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金烈

來金烈（1928-2006），武鄉縣蟠龍鎮石泉村人。1935年至1941年在本村小學和縣立高小讀書；1941年在本村當民兵，後編為基幹民兵，配合八路軍支前作戰。

1943年6月經村公所和區政府介紹，參加了八路軍，到太行三分區炸彈所當戰士（也是該所工人），主要任務是製造手榴彈、地雷、煙霧彈等武器，直接供應前方部隊。

1945年10月調太行軍工部二大廠二分廠當工人。後任該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支部書記、華北兵工局團籌委會委員，曾參加了全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194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入華北兵工職業學校學習。

1951年7月調中央人民政府兵工總局西南臨時工作團當團員，後赴西南工作。1952年2月後，任西南兵工局四五六廠十一所副所長，槍身車間副主任、主任，四五六廠生產長、生產副廠長、廠長、廠黨委副書記。

1970年3月任四五六廠革委會副主任、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成員。1971年3月任援助敍利亞專家組組長，黨支部書記。1976年5月任第五機械工業部物資局代局長，生產調度局長，黨支部書記。

1979年3月後，任第五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兵器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1986年任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軍工總監、黨組成員。1988年任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中國北方工業（集團）總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

1993年被選為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同年當選為中國兵工學會理事長。1998年當選為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 

1978年12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全黨工作實現重點轉移，國防科技工業向何處去的問題，擺到中央決策層的議事日程。在一次重要會議上，鄧小平全面闡述了調整國防工業的十六字方針：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民養軍。這是洞悉世界風雲的人才具有的遠見，它來自世紀偉人鄧小平對戰爭與和平的正確判斷。他預言：世界大戰20年內打不起來。這個預言，使我國從臨戰狀態轉入和平時期。從此，中國國防工業面臨着轉向經濟主戰場，選擇生存之道與發展之路。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79年3月，來金烈走馬上任第五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主管軍品科研、生產管理等工作。

由於歷史的原因，兵工企業的生產由兵器部直接管理，與地方經濟完全脱節。如何適應市場經濟規律，使兵工企業迅速走出自我封閉、找米下鍋的被動局面，來金烈想到了與地方政府的合作。他的建議得到了部黨組的鼎力支持，並很快付諸實施。兵器部首先在重慶成立了四川兵器工業管理局，作為派出機構，受部和重慶市的雙重領導，共同制定民品發展規劃。在重慶經濟中心的統一規劃下，兵工企業淘汰了一批經濟效益差，同地方中小企業“爭飯吃”的產品，把主要力量轉到生產能源設備、交通運輸機具、光學和化工設備等對發展西南地區國民經濟有重要意義的產品上來，發揮了兵器工業部和重慶市兩方面的積極性，也克服了盲目上馬，重複布點的狀況。在“部市合作”中，雙方企業圍繞重點產品加強了橫向聯繫。繼“嘉陵”摩托車經濟聯合體之後，又相繼成立了“鐵馬”重型汽車、“長安”微型汽車、“重慶”建設摩托車等一批聯合體。這些聯合體以具有技術和設備優勢的兵工企業為龍頭，使兵工企業和重慶地區數百家中小企業聯合，進行專業化配套。短短五年間，兵工企業共向重慶市上交民品税金五千多萬元。

部市合作的成功，不僅使重慶兵工企業形成一批重要支柱產品的生產能力，也使重慶成為全國矚目的摩托車、汽車、光學產品的重要生產基地，為全國各軍工部門“保軍轉民”的改革提供了借鑑。國務院負責同志評價這一做法時指出：“部市合作，推動軍工、民用企業間的橫向聯合、合作，很好！”之後，兵器工業部與天津、陝西、河南等省建立了合作關係。隨着這種合作的發展，兵器工業開創了軍品生產和軍工技術轉民用的新局面。

1986年，為打破軍民、部門和地區的界限，加強對全國機械體系和兵器工業體系的統一管理、宏觀指導和控制，國務院決定在撤銷兵器工業部和機械工業部的基礎上，組建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簡稱國家機械委）。在委主任領導下設立了軍工總監，統管原兩部的軍工工作。來金烈就任軍工總監。此時，國防工業大規模壓縮，訂貨大量減少，一批企業沒活幹，一向令人羨慕的兵器行業頃刻間全行業蕭條，陷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悽慘境地。來金烈走馬上任軍工總監，正是兵器工業面臨危急的關頭。

就在此時，有人提出的將兵工行業全部交地方政府管理的建議得到國務院負責同志的認同，一些生產任務不重的工廠已開始交地方。看到這些，來金烈心急如焚，一向温和寬厚的他這回兒可真急了。國防工業是一個戰略性產業，是一個特殊行業，必須由國家承擔。於是，他決定“進諫”，力保兵工行業。他急切地找到軍委主管國防科研的劉華清副秘書長，顧不上客套，便説：“劉秘書長，將來我們的軍隊是要先進的武器，還是要打狗棒！這樣下去，我們的軍隊遲早會沒武器的。”來金烈的舉動令劉華清十分感動，他所反映的情況引起了劉華清的高度重視。劉華清據理力爭，提出了不同意見。於是，兵工行業是否下放地方這個問題被多次論證，來金烈也多次參與討論。面對一時難以形成共識的局面，來金烈巧妙地提出“先行調研，再做最後決斷不遲”的建議。這個不温不火的建議被與會人員所接受。之後，他受命率領工作組深入到兵工行業和當地政府進行調研。真實情況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地方政府不願意接受軍工企業這個包袱，兵工企業下放地方的預算費用需要一百多個億。這種客觀情況及所需費用遠遠超出了提議者的想象，故放棄了原來的想法。兵工行業由於來金烈的“巧諫”而得以保全。

“回過頭來看，這件事情讓你不得不佩服來金烈的膽識、勇氣和責任感。假若當年沒有來金烈的‘巧諫’，後果不堪設想。”當年曾贊同交地方政府管理的一位同志現在談起這段往事時感嘆。 ^[1]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商品市場還處於初級階段，日用品十分缺乏。許多軍工企業為了渡過難關，四面出擊，盯住市場上的一般消費品，“飢不擇食”，什麼緊俏，就生產什麼。這種滿天撒網式的民品開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生產任務不足造成的困難局面。但是，隨着民用企業在改革開放中迅速成長，他們的產品很快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贏得了主動。而軍工企業長期從事的是單一的軍品生產，習慣於“任務國家下，材料國家供，產品國家包，盈虧國家保”的生產方式，養成了強烈的依賴思想。由於對市場不瞭解，軍工企業面對商品經濟的新情況，表現出很大的不適應，未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術優勢，缺乏競爭力，真正在市場上站住腳的產品並不多。兵器工業在軍品訂貨、國有企業改制、軍品生產能力調整等方面受到了比其他軍工行業更大的衝擊，企業虧損嚴重，軍轉民處於困境之中。

保軍轉民步履艱難的狀況牽動着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心。1988年12月25日，經國務院批准，中國北方工業（集團）總公司成立，來金烈出任總經理。成立中國北方工業（集團）總公司就是把整個兵器工業組織起來，改變兵器工業多年來政企不分的管理體制，變成了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依法承擔經濟責任的經濟實體，把整個兵工系統推向了商品經濟的第一線。

面對巨大轉折的嚴峻“現實”，來金烈沒有怨言，而是追隨着時代的步伐，率領全體兵工人從焦慮與疑惑之中掙脱出來，走出深宅大院，走出深山峽谷，踏上了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兵器工業的創新發展之路。也就是兵工人所説的“第二次創業”。

儘管對兵器工業瞭如指掌，來金烈還是老辦法，踏踏實實搞調查研究，從藴藏着巨大創造力和豐富想象力的羣眾中去尋找靈感，從實際中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良方妙計。在西北，他率領工作組10天時間跑了2000多公里，走訪了12個兵工企業。每到一地，他都站在歷史和全局的高度，大講特講保軍轉民的方針政策，反覆強調軍工企業走軍民結合之路，是國家建設戰略重點轉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時代賦予的歷史責任。

他調查一路，也思考了一路。對於如何解決整個行業普遍存在的產品結構不合理、經濟效益不理想、管理水平跟不上、思想觀念不適應的問題已成竹在胸。他在總公司一次會上強調，總公司的經營戰略必須跳出軍工小天地，放眼世界大市場，逐步創造條件躋身於世界名位最高的大公司之列。他為總公司確定了實現三年消滅企業虧損、五年基本建成軍民結合型新體制，近期集中力量搞好發展民品、承包經營、扭虧增盈三件大事。

對於開發民品，來金烈並不陌生，1957年曾參與新中國第一輛“長江牌”46型吉普車的研製。他深知選準民品開發項目是兵工成功實現軍轉民戰略的關鍵。他在仔細進行優劣分析之後，提出了建立具有兵工特色“軍民結合，軍品優先；三大系列（機械、化工、光電），車輛為主；多種經營，突出外貿”的戰略目標，為兵器工業走上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來金烈的積極引領下，總公司直屬的生產企業根據自己的優勢，調整產品結構，深化企業改革，瞄準市場需求，不僅很快開發出一批技術含量高、規模效益好、工藝設計相近且適銷對路的產品，形成了微（重）型汽車、摩托車、石油機具、民用槍彈等10多類重點支柱民品，更重要的是軍品攤子逐步得到了調整、收縮和提高；不僅推出了嘉陵、建設、長安、北方等一批優秀品牌，更重要的是在“軍民結合”中使我國的常規武器裝備的科研、生產能力和水平實實在在地上了一個大台階；不僅培育了一批優秀企業，更重要的是在國民經濟主戰場和國際市場競爭中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下，我國兵器工業打開了軍品外貿。同時，來金烈又把目光盯在了引進先進技術上。1989年9月，蘇聯解體，時刻關注國際形勢的來金烈此刻作了這樣的判斷：多年來，蘇聯大規模地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在許多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有許多高新技術值得我們引進和借鑑。目前俄羅斯經濟困難，企業都在尋找出路，急需出口創匯以支持企業發展。此時，開展對俄技術合作對我十分有利。在徵得有關領導支持後，來金烈受命組團訪問俄羅斯。在對方的周密安排下，來金烈一行在一週時間內先後參觀考察了6個地區的12個工廠、研究所和實驗基地。訪問歸來，來金烈組織訪問團成員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在向上級提交的考察報告中，來金烈大膽提出了“以引進技術和引進人才為主，必要時引進生產許可證”的合理化建議得到主管部門領導的肯定。國家相關部門隨之成立引進辦公室，協調引進事項。之後，其他領域也開始了各自的引進工作。

曾親歷這一過程的原某局長作了這樣的評價：“來總經理開創的對外引進不僅使我國的某些常規兵器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也為兵工企業的生存發展和創匯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應該記住他！” ^[1] 

來金烈為人處事的哲學是赤誠厚道，一視同仁。

早在太行兵工廠時，來金烈就十分重視發動羣眾，依靠羣眾，和羣眾打成一片。到重慶456廠後，環境變了，職務高了，他聯繫羣眾的作風沒有變，他同幹部和工人們親密無間，息息相通，甚至對許多人的脾氣秉性、興趣愛好、生活特點、工作能力、業務水平等等都一一瞭然在心。不管誰遇到什麼困難和問題，前去找他，他總是耐心細緻地加以疏導，予以解決，從不發火，更不推諉，所以，大家都樂意與他接近。？在456廠的20多年間，幾乎每天都有人到來金烈家，家長裏短的事兒絮叨得沒完沒了。其實，對誰個的問題和要求，來金烈瞭如指掌。近萬人的大廠，他對四級工以上的人員都能叫出每個人的名字。他調北京時，是單槍匹馬來的，沒從老單位帶一個人。當了部長後，人們不僅樂意到辦公室找他，而且更喜歡到家裏去。因為在他家裏談事，氣氛更好，更自然，更開懷，還可以談得更透徹。他的家裏真可謂座上客常滿，杯中茶不空。此外，他還經常走出去登門造訪，或商談事情，或傾聽意見，或問寒問暖，或探視病情。曾跟他八年的秘書田竟回憶説：“我跟來部長當秘書的第一天他就特別交代，只要是老軍工或是一線來的人都要安排見個面，不能‘擋駕’。每天找他的人最多。所以有些機關局處長們不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他交我辦的事情除了工作以外大都是基層和老軍工的，家屬子女的事兒沒有一件讓我辦過。”

來金烈的足跡遍佈全國兵工企業，只要是管轄的，不論是大廠還是小廠，他都去看過。他每到基層總是深入到車間，同第一線的生產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在一起，共同研究問題，把情況摸清搞透，再下結論做指示。？羣眾之所以如此親近來金烈同志，不僅因為他是一位高級幹部，履行着重要的職責，還因為他總是以普通一員的身份平等待人，在生活上沒有半點特殊化。他從來不接受特殊照顧，下基層只住廠招待所，不住高級賓館，離開時總不忘與服務員、炊事員們告別、致謝。他還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地，都請廠裏的老同志一起吃頓飯，詢問他們的想法、傾聽他們的意見、關心他們的生活。正因為如此，兵工企業的許多同志都與他成了好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後，仍有不少人出差來京時還要到家裏看望。

來金烈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是既嚴格又寬厚。嚴而不厲，寬而不縱，豁達仁厚，親如家人。20多年來，先後在他身邊當過秘書和司機的有五六人，但不管誰在他身邊工作多長時間，也不管誰離開他若干年月，他都始終一一掛在心上，時常予以關懷和垂詢。跟他6年的秘書王永輝滿懷深情地説：我在當秘書的時候，也做過傻事，但從不責怪，沒見他發過火，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對己，來金烈廉潔奉公，對家人的要求十分嚴格。他的夫人在重慶時一直在工廠管理技術檔案，調北京後在部下屬的所裏工作。她為人非常低調，從不張揚。家離單位較遠，她每天都是坐公共汽車上班，中間還要轉換兩次車，一直到退休。不少人到她退休時才知道她是部長夫人。退休前，部裏領導主動要把她的關係調到機關，這樣待遇會好些，被她婉拒。兒子1970年招工進了重慶長安廠當了鉗工，從學徒開始，一干就是7年。靠自己的努力，擔任廠團委副書記、車間黨支部副書記和共青團重慶市第六屆委員。1977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學，四年學業完成時，來金烈已是五機部的副部長，按規定兒子可以留在北京，當徵求父親意見時，來金烈語重心長地對兒子説：“你大學剛畢業，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先回基層鍛鍊幾年再説。”就這樣，兒子又回到了原單位，從技術員幹起，一干又是5年。女兒1971年1月應徵入伍來到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附屬醫院勤務連炊事班，燒火做飯餵豬樣樣都幹過，並被選拔為炊事班班長，後靠自己的努力上了學，提了幹，直到1982年轉業回到父母身邊。

1993年4月16日，來金烈因為年齡原因離開了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總經理的崗位，專職全國人大常委之職。人雖離開兵工崗位，但對兵工的關心絲毫沒有減退。2004年離休後，由於長期的勞累，來金烈積勞成疾，身患癌症。但在病重住院治療期間仍在為兵工事業發揮餘熱，他和牛季良撰寫的《太行山上的兵器工業》小冊子的最後修訂就是是在病塌上艱難完成的。 ^[1] 

2006年7月21日，78歲的來金烈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8月9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來金烈同志逝世》的消息。按照生前遺願，喪事從簡，只通知了在京的單位和部分生前友好。可就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遺體告別時，出乎組織者的意料，從陝西、山西、內蒙、四川、重慶等不少京外兵工企業的人員自發地來了，合作過的日本雅馬哈發動機株式會社、日本鈴木公司等外資企業的代表來了。公墓的工作人員説：“好多年沒有這樣大的場面了。”

靈堂外，烈日下有數千羣眾等候向他道別，送他遠行。當他們依次進入靈堂，走到來金烈靈牀前，許多人流淚哽咽，對於一個把畢生精力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給了他所熱愛的兵器工業的老兵工，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1] 

金烈同志：

今年5月,重慶相遇，感謝盛情接待，遵囑寄去本人像片一張，請收酌處。

柳溝兵工廠，對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作出了重大貢獻的，值得紀念。

我常懷念柳溝，因我1939年秋由延安到達十八集團軍總部所屬軍工部後，雖然在幾個兵工廠工作過，但由於時間都比較短。從1942年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期間，我的工作崗位主要在柳溝。我在工廠擔任過工會秘書、厂部秘書、副教導員、副監理、副廠長等職，我不是工廠的主要領導者，我只是他們的助手，側重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努力工作。

我常想起和我共事的領導人：陳海清、陸達、高原、熊傑、李作錦等同志，他們那種忠於職守、不畏艱險、艱苦奮鬥、善於聯繫羣眾和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是學習的榜樣。對工廠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如陸達頑強地解決炮彈殼燜火技術,孫豔清創建土法鍊銅，陳志堅帶病為工廠擴建拼搏等先進事蹟都令人欽佩難忘。

我對來自全國各地的技術能手和廣大的武鄉工人更是懷着深深的敬意和革命感情。他們團結一致、堅定不移地戰鬥在生產第一線，把青背塔的煤開採出來,沿溝挖掘出大量的鐵礦石，用馬嵐頭冶鐵部的熊熊大火煉成堆積如山的毛鐵，然後在莊底村分別把鐵焦搗碎、裝缸、熔鍊、翻砂、燜火鑄成炮彈殼體，再加上新建機工、鉗工、火工部門的日夜奮戰，環環緊扣使柳溝像一條憤怒的巨龍，在大量生產手榴彈的基礎上，又把大量的迫擊炮彈送往前線，沉重地打擊了日寇和蔣家王朝，他們的抗日熱情是如此高漲，哪怕日寇侵佔蟠龍，嚴重威脅工廠的時候,也未停止生產活動；他們的革命精神是如此旺盛，不僅加班加點生產炮彈,還毅然獻出個人積蓄支援劉、鄧大軍,解放全中國我不會忘記，那數以百計趕着毛驢、帶着窩窩頭運送道軌和炮彈的太行各縣老鄉，忘不了在河不凌灘上試射炮彈的危險場面，以及主要由於設施簡隨而帶來火工部的爆炸聲。我不會忘記，柳溝附近那些連綿不斷的黃土坑梁、深溝、河灘和非常熱鬧的蟠龍鎮。那招之即來的由韓村長（人稱韓駝背）親自領導和參加的礦工樂隊―八音會彷彿又在耳邊迴盪。我和永芬同志1946年在陳家牆土窯洞中舉行婚禮的情景又重現在眼前。

總之，柳溝兵工廠的成績是輝煌的,但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八路軍的保護支持和地方政府,尤其是武鄉縣和韓壁區政府的密切配合，就不可能完成如此光榮的歷史任務情之所至，信手寫出，掛一漏萬，尚望賜教。 ^[3] 

敬禮，向全家問候

牛季良七十七歲

1996年6月於成都

【注】牛季良，建國後曾任四川省電子工業廳副廳長。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