年不斷。

公元535年，冼夫人大約20歲，嫁給了五胡十六國的北燕後裔馮寶（高涼太守）。婚後夫妻倆共同主政，推行政令，一起處理政事。於陳朝、隋朝更替之際，她以嶺南的粵西、桂南、海南廣闊的土地歸順隋朝，為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作出了貢獻。冼夫人為了俚僚人民過上安定的日子，當諸俚僚叛亂時，她不顧年老之軀，“親披甲，乘介馬，領轂騎，衞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北史·列女》）。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