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史

王凡西 譯

中文版自序

關於著者

俄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俄羅斯發展的特點

第二章 大戰中的沙俄

第三章 無產階級與農民

第四章 沙皇與沙後

第五章 宮廷革命的思想

第六章 皇朝的臨終掙扎

第七章 五天

第八章 誰領導了二月暴動？

第九章 二月革命的離奇現象

第十章 新政權

第十一章 兩重政權

第十二章 執行委員會

第十三章 軍隊與戰爭

第十四章 統治集團與戰爭

第十五章 布爾什維克派與列寧

第十六章 黨的重新武裝

第十七章 四月事變

第十八章 第一個合作政府

第十九章 進攻

第二十章 農民

第二十一章 羣眾中的轉變

第二十二章 蘇維埃大會與六月示威

第二十三章 結論

一、關於《俄羅斯發展的特點》一章的附錄

二、關於《黨的重新武裝》一章的附錄

三、關於《蘇維埃大會與六月示威》一章的附錄

鄭超麟 譯

序

第一章 七月事變：準備和開始

第二章 七月事變：高峯和潰敗

第三章 七月時布爾什維克派能取得政權麼？

第四章 大誣衊的一個月

第五章 反革命抬起頭來

第六章 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

第七章 莫斯科國政會議

第八章 克倫斯基的陰謀

第九章 科爾尼洛夫的叛亂

第十章 資產階級與民主派角力

第十一章 羣眾在打擊之下

第十二章 進潮

第十三章 布爾什維克派與蘇維埃

第十四章 最後一個合作政府

鄭超麟 譯

第一章 十月前的農民

第二章 民族問題

第三章 退出預備國會及為蘇維埃大會而鬥爭

第四章 革命軍事委員會

第五章 列寧號召暴動

第六章 暴動藝術

第七章 佔領首都

第八章 奪取冬宮

第九章 十月暴動

第十章 蘇維埃專政大會

結論

附錄

官僚傳説

一國建立社會主義麼？

關於不斷革命論問題之歷史的回顧

譯者小記

如修昔底德、但丁、馬基雅維利、海涅、馬克思、赫爾岑及其他思想家和詩人一樣，托洛茨基作為一位作家，只是在流亡中、在他在王子羣島上度過的那幾年中才達到其巔峯的。他不僅作為十月革命的領導人，而且還作為它的歷史學家將為後代所永遠銘記。關於1917年事件，其他任何一位布爾什維克都未能寫出或無力創作出如此壯麗恢宏的敍事，而且那些反布爾什維克的黨派的許多作家中，也沒有人寫出一部能與之抗衡的相反敍事。托洛茨基很早就表現出了寫作才華。他對1905年革命的描寫至今仍是對1917年革命的“總彩排”的最生動的全景敍述。十月起義以後剛剛過了幾個星期，托洛茨基就寫了敍述和分析1917年事件的第一篇文章，而此後在佈列斯特－裏托夫斯克和平談判的間隙以及隨後的若干年中，他持續不斷地撰文對他曾親身參加的那些事件進行歷史的闡釋。他具有一位歷史學家的雙重動力：一位創造歷史的革命家的激情和一位力求描述革命並把握其意義的作家的衝動。

所有的流放者都在思考過去，但其中只有少數人，極少的幾個人能夠贏得未來。但就在這極少的幾個人中也未必有誰會像托洛茨基那樣被迫在道義和身心兩方面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斯大林最初像古羅馬人用流放代替死刑那樣對他使用了流放這一手段，後來便對用放逐代替死刑不滿了。早在從肉體上消滅托洛茨基以前，托洛茨基道義上的兇手們多年以來就一直在進行着這樣一項工作，即起初是把他的名字從革命的編年史上抹去，隨後又將它作為反革命的同義語予以恢復。因而使得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托洛茨基面對雙重的難度：他既要捍衞革命、反對它的敵人，又要捍衞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古往今來還從未有過任何一位作家如托洛茨基那樣在撰寫其主要論著時身處這種境地：周圍的人們千方百計想要激起他的憤怒，剝奪其安靜思考的可能性並歪曲其對於事件的觀點。托洛茨基的全部激情都被調動起來，但與此同時，他保持着思維的冷靜和觀點的清晰。他常常回憶起斯賓諾莎的規則：“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但他自己卻不但哭了，而且也笑了，同時也理解了。

如果説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托洛茨基集極端偏激和嚴格客觀性於一身的話，這不全對。對他來説，沒有必要將兩者集於一身：它們本來就是他從事工作的光和熱，而光和熱是不可能被分開的。他曾嘲笑一位學者的“不偏不倚”和“折中公允”是妄想“站在一座被包圍的城的城牆上，同時既屬於被圍者，也屬於圍城者”。 托洛茨基的地位如其在1917－1922年間那樣處於革命的圍城之內。然而，參與鬥爭不僅沒有使他的觀點遲鈍，反而使它變得更鮮明。托洛茨基與舊俄統治階級及其自覺或不自覺的擁戴者們的對立，不僅使他能清晰地看出他們的缺陷和弱點，而且也使他能發現他們所具有的某些優點。在這方面，如在其有關軍事問題的優秀論著中那樣，托洛茨基的極端偏激與周密審慎、清醒深刻的洞察的確是並行不悖的。對於一個好的士兵來説，最重要的莫過於要對“山崗那邊”所發生的事有一個真實的概念，不要把願望當做現實，不要感情用事。作為十月起義的領導人，托洛茨基正是本着這一原則行動的。歷史學家托洛茨基正是以類似方式行事的。他對革命的描寫達到了主、客觀的統一。

托洛茨基的歷史論著充滿了辯證法，這在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學派中空前絕後。托洛茨基的方法和風格正是從馬克思那裏借來的。他的《俄國革命史》與馬克思那些篇幅較短的歷史論著如《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18日》、《法蘭西內戰》相比，恰如巨幅壁畫與小型彩畫相比。如果説在抽象思維和哥特式想象的力量方面馬克思要高於他的學生的話，那麼，作為藝術家，作為一位用線條描繪羣眾和個體的大師，學生卻要優於老師。他的社會政治分析和藝術洞見是如此諧調，達到水乳交融難分彼此的地步。他的思維和想象並行不悖。他以一位故事講述者的張力和熱情闡述着革命理論，而他的敍述本身因其思想而獲得了深度。托洛茨基筆下的場面、肖像和對話無疑是真實的，而且都被他的歷史進程觀從內部所照亮。其論著的這一顯著特點給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例如英國曆史學家A.L.羅斯（Rowse）是這樣説的：

『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的真正意義不在於他刻畫性格或場面的語言的力量，儘管托洛茨基的卓越才華常常使人想起卡萊爾。他的筆下有某種同樣的技巧、同樣的個人慣用手法，像在舞台上迅速移動的燈光一樣，它將最值得注意的事件罩於中心，使之變得異常鮮明、突出，烘托出其主要意義。也許有人會補充説，在力求考察事件的連續性時會遇到同樣的困難：使人目眩。然而，如果説在卡萊爾筆下具有的只是他依賴的那種令人吃驚的直覺力的話，那麼，托洛茨基卻具有一種歷史理論，使他有可能理解歷史並將事件聯繫起來。如果將他的著作與温斯頓·丘吉爾的著作《世界性危機》作一番比較，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這一點。因為就性格和才華而言，他們二人在某種程度上既相似也有差異。在丘吉爾先生的筆下，歷史帶有個性色彩，事件敍述得生動、有力，與托洛茨基頗有幾分相似之處，但丘吉爾的歷史背後沒有歷史哲學。』

説托洛茨基與丘吉爾有相似之處，這是對的。這兩個處於相互對立的兩極之上的人物同樣都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融合，同樣都具有生命力，同樣都具有超越自己階級和環境的預見力和超前性，同樣都具有創造性和書寫歷史的動機。沒有必要否認丘吉爾也有其“歷史哲學”：他下意識地遵循着這種哲學。而托洛茨基則具有一種成熟完善的理論。但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觀理論滲透進了他的感受，使他的直覺力變得更強、目光更加敏鋭，儘管他和卡萊爾一樣具有強烈而又光彩奪目的想象力，但他還具有善於言簡意賅地明確表述思想並保持平衡的能力，這已然是最偉大的經典歷史學家所應具有的品質了。實際上，托洛茨基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學派迄今所產生的唯一一位天才的歷史學家，也是迄今一直遭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學派否定的歷史學家。

——依薩克·多伊徹《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P229－233

這是第一次：一個在一件大事變中起過顯著作用的人，寫下了一本關於那事變的科學的歷史。這是第一次：一次革命能被它的領袖之一所回溯着與解釋着。因著者寫這本書所採取的是客觀的方法，用第三人稱説到自己，且除被別人所記錄的一些之外，他並不談起自己的行為與經驗，所以在卷首讓讀者事先對他有一點認識，並稍稍知道一點他所起過的作用，彷彿是理當的。

在《列寧全集》（這是革命後俄國蘇維埃政府所從事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出版事業）中，凡列寧提到過的一切重要革命家，都附有一篇簡單傳記。這一人名字彙，是以加米涅夫（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分子之一）為總主編，由許多布爾什維克黨的官方史家編著的。其中關於里昂·託落茨基的一節如下：

“L.D.托洛茨基生於1881年（1879年——編者）。在尼古拉也夫組織工人團體，於1898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亞，不久脱逃出國，與《火星報》（該報由列寧及其他數人在倫敦編印——編者）合作。他以西伯利亞聯合會的代表資格，參加黨的第二次大會。黨分裂後，他參加孟什維克派。1905年革命之前，他提出了自己特有的與現在特別有名的不斷革命論，他斷定1905年的革命將直接發展成社會主義的革命，這革命將證明是許多個國家的革命的第一次。他在孟什維克派的中央機關報——《開始》（該報在1905年11月至12月間發行於彼得堡）上辯護這個理論。在赫魯斯塔廖夫－諾薩爾被捕之後，托洛茨基被舉為第一個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1905年12月3日，他與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一起被捕，被處終身流刑，放逐到奧勒特爾斯克的罪犯殖民地，他在途中脱逃，亡命國外。托洛茨基擇居於維也納，在那裏出版一種通俗的工人報——《真理》，以備在俄國散發。他與孟什維克派決裂，企圖組織一個超黨派別。……從帝國主義大戰開始之時起，他就採取一種明顯的國際主義立場，參加巴黎出版的《我們的話》報編輯部，接受齊美爾瓦爾得大會政綱。見逐於法，他前往美國。二月革命後從美國回來，被英人所執，只因彼得堡蘇維埃壓迫臨時政府向英國提出要求，獲得釋放。在彼得堡，他參加“區際派”組織，於1917年7月底第六次大會上，在彼得堡與該組織一同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七月事件以後，他被克倫斯基政府所捕，罪名是“領導暴動”，但不久因彼得堡無產階級的反對而獲釋。彼得堡蘇維埃轉向於布爾什維克派之後，更被舉為主席，且以這一資格，組織並領導了10月25日的暴動。他自1917年後，即為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以及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委員，他擔任外交人民委員長，一直到佈列斯特－裏托夫斯克和約簽訂之時，以後被任為軍事人民委員長。”

在這簡單的傳記中，托洛茨基在生活中三個最高點都給他説到了：第一，説他在1905年當聖彼得堡蘇維埃主席，即説他是第一次俄國革命的首領（只叫那時確有一個首領的話）；又説他“組織與領導了1917年的十月暴動”——這意思就是説：在列寧的政治指導下（列寧本人那時躲藏着），他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指揮着軍隊，關於這次革命，就是本書的主要部分所要寫到的；最後則説他當蘇維埃政府中的軍事人民委員長。這意思就是説他給新的工人共和國組織了防禦力量，創立了紅軍，進行了抵禦反革命軍隊的戰爭，反革命得到全世界列強軍火與給養的支持，戰爭在十四個前線上進行，戰線延長達七千英里，這戰爭就在他的領導之下獲得了勝利。托洛茨基在內戰中當最高司令官，享有獨立的權力，他獨立的程度，可以由這一事實中表示出來，即布爾什維克黨與政府的首領——列寧，給他一張白紙，上面簽着自己的名，讓托洛茨基填發任何在他認為適當的命令或指令。

對於托洛茨基生活中的三個最高點，我們覺得與其我們自己來説什麼話，還不如引那些在地位上足以批判他的人的評論，更加有益些。盧那察爾斯基——另一個出名的布爾什維克，在第一個蘇維埃政府中做過教育委員長，關於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的工作，寫過如下的話：“托洛茨基在彼得堡無產階級中的聲望，直至他被捕時為止，都是很大的，又因他在法庭上非常動人與英雄式的行為，他的聲望更加大了。我應該説：在1905年與1906年的全體社會民主黨領袖中，托洛茨基雖然年青，但無疑地表示他是最有充分的修養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少帶有某種亡命者褊狹性的標記，這標記我已經説過，那時甚至也妨礙了列寧；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究竟奪取政權的廣大斗爭是什麼回事。而他從革命中出來，獲得了最大的聲望。無論列寧或馬爾托夫都沒有很大獲得。普列漢諾夫則因他半立憲民主黨傾向而頗失人心。從那時起，托洛茨基便站在前列了。……”

這段話暴露出報紙上的神話，即是説托洛茨基自勃朗克斯一個裁縫的低微地位躍上了俄國革命的領導機關，那是多麼地荒謬。托洛茨基因為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的煽動家，被驅逐於瑞士，法國與西班牙之後，來到了紐約，受到當地斯拉夫族勞動民眾的歡迎，把他當作他們過去革命的英雄，與未來革命中的一個必然領袖。他向許多大規模的羣眾大會演説過，其中一次，許多美國人還記得吧，就是在希泡屈勞姆大會場舉行的，他當一家俄國革命日報——《新世界》的主筆，籍以維持生活。

講到托洛茨基生活中的第二個大成就——組織與領導1917年的十月暴動，那是毋需介紹別人對他的評論的，因事實已為全世界所熟知了。不過有一個人，後來成為他最大政敵的，對托洛茨基的領導所作如下的推崇，讀者總會感覺興趣的吧。在第二百四十一號《真理報》上，約瑟夫·斯大林論“最優秀的黨領袖的作用”，用下面的話來證實官方關於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記載：“實際組織暴動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領導之下進行的。我們可以確定地聲明：衞戍軍之迅速轉向於蘇維埃方面，以及革命軍事委員會工作之勇敢的執行，黨應該主要地與首先地感謝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的生活之第三個大成就，即他在內戰中組織紅軍與指揮紅軍，也是人所熟知，毋需解釋。不過在馬克沁·高爾基的回憶錄中，有一段話記載着列寧本人對於托洛茨基在軍事方面的功績的推崇，倒是值得摘引一下的。在高爾基與列寧的談話中，讀到了那謠傳的關於列寧與托洛茨基的不睦問題，列寧嘆道：“他們彷彿造了好多的謠，最多的是關於我和托洛茨基！”然後，拳頭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接着説道：“請告訴我，另外還有誰，在僅僅一年中間，能組織起一支差不多是模範的軍隊啊！”

我們相信，在托洛茨基的生活記錄中——包括他在1905年革命中的年青的勇氣，對十月暴動的組織與領導，對紅軍的創造與勝利的指揮，——這部《俄國革命史》將佔據一個地位，這部著作乃是這個確乎多才的與有力的心智的幾種最高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