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祐堂

獨著或與人合著的《中國介形蟲化石層位的分佈》、《中國的介形類化石》、《關於中國新生代地層的劃分對比問題》、《中國介形類化石》等是中國介形類古生物學與生物地層學最系統、全面的總結性著作。她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石油天然氣地質勘探開發中應用很廣，成效很大。為中國科研、教學、生產部門培養大批介形類古生物學工作者作出了重大貢獻。

1919年5月23日 生於河北省高陽縣河西村。

1935年 畢業於北平市燕冀中學初中，考入志成中學高中。

1939年 畢業於重慶市蕪湖萃文中學高中。

1940-1944年 在重慶大學理學院地質系學習。

1944年 在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工作。

1946年 任南京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理系助教。

1947年 任南京市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圖書館管理員。

1951年 任南京市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實習員。

1953年 任南京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56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6-1979年 任南京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名譽委員。

1980年 任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員。

1979年、1984年、1989年 當選為中國古生物學會第3、第4、第5屆理事會理事。

1983年 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博士生導師。當選為江蘇省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92年 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世界著名的地層古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侯祐堂研究員，因病醫治無效，於2010年1月18日12時45分，在南京逝世，享年92歲。

侯祐堂，女，1919年5月23日生於河北省高陽縣河西村，其父侯德封是著名地質學家（後來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院士）。9歲時，父親當時在北平農礦部（後為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士。她隨母親來到北平父親身邊上小學。13歲時，升人北平燕冀中學初中部，初中畢業後，考入北平志成中學高中。剛唸完高中二年級，“七七事變”爆發。當時，她父親在山西太原晉綏礦產測探局礦產課任技正、課長。她父親後來南下到湖南長沙，又到四川重慶，應新成立的四川省地質調查所所長李春昱之聘，任該所技正。侯祐堂亦隨母親、弟弟，輾轉到了重慶，學業受到了很大影響。後來，在由安徽蕪湖內遷重慶的萃文中學完成了高中三年級的學業，於1940年（21歲時）考入重慶大學理學院地質系。

她在重慶大學地質系受到很好的教育。著名地質學家朱森、俞建章先後擔任該系的系主任，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李春昱等也曾在該系兼課，該系的師資陣容很強。該系畢業生後來大多成為中國地質科學事業的骨幹棟樑。1942年，經濟部長翁文灝、政務次長秦汾、常務次長潘宜之聘李春昱擔任該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四川省地質調查所所長一職由侯德封繼任。1944年，侯祐堂從重慶大學地質系畢業後到父親任所長的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工作。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隨國民政府復員回南京。該所所長李春昱又邀侯德封去該所工作，侯祐堂又隨父親到南京，先後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工作。1949年初，與留美歸來的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技士楊敬之結婚。生有一女一子，現都在南京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侯祐堂、楊敬之夫婦都於1951年調入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以後相繼為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一直工作至今，歷半個多世紀，他倆都已成為中國地質學、古生物學、地層學的權威科學家。侯祐堂是中國介形類古生物學、生物地層學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楊敬之則是中國苔蘚蟲、層孔蟲古生物學與生物地層學、石炭紀地層學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侯祐堂1953年由研究實習員晉升為助理研究員，1956年升任副研究員，擔任過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0年至今，為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該所學術委員會委員，現為名譽委員。

侯祐堂工作十分出色。1956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獲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工作獎三等獎。1960年又獲該所躍進獎一等獎，同年獲“全國三八紅旗手”及“江蘇省三八紅旗手”光榮稱號。她輝煌的學術成就得到地質古生物學界同行一致肯定和讚譽。1979年、1984年、1989年連續當選為中國古生物學會第三、第四、第五屆理事會理事。1979年起，她又擔任了中國古生物學會與科學出版社聯合組成的《古生物學基礎理論叢書》及《古生物學論著叢書》編輯委員會委員。她還擔任過中國微體古生物學會副理事長兼介形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甲殼動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常務委員、名譽委員。

侯祐堂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她曾當選為江蘇省第三、第五、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長期擔任江蘇省及南京市婦女聯合會常務委員。

從195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幾乎年年有分配到古生物研究所介形類專業組的年輕同志，或大學畢業，或留蘇歸來，隊伍日益壯大。侯祐堂不僅言傳身教，而且採取以老帶新、層層幫、人人帶的辦法，到1981年慶祝建所30週年時，該專業組已有12人。如果以侯祐堂為第一代的話，其餘11人（陳德瓊、黃寶仁、施從廣、楊恆仁、何俊德、鄭淑英、葉春暉、勾韻嫺、王尚啓、曹美珍、耿良玉）可看作是第二代，改革開放時期又招收了很多研究生，或從其他部門調進來的年輕同志，可以算是第三代。於是該專業組也就形成了結構合理的人才梯隊。四五十年來，該專業組這一科研集體，無論人員數量，還是發表成果（論文、專著），在全國介形類古生物學界都是首屈一指、獨佔鰲頭的。他們還建立了介形類化石處理分析實驗室，培養了實驗人員7人，有1人已達到技師（工程師）水平。

以侯祐堂為首的該專業組還擔負了為全國介形類古生物學事業培養人才的光榮任務。從1956年起，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生產部門、野外地質隊等先後派到該所該專業組進修、學習的人員共達100多人次。他們成為自己單位介形類古生物學研究的骨幹，並且建立了自己的分析處理實驗室。

侯祐堂並非坐等外單位到他們那裏去學習、取經，還主動到全國各地傳經送寶。她去得最多的自然是介形蟲化石應用最廣最有效的石油勘探地區和各油田，她先後去過鬆遼地區（1957，即後來的大慶油田）、江蘇油田（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大港油田（1964）、江漢油田（1972）、遼河油田（1975）、勝利油田（1975）。1978年她以59歲高齡還去條件艱苦的柴達木油田考察，油田當局特別派了醫生、帶了氧氣筒由甘肅敦煌接她到柴達木冷湖油田，完成任務後，她又去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察。她在對各油田及石油勘探區中、新生代地層及生物羣的沉積特徵和生活環境有了系統的瞭解後，逐漸形成了新的研究課題，探討各地區地層順序及化石組合，進一步考慮介形類動物羣橫向的地理分區和縱向的演化等等，常常與各地區兄弟單位同行共同發表論文和專著，這樣做既創造了新的成績，又幫助了基層同行友人的進步與提高，從而把中國整個介形類古生物學推進到更新的階段。

侯祐堂不但是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介形類專業組的組織管理者，而且是全國介形類古生物學界的學科帶頭人。她對於業務工作的提高，特別注意了幾個方面。首先，要急國家之所急，承擔生產中的研究任務，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其次，要帶着生產中提出的問題，到有利於解決問題的地區和單位，系統觀察採集，蒐羅第一手材料，針對問題，進行研究。第三，切忌單打一，因為單一學科研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難以再深入發展下去，所以，必須創造條件使多學科、多手段相互滲透，綜合研究，針對重大關鍵問題，聯合攻關，才能取得突破，產生更大效益。這些也正是她們專業組的成功之道。

侯祐堂十分注意介形類古生物學知識在廣大地質古生物工作者中的普及。1951年，當她剛開始學習和研究介形蟲化石時，就把自己初步心得體會寫成《介形蟲的簡單介紹》一文，發表在《地質論評》上。為了滿足大規模地質普查勘探工作的急需，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於1957年編輯了一套《中國標準化石·無脊椎動物》，侯祐堂撰寫了其中第三分冊的節肢動物門甲殼綱鰓足亞綱及介形蟲亞綱。此書簡明扼要，文圖並茂，在當時的地質實踐中起了很大作用。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編輯出版的系列通俗《古生物小叢書》中，侯祐堂、陳德瓊、黃寶仁、何俊德撰寫的《介形蟲化石》一書於1963年出版，對於從事介形類古生物學研究的初學者來説是入門的好向導。

侯祐堂及其專業組十分重視國際學術交流。他們與國外同行學者、友人在出版品（論文抽印本、專著等）方面從未間斷過交流，從而使他們隨時能掌握本學科研究的世界動態。她本人和專業組人員也多次以訪問學者身份出國考察、參觀、學習、交流，參加國際會議，以及從事協作科研。

1960年，她去蘇聯訪問了4個月，主要去了莫斯科蘇聯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及全蘇石油地質勘探研究所，瞭解其對微體化石分析處理方法和實驗室設備。也瞭解他們對各時代介形類研究的現狀。前蘇聯在對介形蟲分析處理方面有“單杯法”、“雙杯法”、“蘇波金娜法”，值得我們學習。1975年，她曾去阿爾巴尼亞地拉那大學等4個單位考察，並觀察野外剖面。她又去羅馬尼亞地質地球物理研究所參觀、訪問，並去野外看剖面。1980年，她去美國也訪問了4個月，主要訪問了美國聯邦地質調查所（USGS）的索恩教授和特拉華州立大學地質系的斯維因教授，並參觀了幾個地區的有關單位，重點觀察了美國中、新生代非海相模式標本及發表的標本，與有關學者討論化石屬種鑑定問題。並參觀他們的實驗室，瞭解先進儀器設備的使用，以及介形蟲化石切片的處理操作等等。趁機她收集了若干專業書刊資料，補充自己的不足，豐富本所圖書館的藏書。侯祐堂與美國斯維因教授合著的《某些有用的非海相中生代介形類的地層時代分佈》一文就於1982年在美國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召開的“第8屆國際介形類會議”上宣讀並出版。

1979年，第7屆國際介形類會議在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舉行，侯祐堂與耿良玉、曹美珍等提交了論文《中國中、新生代介形蟲研究之進展》，後在該會議論文集上出版。1985年，侯祐堂出席了在日本靜岡舉行的第9屆國際介形類會議。會間還去東京灣現場採集標本。1986年她又出席了在澳大利亞瓦加瓦加舉行的第2屆淺海特提斯會議，並去野外觀察剖面。通過一系列的國際交流，找出我們與發達國家業務技術上的差距，找到了迎頭趕上國際水平的研究方向。同時，也向國際同行友人展示了中國介形類古生物學突飛猛進的光輝成就，弘揚了我們的優勢和特長，提高了中國在國際學術舞台上的地位。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侯祐堂有着十分明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她深知一個正直的人必須要做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事，以報答黨、國家和人民對自己的培育之恩。她回想起新中國建立以後，婦女地位提高，自己有幸進入科研人員行列，並選擇了介形類古生物學為自己主攻方向，本單位又為自己創造了一切必要的條件，自己就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之奮鬥終身。她胸襟坦蕩，志向宏偉，從不在名利場上角逐，只是埋頭於自己的三尺辦公桌，在這一方科學淨土上腳踏實地，默默耕耘。她一心琢磨的就是為黨、為國家“出成果，出人才”，也就是多發表論文、專著，多教導、培養晚進後學者。雖然她沒有獲得科學界更高的榮譽和頭銜，但她毫無怨言，從不計較，她始終對比自己獲得更高榮譽的人十分尊重，虛心學習別人的優點。正因為如此，她高尚的人品贏得了更多人真心實意的尊敬和擁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