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裏·安德森

佩裏·安德森與其同時代的大多馬克思主義者不同，安德森出生於一個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在30年代任職於中國海關。雖然出生於倫敦，但在1938到1941年期間，安德森卻是在上海度過了自己的嬰兒期。 ^[1] 

安德森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職位是歐洲思想史講座教授，曾為《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雜誌的編輯。

《新左派評論》創立於1960年，由兩本期刊《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新理性人》（The New Reasoner）的合併組成。霍爾在1961年末辭去了《新左派評論》編輯（第一任主編）的職務後，由此開啓了安德森長達20年的主編工作（1962—1982）。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與英國新左派成員不同——他們大都來自工人階級或少數族裔等中下層階級——安德森卻家境顯赫，生活寬裕，所以當雜誌一蹶不振，銷量堪憂的時候，安德森便可以把這份雜誌買下，重整旗鼓，並打造成像薩特所主編的《現代》（Les Temps Modernes）（1945年成立）雜誌那樣。而且，差別的不只是社會身份和家庭環境，在思想取向上，安德森更加認同歐陸傳統，即現在我們所説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如薩特，葛蘭西等。在安德森看來，英國存在兩種傳統：以湯普森為代表的經驗主義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傳統；以雷蒙德·威廉斯為代表的“文化與社會”即文化社會主義傳統。

安德森注意到，在諸多歐洲國家中，唯有英國沒有產生出與涂爾幹，韋伯，馬克思和帕累託等相比肩的社會學家，更沒有產生出像薩特，阿爾都塞，阿多諾，盧卡奇或葛蘭西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雖然威廉斯有時也被稱為英國的薩特。安德森將這些理論成為英國文化與社會的“缺席的中心“。反觀中國，雖然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比英國要長久一些，但原本的中國知識人傳統似乎更接近英國的“文化與社會”傳統，當下對英國文化研究的熱情擁抱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也要歸因於這種傳統上的契合。

佩裏·安德森，全名Francis Rory Peregrine Anderson，歷史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政論家，被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譽為“英國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自從1962年起長期主持《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的編輯工作，並參與創辦左頁（Verso）書局，批判英國例外主義，推動歐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譯介，顯著提升了英國左翼知識界的理論水平及在公共領域中的影響力。迄今共出版了十二本專著，在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多個領域具有深遠的知識影響力，其中1974年出版的《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是廣受讚譽的歷史社會學經典之作。他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的有《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交鋒地帶》、《後現代性的起源》、《思想的譜系》。2015年，安德森教授推出新著《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思想者》（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Verso, 2015）。

安德森教授1938年生於英國倫敦，是已故歷史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弟弟，幼時曾隨父母居住上海，後就讀伊頓公學，1956年進入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80年代曾任教於美國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目前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講座教授。 ^[2] 

於是安德森要引進第三種傳統，即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他認為，原本散漫的經驗主義社會主義理論行將枯竭，於是新的革命文化和工人階級需要新的理論，在70年代，阿多諾，阿爾都塞，科萊蒂，戈德曼，葛蘭西，科爾施，盧卡奇以及德拉-沃爾佩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通過新左派叢書（NLB）（後改為Verso）被紛紛引入。

除了譯介，安德森也出版了兩本有關歐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1976），《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1984）。在這兩本書中，安德森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完全脱離了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實踐，用隱晦難懂的哲學術語大談美學、文化等上層建築問題，而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經濟等基礎和實踐問題卻避而不談。在安德森看來，只有葛蘭西堪與馬克思，列寧，盧森堡和毛澤東等人相提並論，而其他人則完全脱離了實踐，成了“自由漂移的知識分子”（曼海姆）——雖然他們本人想要成為“有機知識分子”。

安德森一代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既不同於30年代因為反法西斯運動所產生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也不同於冷戰時代所形成的西馬傳統，他們更為關注的是60年代的反帝國主義革命的偉大浪潮，即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運動：古巴對美帝國主義的勝利，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殖民者的勝利以及非洲的去殖民化運動。這些革命運動無疑激勵着安德森等人的文化政治實踐。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