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公敢

何公敢(1889—1977)，名崧齡，筆名炳炎，出生於福建侯官（現福州市）朱紫坊。伯父晉德、成德、剛德在清末出任過知縣，知府、道尹，父親謙德從商，經營“碧巖春”茶葉行和鹽行。生母黃端，庶母葉氏。何公敢自幼耳聞目染宦海生涯，得悉過商品經濟以及西方文化與社會制度，又習四書五經，因知識面較寬。他博學強記，雄才善辯，好談古論會雖有改革強國之志，

十四歲(1903年)時，何公敢東渡日本，先後在東京宏文中學，宏文學院和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第三高等學校求學。初到日本，他和當時許多留日學生一樣，把自己的愛國熱忱集中在努力學習和傳播新思想、新知識上。與進步的留日同學接觸中，他很快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響，對孫中山的政治主張有了瞭解，並於宣統二年(1910年)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1911年10月何公敢等留日閩籍學生應同器會派遣回閩參加福州戰役。福建獨立後，成立了中華軍政麻閩都督府。何公敢被委任為福建鹽政處監督。鹽政收入歷來是福想財政的重要來源，但當時鹽政頹敗，百弊叢生，人民深受其害。他擔任監督後，鋭意改革，剔除了積年的鹽政債契。

1912年夏，福建同盟會出現內部矛盾，何公敢與林植兔同至北京同盟會本部向孫中山、宋教仁彙報情況，要求中央採取整治措施。何被委任為同盟會福建特派員、福建支部機要科長。他和林植夫認為會員首先應潔身自好，同盟會才有希望，遂發起了“品學砥蠣會”提出不嫖、不賭、不納妾三禁，還每月通信一次，以敦品礪學。

1913年何公敢轉任泉(州)、興(化)鹽務總局局長兼圍場總理。當時閩南軍閥割據，土匪盜鹽，鹽商走私，鹽税鋭減，何公敢到職後，親歷各鹽場，衝破阻力，培訓鹽警，分區置哨，實行設坨專賣，從此公鹽上市量與鹽税收入頗見起色。據/福建鹽法沿革》記載:“自民元年至八年，內外佈置目臻完密，年收入已達380萬，此期為閩鹽最盛之時也，何公敢由此成為福州名噪一時的青年政治活動家、實業了進一步搞清尚未明瞭的社會經濟變革問題，1817年秋，他掛冠赴再留學，選擇了人們所不大注意的專業，考入了京都帝國大學經濟部，攻讀政治經濟本科。在著名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指導下，他刻苦攻讀，取得了良好的成績。

1920年秋，何公敢畢業回國，適逢陳嘉康先生創辦廈門大學。他受聘擔任教授兼總務處主任，負責日常校務工作和籌建工作。次年正月商務印書館出版部部長高夢旦的邀請，辭去廈門大學職務，前往上海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工作，以後升任雜纂部主任。他在任職期間不辭勞瘁，忠勤職守，為夢旦先生所倚重，編輯出版了一些新文化書籍，編譯有河上肇的《經濟學》，小村鄉大郞的(財政學》，主編《第一回中國年監》《綜合英漢辭典》， 著有《公債論》等。

1922年他和編譯所的同事陳慎候、範壽康、阮湘等目睹辛亥革命後，雖然建立民國，但依然內憂外患重重，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十里洋場醉生夢死，官僚議員爭權奪利，遂決定成立《孤軍》社，由何公敢任主筆。8月《孤軍》創刊，陳慎候致發刊詞，郭沫若為封面題字並作《孤軍行》詩共勉。《孤軍》鼓吹推翻軍閥，採取合法手段改黨奪權，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並以“孤軍經濟研究會”，徵集國內外同仁經濟論文，不分左中右觀點，均在《孤軍》上發表和討論。1925年底，何公敢以《孤軍》社為基礎，創立中國獨立青年黨，改《孤軍》為《獨立青年》，發表了《獨立覺的出現和要求》，提出“剷除國賊，恢復國權、確立民治，保障民權”的政治主張⑦,繼續鼓吹獨立於共產黨，國民黨和國家蟲義派之間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第三條路線。

1927年4月中北伐軍進入上海，應陳銘樞、胡漢民之約，獨立青年黨由鼓吹第三條路線而走向了反共，最終加入了國民黨，何公敢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處長100天后蔣介石下野，南京政府改組，何公敢回商務印書館工作。

1928年，何公敢回閩擔任省政府秘書兼鹽運使，這時福建鹽政與民國初年相比，已面目全非。何企圖重振旗鼓，重訂政規，查處各路自由商和軍閥盧興邦私鹽問題，但當時國民黨派系重重，盧興邦通過宋子文反奪了福建鹽政權年底何公敢赴廣東省府任顧問兼財政整理會主任1929年回閩任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任職期間為私立福建法政學校改組為私立福建學院做了大量工作，被聘為院長。同時他還發起創辦圖書館，籌集圖書基金數千元、圖書十餘萬冊，建館於烏山下。何被推為烏山圖書館常務董事兼館長。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一面堅持獨裁專制，一面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激起了何公敢對蔣介石的不滿。他同情和支持十九路軍的反蔣抗日活動。1934年6月，他在香港協助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發起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擔任中央委員會常委。從此致力反蔣抗日活動。

1937年“七七”事變後，何公敢回內地赴國難，轉道重慶，任委政治設計委員兼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第四科科長，戰地文化服務處總幹事。此後數年間他在周恩來，郭沫若同志領導下工作，輾轉於武漢、長沙、桂林、重慶之間，逐步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1945年8月28日在重慶上清寺“特園”秘密召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第一次全體大會，他當選為中央臨時幹事會幹事。

在重慶參加民聯活動的同時，他參加了沈鈞儒、章伯鈞等人發起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活動。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民主同盟，1945年10月1日召開民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何公敢當選為中央委員，先後兼任海外部副主任、東南幹部會議副主任、重慶支部委員、支部長。抗戰勝利後任南京支部長。1947年春，他在南京曾以自己家為活動據點，創辦了《展望》盟刊宣傳民盟的政治主張，領導成員進行反蔣民主活動。

是年蔣介石撕毀了“雙十協定”、非法解散民盟，他同沈鈞儒等一道避居香港。何公敢一到香港就積極參加了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在1947年12月召開的代表大會上，何擔任大會秘書長，會議決定奉行真正的三民主義，實行三大政策，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何公敢等16人當選為民革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常委。何公敢同時積極籌備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在1948年1月5日至19日召開的三中全會上，他回顧並總結了自己過去的鬥爭經驗和教訓，改變了自己過去的中間路線，擁護和通過了《三中全會緊急聲明》和政治報告等一系列文件和決議。

1947年2月他介紹，林植夫加入民盟，發起了民盟福建支部的籌備工作。1948年秋他由香港回閩後又受林植夫的影響，積極從事民盟活動。1949年2月他再度受聘為私立福建學院院長和私立烏山圖書館館長。8月17日凌晨，他曾和薩鎮冰、劉通丁超五、陳培錕等人聯名發表了擁護共產黨，迎接解放軍的《告市民書》，對安定民心、維護社會治安、勝利解放福州，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深感這是“我國數千年來所未有的變化，出現了亙古未有的徹底的政治統一的局面”不久被選為福州市人民會議代表、市各界人民代表協商委員會副主席，省協商委員會委員、省政府委員、1951年私立福建學院與其他院校合併為福州大學(今福建師範大學前身)，他擔任校務委員，1954年後他擔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省司法廳廳長，第一屆省政協委員、省民盟副主委。

在擔任省政府委員、司法廳廳長等職務時他經常深入市縣視察，檢查工作和調查研究。積極參與國家和地方政治生活、人事安排和經濟建設中重大問題的協商和討論，大膽提出批評和建議。他曾參加全國司法工作會議，聽了毛澤東同志關於司法工作的講話，非常激動。他深感自己身擔重任，表示決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託。要當新時代的“活包公”。親自審理申訴，糾正了不少錯案冤案，受到當地人民的讚揚。

1950年夏，他向政府提出完成《形母檢字法》及其字典研究的宿願。立即得到張鼎丞主席和教育部門的支持，給他撥了專款並派了兩名助手，幫助他整理編纂，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52年初稿完成，1954年脱稿，曾在福州古樓第一中心小學招生辦班，由何公敢親臨講授試用，徵集意見、反覆訂正。同時根據形母檢字法，編著了《新時代詞典》，收集43379個單字，20000多詞條約350萬字，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經出版總署轉中華書局審定。1957年6月正式列入出版計劃並簽訂了出版合同。不久何公敢被錯劃為“右派”。出書合同中斷，此後十多年，他繼續潛心於檢字法和辭書的研究，獻出了畢生精力。

1977年7月，何公敢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89歲，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福建省委重新審理了何公敢的錯案，徹底予以改正，恢復了這位愛國知名人士的名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