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

1931年10月，由左翼文人潘梓年介紹，在上海靜安寺一家白俄人開的咖啡館裏見到了潘漢年和王子春。潘、王二人代表組織通知侯建：根據他的要求與表現，同意吸收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一名特別黨員，以後與潘漢年單線聯繫。

同時告訴侯建：組織上決定他參加中央特科工作。要求侯建在社會上逐漸地褪去“左”的色彩，慢慢地變成一個灰色人物，向中國國民黨的中、下層社會轉變，然後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敵人心臟，為黨收集戰略情報。當時，中央特科是專為保衞黨中央機關的安全，而特別設立的政治保衞機構。任務是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特務，營救被捕同志，是黨中央直接指揮的對敵進行地下隱蔽鬥爭的特別工作隊。從此，侯建便成了潘漢年情報網中的重要人物，很快就利用其得天獨厚的社會關係，打入了中國國民黨CC系特務組織。

1932年春，侯建通過表兄的介紹，結識了時任中國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局長、CC系首領陳立夫手下紅人吳醒亞。在中央特科的具體安排下，侯建又秘密加入了CC繫上海反共特工小組，逐步取得吳醒亞的好感與信任，1933年春，吳醒亞正式吸收侯建加入了由他和潘公展直接領導的法西斯反共團體“幹社”，被任命為情報組長，儼然成了“幹社”的主要骨幹。1933年7月潘漢年奉命進入中央蘇區。侯建改為與王子春單線聯繫，侯得到任何情報均及時報告給王子春，同時接受王子春所交給的任務，直到1935年夏天，聯繫突然中斷。因為發生了“西怪人”事件。所謂“西怪人”事件，就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局長Joseph Waltom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力行社逮捕。Joseph Waltom被捕後一言不發，連姓名、國籍、職務均不透露。當時輿論界稱此案為“西怪人”之案。然而，中國國民黨特務從“西怪人”的筆記本中，找到了侯建的化名“春光”及聯繫電話號碼，因而侯建被捕，負責處理此事的是中國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隊隊長翁光輝。雖然翁光輝對侯建拒絕交待中共情報組織的機密十分惱火，侯建只説為向“西怪人”學習英語才同他聯繫的，關於共產黨情報，只用英語談了一次共產主義理想問題，其他什麼也不肯説。但礙於吳醒亞的面子，不敢動刑。加之侯的父親侯曉嵐是老同盟會員，追隨、支持、資助過孫中山革命。侯的母親袁殊蘭是蘇州有名的富家小姐，與中國國民黨高層要員家屬頗有交往。其父母一齊出動，多方疏通，侯建被押送到武漢“反省院”進行“閉門思過”，不久被擔保釋放。侯建出獄後，覺得繼續留在國內難以開展工作，請求再度出國留學。經組織同意，他留學英國，專攻無線電通訊技術。

1937年春，潘漢年奔波於寧滬杭，參加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恰巧侯建也學成歸來，回到上海。他設法找到了潘漢年，彙報了學習情況和收集到的有關法西斯陣線（德意日聯合）的一些情報。這樣，經歷了兩年的風風雨雨，侯建又回到了黨的情報戰線，成了潘漢年手下的大將。與此同時，杜月笙向戴笠介紹了侯建，説侯建是留日本、英國的高才生，有非凡的才幹。戴笠便派人四處找他，要他參加軍統工作。侯建立即把此事向潘漢年作了彙報。潘一聽大喜過望，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莫錯過，指示侯建藉此機會打入敵人內部。於是，兩年前被國民黨力行社逮捕的侯建，於1937年9月，在戴笠的領導下，成了力行社的骨幹分子。1939年初，潘漢年從重慶飛抵香港後不久，侯建正好赴港參加戴笠親自主持召開的軍統情報工作會議。侯聽説潘漢年在港，便設法找到了潘漢年，向他彙報了上海的敵偽及國民黨軍統的活動情況，潘漢年表揚侯工作出色，並約定在上海見面。在港期間，戴笠多次召見侯建，對其多方考察的同時，不得不對侯建的能力與才華表示讚賞。會議結束之前，戴笠單獨交給侯建一個絕密任務：全力對付汪偽的“76”號特工總部，並設法將其摧毀。侯建想，國難當頭，在目前形勢下，一切以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為原則。只要符合這個原則，都可以答應下來。然而，他有兩點失誤：一是潘漢年已離港，又無法直接聯繫，沒有向潘漢年彙報與請示，從而未能得到黨的支持與幫助；二是年輕，缺乏經驗，對戴笠所領導的一些特務頭子缺乏足夠的警惕。侯建回上海後，反覆調查研究，制訂如何摧毀“76”號魔窟的詳細計劃，並將此計劃的副本呈交軍統系統上海地區區長王天木審核備案。豈料王天木早已秘密投靠了汪精衞，此事很快暴露，侯建被捕，押進了“76”號魔窟，險些喪命！

侯建被多次審訊後，汪偽的兩個特務頭子李士羣與丁默村發生了分歧。丁默村認為侯建太可惡了，應該立即殺掉。李士羣認為侯建精通無線電技術，懂得多國語言，尤善日語與英語，是難得之才，無須處死，可留為己用。兩人爭得臉紅耳赤，互不相讓。最後只得聽周佛海的。周佛海沒有到會，對雙方意見寫了這麼一句話：“凡可殺可不殺者，就不要殺。”於是，侯建得以倖免於死。後來，李士羣把侯建帶回到自己家裏，李士羣的妻子葉吉卿與李一樣也是一個叛徒，早年參加中共活動時就認識侯建了。這樣，三人便在李的客廳裏交談起來。李士羣對侯建説：“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只要願意合作可免一死。”豈料侯建冷笑一聲説：“哼，不要以為日本人是你們的後台，我也有日本人做我的後台。”接着又對李士羣説，“你能讓我打個電話出去嗎？”李不知道侯建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正在猶豫，還是葉吉卿反應快，指着電話機説：“你打好了。”並示意李士羣上樓去，由她一個人看着侯建。侯建立即撥通了日本駐滬總領事館的電話，用日語與對方交談。葉吉卿也懂得一些日語，幾句話之後，就已經聽出苗頭來了。她讓侯建一個人在客廳慢慢喝茶，用些糕點，自己上樓去與李士羣商量。不一會兒，李士羣夫婦下樓來，告訴侯建，讓他在一個安靜的地方考慮考慮再説，立即派人把侯建送到虹口區一個秘密地方住下。葉吉卿在叛黨之前，與侯建的妻子牛景新也熟悉，便給牛景新女士打了個電話，告知牛景新，已經找到了侯建的下落，叫她放心，士羣正在設法營救侯建出來等等。於是，侯建的事又一次出現了轉機。那麼，侯建給誰打了電話，一個電話，竟有如此威力？與侯建通話的是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巖井英一。此人是個中國通，是一個以文職身份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老資格高級特工，他名義上為副總領事，但總領事也讓他三分，他實際上是巖井特務機關的總頭目。他的主要任務是利用文化界人士，組織文化輿論方面的宣傳活動，同時收集有關戰略方面的情報。侯建也是上海灘名噪一時的文化人，曾奉組織之命，早在1933年就與巖井英一有過交往。在巖井英一看來，侯建的日語水平，可以到東京電台當播音員，加之侯建聰明機智，投其所好，經常請巖井英一上館子，陪他逛舞場跳交際舞，巖井很快把侯建當作好友。現在侯建遇到了麻煩，他滿口答應幫忙。兩天後，他親自帶了兩名書記員，趕到“76”號，以命令式的口氣，要把侯建帶走。見到侯建時，他讓侯建先上車，幫侯建關好車門，自己再上車，令“76”號的汪偽特工驚奇不已。侯建被釋放後，巖井要侯建公開表態與日本政府合作。鑑於在接受戴笠任務時，未能及時向潘漢年彙報請示的失誤與教訓，侯建學乖了，便表示容他考慮幾天再説。巖井答應了。侯建立即千方百計尋找潘漢年，恰巧這時潘漢年也在上海，侯建找到了潘漢年，向潘彙報了自己被捕經過和巖井所提出的要求，請潘決策。潘漢年對侯建是信任的。他肯定了侯建在國難當頭，以抗日救國為首要任務的決定是對的。但必須向組織彙報請示之後才能開始行動。潘考慮了一會後説：“存在就是發展，不妨將計就計，打入巖井機關，作為有日本特工機關為背景的汪偽的反對派而存在。”潘漢年又説：“至於軍統的關係，也不要中斷，你可以寫一封親筆信，説明你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被王天木出賣，而被‘76’號特工部逮捕，不得不假意投敵，請求長官諒解，並保持默契等等。”根據潘漢年的指示，侯建立即給戴笠寫了信，並設法交到了戴笠的手中。同時，侯建也答應了巖井的要求，加入了巖井機關，成了一名日本“特工”。不久，侯建又收到戴笠的親筆信，信中對侯建的處境表示充分的理解，讚揚侯建雖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因此而暴露了內奸王天木也是可取的。戴笠還勸侯建“忍辱負重，等待時機，東山再起”。不過，侯建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抗日愛國人士和共產黨員的唾罵，認為侯建是一個“軟骨頭”，經不起考驗，而“反水”當了漢奸，紛紛寫信罵他，與他斷絕往來。

侯建承受着譭譽的痛苦，忍辱負重，在“漢奸”的行列中，為黨的事業、為民族解放、為國家獨立而默默地工作着、戰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