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功偉

何功偉，又名何斌（彬），1915年11月21日生於湖北省咸寧縣柏墩鄉中田販。“--二九”抗日救亡羣眾運動的浪潮湧向武漢的時候，他是武漢學生運動的著名領袖之一。不久，他到上海在全國學聯的領導機關工作，於193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回到湖北，歷任中共湖北省工委、農委委員，武昌區委書記、鄂南特委（後改為鄂南中心縣委）書記和鄂中特委書記、湘鄂西區黨委宣傳部長、書記和鄂西特委書記等職。 ^[2-3] 

1938年7月6日，何功偉響應黨中央關於“回到自己的家鄉去，領導保衞家鄉與反抗暴敵的游擊戰爭”的號召，肩負着中共湖北省委交給的重任，回到老家咸寧建立黨組織和人民武裝，發動羣眾準備抗擊日寇。

何功偉回到家鄉後，首先把當地扶搖社這個青年學生組織改造成為抗日救亡的進步團體，接着又開辦民眾夜校，廣泛進行抗日宣傳。他還在輔興街成立了“咸寧學生戰時工作團”，規定該團的任務是:廣泛團結和組織全縣學生，動員全縣各界民眾，為救國救鄉而抗戰到底。咸寧學生戰時工作團以講演、璧報、圖畫、標語、歌詠、戲劇、民校、民眾茶園等方式，向各界民眾宣傳抗戰的意義與爭取最後勝利的辦法，促進咸寧全縣抗日救亡羣眾運動的蓬勃開展。

在大力喚起民眾的過程中，何功偉積極進行建黨工作。建立了柏墩支部和咸寧特別支部。僅兩個多月的時間，咸寧縣的共產黨員就發展到一百多人，建立了四個區委，黨的活動遍佈全縣。

隨着黨組織的迅速發展，何功偉把對黨員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到了重要日程。在柏墩，他開辦了兩期黨員訓練班，重點進行革命氣節教育，嚴肅地要求每個黨員牢記黨的最高理想和當前的抗日救亡任務。

何功偉不僅在咸寧點燃了抗日救亡的烈火，而且領導了開闢鄂南的工作。七月，他按照省委的決定，與紅軍轉移時留在地方的同志建立了咸寧中心縣委，他任書記。此後，他走遍鄂南，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8月，他又按照省委的決定，將咸寧中心縣委改為鄂南特委，統一領導鄂南的工作，他繼任書記。特委派出黨員分赴各縣開闢工作，在短時間內便把革命火種撒遍鄂南。

1938年10月9日，咸寧淪陷的當天，何功偉帶領一支人馬，扛起了國民黨潰軍丟棄的槍支，登上了掛榜山，舉起了人民武裝抗日的戰旗。為了壯大抗日武裝，他深入掛榜山、九龍寺、西嶺及隴口的太尉廟等地發動羣眾，成立了抗日遊擊隊。不久，日寇入侵掛榜山，何功偉率部迎擊，首戰告捷，聲威大振。這支抗日遊擊隊，後編為咸寧國民自衞隊第二大隊，共有三百多人槍，分成三個中隊。隨後，擁有七八百人槍的崇陽縣支隊和梁湖抗日遊擊大隊，亦相繼成立，並打了好幾個漂亮仗。使鄂南人民早期的抗日遊擊戰爭出現了一個較好的局面。

可是，國民黨反動派一直對我黨的全民抗戰路線極為仇視。1938年底，鄂南反動當局奉蔣介石的反共密令，終於掀起了反共惡浪。12月，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下令逮捕何功偉，未遂;於是又逼咸寧第二大隊大隊長何寰楨交出人馬，後將其殺害。何功偉得知，含淚派人運回烈士的遺體。他召集專門會議，傳達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組織參加這次學習的人員總結失敗教訓，準備新的鬥爭。

1939年1月，鄂南特委決定成立中共咸寧縣委，何功偉參加咸寧縣委第一次會議，研究了加強黨在鄂南中心地區的領導問題，討論了縣委各部的工作計劃。

不久，國民黨咸寧縣長錢惕元曾以咸寧縣政府的名義發了一張出席證，請何功偉代表咸寧民眾到江西去出席湘鄂贛邊區遊擊總指揮部召開的黨政軍民代表大會。何功偉參加了這一會議，在會上發表了一篇深得民心的抗日演説。

同時，趁此機會，他遵照中共湖北省委預先的指示，到湖南平江與湘鄂贛特委接上了關係。湘鄂贛特委決定，將鄂南特委改為鄂南中心縣委（又名咸寧中心縣委），由何功偉任書記。後來，湘鄂贛特委又派李平回鄂南，任中心縣委軍事部長。這樣，使我黨在鄂南的領導核心進一步健全起來。

3 月，何功偉到梁湖抗日遊擊大隊，致力組織人民的抗日武裝鬥爭。到了4 月，這個大隊便發展到五百多人，四百多條槍，編成九個中隊，活動的範圍擴大到方圓兩百多里。鄂南十縣中，除嘉魚外，均成立了黨的縣級組織，共產黨員總共發展到五百多人，其中農民黨員佔百分之八十以上。

正當何功偉在挫折中重整旗鼓，使鄂南黨的工作有了新起色的時候，1939年6月12日發生了“平江慘案”。反動派的反共氣焰頓時囂張起來，先後調集重兵將我鄂南抗日武裝“剿滅”。面對失敗，何功偉並不氣餒，他當即召開了鄂南中心縣委緊急會議，確定緊急疏散已經“露紅”的幹部，以保存力量，堅持抗戰，為了取得上級黨組織的領導，會議還決定派人到江北與鄂豫邊區黨委取得聯繫。

何功偉在作出了應付反共浪潮的-一系列部署之後，按照鄂南中心縣委緊急會議的決定，於8月離開了鄂南，親自去江北找上級黨組織，後奉命調往湘鄂西。1941年1月7 日，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皖南事變”，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了頂峯。盤踞在鄂西的頑固派也更加囂張，瘋狂地進行大搜查、大逮捕。1月20日，何功偉在恩施不幸被捕。在獄中，他把反動派的審判台變成了宣傳共產黨抗戰主張、揭露國民黨破壞團結抗日罪行的·講台，使反動派的秘密單獨審訊和集體會審均告失敗;他對國民黨要員出面施展高官厚祿誘惑的伎倆報以冷笑。他的民族大義和革命鬥志，感動了被國民黨當局找來向他“勸降”的父親。從此，其父不僅不再向他勸降，而且幫助他秘密帶出了寫給同志和組織的信，使反動派的幻想與詭計又徹底破產。何功偉常被單獨囚禁，很難與其他難友直接接觸，他就設法給他們傳遞紙條，還經常對着大牢房高唱《古城頌》（即延安頌），《滿江紅》，以激勵和團結同志們開展獄中鬥爭。同年11月17日，何功偉被反動派秘密殺害，時年僅二十六歲。與他同時犧牲的還有鄂西特委婦女部長劉惠馨（即劉一清）。

噩耗傳到延安後，延安各界舉行了何、劉二同志追悼會，《解放日報》專門發表了《悼殉難者》的社論，號召全黨和全體青年向他們學習。

25歲的何功偉因叛徒告密被捕後，反動派千方百計拉攏誘惑他，企圖動搖他的信仰，並找來他的父親，妄圖用骨肉親情來軟化他的意志。何功偉得知此事，便給父親毅然寫下了訣別信，信中他向父親吐露：“兒獻身真理，早具決心，苟義之所在，縱刀鋸斧鉞加諸頭項，父母兄弟環泣於前，此心亦萬不可動，此志亦萬不可移。”“當局正促兒‘轉變’，或無意必欲置之於死，然揆諸寧死不屈之義，兒除慷慨就死外，絕無他途可循，為天地存正氣，為個人全人格，成仁取義，此正其時。”他在給妻子的訣別書中寫道：“告訴我所有的朋友們，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紅旗舉得更高。好好地教養我們的後代，好繼續完成我們未竟的事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和為理想、為黨的事業獻身的浩然正氣。 ^{[2]  [4]} 

1941年11月17日，天陰沉沉的，何功偉被押出了地牢，穿着青布制服和父親送來的新鞋襪。通往行刑地點的路，有一段是百餘級台階的石板路，劊子手事先告訴何功偉:“你上一步，我問你一次‘回不回頭’，你若回頭，就免於一死，你若走完台階還不回頭，就槍斃!”面對敵人的誘惑與威脅，何功偉始終不予理睬，戴着沉重的腳鐐，拖着遍體鱗傷的身軀，高唱着《國際歌》，一步一步地攀登台階。每上一步，敵人就誘降一陣，威脅一通，但何功偉視死如歸，邁着堅定的步伐走向刑場。在刑場上，特務強迫何功偉跪下，何功偉怒斥道:“共產黨員是不會下跪的!”距離26歲生日還有4天的何功偉，倒在了血泊之中，用他的忠誠詮釋了共產黨人的精神品質。 ^[5-6] 

何功偉在獄中，拒絕威脅利誘，並創作《汨羅怨》、《獄中歌聲》和《奴隸戀歌》等歌詞，用以激勵難友。又函告其父:“兒獻身真理，早具決心，苟義之所在，縱刀鋸斧鉞加諸頸項，父母兄弟環泣於前，此心亦萬不可動，此志亦萬不可移。……惟懇大人移所愛兒者以愛天下無數萬人之兒女;以愛抗戰死難烈士之遺孤，以愛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之難童。”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