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絃歌之聲，俱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為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遣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寡〕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台。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眾，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眾書之多，善揚子云，出入遊獵，子云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云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云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歡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佔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觩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

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嘆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之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鬱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台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台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命〕，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鬱郁，莫盛於斯！天晏，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也。

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説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説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説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

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説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説。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

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了，了者，目文了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

揚子云作《法言》，蜀富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云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云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以〔見〕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佔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1] 

王充（27～約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為核心範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説無着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