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佔豪

1959年，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走上舞台，奏響了中國民族化交響音樂具有創世紀意義的禮讚。這部長達26分鐘的協奏曲，其唱片的發行量已突破百萬大關。國人稱它是“我們中國自己的交響樂”。那年，何佔豪和陳鋼這二位作者的年齡分別為26歲和24歲，他們都還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説及《梁祝》的創作經過，何佔豪娓娓道來

《梁祝》這個題材，雖然當時我已經做過試驗，我曾經用越劇的曲調寫過一個四重奏，用四個人拉的小《梁祝》。（當時）文化部的一個官員來我們學校檢查的時候，我們黨委書記、作曲家孟波先生推薦給他聽，聽了之後，他覺得那個時候用西洋樂器演奏中國戲曲音樂還沒有這個先例，他希望我們探索下去。

我們除了大鍊鋼鐵、女民兵等現代題材之後，又補充了一個，是不是可以在小《梁祝》的基礎上寫上個大《梁祝》。三個題材送上去之後，我們黨委書記孟波同志毫不猶豫地在第三個題材，就是我們認為並不很重要的（《梁祝》上）勾了一勾，（他説）你們就寫這個吧！所以，回憶起來，領導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身為一個中華民族的音樂人，對中華民族的音樂應該有所研究，應該有所貢獻。比如，二胡、琵琶呀，為什麼不能象小提琴和鋼琴一樣，成為一種世界人民喜歡的樂器。所以，八十年代以後，我致力於民族器樂的交響化，我寫了很多二胡協奏曲、古箏協奏曲，二胡協奏曲不但跟民族樂隊協作，而且跟西洋交響樂隊協作，使我們這些演奏家拿一把二胡就可以走遍天下。

何佔豪在搞好創作的同時，還積極培養作曲、演奏人才。他對後輩的提攜是圈內人眾所周知的。他常常告誡自己：音樂事業要象接力棒一樣，一棒接一棒地傳下去。

她就是第一個演我寫的《莫愁女》而成功的。上海的馬曉暉，也是我把她去招來，然後找人把她帶到了香港，拉我的《別亦難》《莫愁女》等，使她在國內外也有相當的知名度。

人家給我取名叫“多功能作曲家”，因為我（作曲）路子比較廣。西洋交響樂我也寫，民族器樂我也寫，戲曲我也寫，流行歌曲我也寫。《相見時難別亦難》也都不知道是我寫的，以為是徐小鳳寫的。

我創作的特點，突出一個“情”字，感情的“情”字。我認為我的作品分二類：“情”一類，就是這個愛國情。另一類兒女情。正因為我《梁祝》出名，人家曾經把我認為是專門寫愛情題材的專家。到香港訪問我，我就這樣講，就是我的出生，從小受到的教育，促使我還有戲。第二個兒女情，那麼這個也算，因為人的感情，對不對？沒有愛情就沒有藝術。在藝術裏邊都包括愛情，這是人們永恆的主題。

就是我們的國家是個民族歷史非常悠久的（國家）。那麼要使我們的民族音樂適應現代化，反映現代人的感情，那必須現代化。所以，我覺得民族音樂如果不現代化，那很可能走向某一種沒落階段。

2019年9月，獲得第7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 ^[4] 

何佔豪是中國傑出的音樂家，世界著名作曲家。現任中國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中國上海音樂家協會副主席。

1958年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期間與同學陳鋼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是中國“婦孺皆知”的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是全世界演出和錄音版本最多的中國管絃樂曲，是世界人民瞭解中國音樂的必聽曲目，被譽為“為中國創造民族化交響樂開拓一片綠野”的“不朽的（中國）民族音樂經典”，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整個東方音樂的驕傲”。在不久前香港電台舉辦的一次民意測驗中，《梁祝》與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樂壇上家喻户曉的偉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評為“千年最受聽眾歡迎的十部經典音樂作品”。曾經有一位學者感嘆道：“哪裏有太陽，哪裏就有中國人；哪裏有中國人，哪裏就有《梁祝》！”

何佔豪在音樂創作上有一個座右銘，那就是：“外來形式民族化，民族音樂現代化”。他作曲生涯四十餘年的全部作品，前二十年主要是以“外來形式民族化”為主。1959年《梁祝》蜚聲樂壇譽滿中外後，他的絃樂四重奏《烈士日記》、絃樂與合唱《決不忘記過去》、交響詩《龍華塔》等大型器樂、聲樂作品相繼問世。在這一時期裏，他的作品除了富有戲劇性、抒情性外，還具有強烈的民族風格。

八十年代，何佔豪又把“民族音樂現代化”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除了將《梁祝》改編成高胡、二胡、琵琶和古箏協奏曲外，他還創作了二胡協奏曲《亂世情》《別亦難》、二胡與樂隊《莫愁女幻想曲》，以及民族管絃樂《伊犁河畔》《節日賽馬》、古箏協奏曲《孔雀東南飛》等一大批民族器樂作品。九十年代，何佔豪高興地看到古箏界新秀輩出，創作了古箏協奏曲《臨安遺恨》《西楚霸王》、箏、樂、詩《陸游與唐婉》和古箏獨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對傳統樂曲《月兒高》《春江花月夜》等也進行了改編。除此之外，他還創作了笛子協奏曲《長恨綿綿》、柳琴協奏曲《花》、揚琴協奏曲《羅蘭情》等作品，就包括香港歌星徐小鳳唱紅的《相見時難別亦難》也是何佔豪的作品。

同時，他還為世界樂壇培養和推薦了一大批學習西方古典音樂和中國民族音樂的年輕藝術家。實為“學貫中西、推陳出新、獎學後進”的中國音樂大師。

何佔豪，1933年8月出生於諸暨何家山頭村。幼時熱愛音樂，後考入浙江省文工團當演員。

1957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在小提琴演奏的民族化方面進行探索和實踐。

1958年與同學陳鋼合作創作了基於越劇音調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後，從此成為中國樂壇上的著名人物之一。

我們諸暨，我小的時候盛行是二種戲，一種是越劇，一種是紹興大板。我爸爸懂得一些紹興大板。因此，小的時候也聽到過一些長輩唱些家鄉戲，主要還是我奶奶，我奶奶是越劇迷。我的任務就是給我奶奶背凳子。每逢過年就背凳子到戲院裏去放好，奶奶領着我去看戲，我就從小受家鄉音樂的薰陶。第二，我小的時候就是抗日戰爭時候，我的姑媽們在高級小學裏唸書，回來之後，唱很多抗日歌曲，我覺得非常好聽，所以又受到了這些新的音樂的薰陶。這些音樂從小就潛移默化地在我腦子裏生根了。這樣就慢慢愛好音樂，直到自己讀書的時候，對音樂特別喜歡。

杭州解放那一年，何佔豪才17歲，考入了浙江省文工團。他唱歌、跳舞、演戲，樣樣都在行。1952年，何佔豪轉入浙江省越劇團樂隊，在這裏，他開始學習小提琴。為了能儘快提高技藝，他特意在星期天早早趕到上海尋師學藝。

我當時考到音樂學院來實際上是來學習小提琴的，希望學成之後回到浙江去，好在這方面發揮自己的作用。當時，我們學習的都是外國曲子，總覺得學的這些練習曲、樂曲也好，與我們家鄉戲曲這味道總是格格不入。（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應該把（小提琴拉中國曲子）這一職能承擔在自己的肩上。所以，我們雖然拉小提琴，但我們自己還是要創作，要學會創作。我從音樂學院進來之後，由於小提琴改革民族化的需要，才開始學習創作的。

1957年，何佔豪考入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進修班。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組成“小提琴民族學派實驗小組”，探討小提琴作品創作和演奏上的民族風格問題。

由小提琴來拉《二泉映月》我們是第一批，也許我灌的唱片是第一張。我們一拉之後，他們喜歡，他們能聽懂。所以，事實上就是説我們用小提琴拉民間音樂、拉戲曲使老百姓能聽懂，他們喜歡了，所以我們走這條路了。

何佔豪，男，教授、作曲。浙江諸暨人，1933年8月29日出生。從小就受家鄉音樂的薰陶。他讀小學的時候正是抗戰剛剛勝利之時。那時候，何家山頭一帶流行兩種戲，一種是越劇，一種是紹興大板。上小學之前，奶奶常常帶他去聽戲，一些長輩有時候也唱些家鄉戲，在高小念書的姑姑們又從學校學回來很多抗日歌曲，他都覺得很好聽。到讀小學的時候，何佔豪已經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57年獲浙江省第二屆戲曲會演樂師獎，在小提琴演奏的民族化方面進行探索和實踐。

同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學習小提琴，後轉入作曲系，專攻作曲，從師丁善德教授，畢業後留校任教。1959年，與陳鋼合作創作以越劇音樂為素材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演出大獲成功，一舉而為世界名作。繼《梁祝》之後，又創作了《烈士日記》《決不忘記過去》《龍華塔》《別亦難》《草原女民兵》《孔雀東南飛》等一大批音樂作品。稱何佔豪是“音樂奇才”一點都不過分。他在音樂的海洋裏遨遊雖説是因《梁祝》成名，但主要還是個農村娃娃時就在襁褓中跟着奶奶學唱兒歌。 何佔豪多次榮獲國內外金唱片、白金唱片獎，被譽為中國民族交響樂的經典曲目。八十年代以後，何佔豪又把“民族音樂現代化”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除了將《梁祝》改編成高胡協奏曲和琵琶協奏曲外，還寫了二胡協奏曲《亂世情》《別亦情》，二胡與樂隊《莫愁女幻想曲》，以及民族管絃樂《伊犁河畔》《節日賽馬》《傣寨風光》，古箏協奏曲《孔雀東南飛》等一大批民族器樂作品。九十年代，何佔豪高興地看到古箏新秀輩出，除了將《梁祝》改編為古箏協奏曲之外，還創作了古箏協奏曲《臨安遺恨》《西楚霸王》和古箏獨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對傳統樂曲《月兒高》《春江花月夜》等也作了改編。除此之外，他還創作了笛子協奏曲《長恨綿綿》、柳琴協奏曲《花》、揚琴協奏曲《羅蘭情》等，幾乎每年創作一部大型作品。在民族音樂語言的創新，民族器樂演奏技巧的提高，民樂表現幅度的拓展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他於教學同時又不斷在戲曲音樂園地耕耘，先後為上海盧灣越劇團的《孔雀東南飛》、南京市越劇團的戲曲藝術片《莫愁女》、浙江電視台的戲曲電視劇《別也難》作曲，皆獲好評。還多次為浙江各縣越劇團作曲，在省戲劇節中獲獎。

在為越劇作曲的基礎上，他不斷進行越劇音樂交響化的嘗試，如將《莫愁女》改編成清唱劇，由香港中樂團與杭州越劇院演出獲得很大成功。1999年與杭州電視台合作創作一台大型越劇交響音樂會，為越劇音樂交響化開創先河，在杭州、上海演出後，令觀眾耳目一新。另外，又將越劇音樂作為素材改編創作成音樂作品，如將《莫愁女》主題音樂改編成《莫愁女幻想曲》（二胡與樂隊）、《孔雀東南飛》音樂改編成古箏協奏曲、《別也難》音樂改編成二胡協奏曲。經他教學與培養的戲曲作曲遍及全國，其中越劇作曲有陳國良、何佔永等後起之秀。為中共黨員。曾任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副校長、民族音樂理論作曲系副主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音樂家協會副主席。

何佔豪：（1933－）浙江諸暨人，著名作曲家，現為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代表作之一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成為中國音樂史上的經典之作，其它主要作品有：絃樂四重奏《烈士日記》、交響詩《龍華塔》、二胡協奏曲《莫愁女》、古箏協奏曲 ^[2]  《孔雀東南飛》等。曾在浙江省越劇團樂隊工作，後入上海音樂學院進修班學習小提琴，並和幾位同學組成“小提琴民族學派實驗小組”，探索小提琴作品創作和演奏上的民族風格問題。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就是這種探索的成果。

1957年，何佔豪考進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主修小提琴。那時，他們經常下鄉演出，每次都拉外國曲目。何佔豪慢慢發現，聽他們拉琴的人越來越少。他開始思考，能不能用小提琴演奏出中國人喜聞樂見的音樂呢？於是，何佔豪和丁芷諾、俞麗拿等6名同學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起初，何佔豪用越劇音調創作出了絃樂四重奏“小梁祝”，第一次嘗試用西洋樂器演奏中國戲曲音樂。1959年，何佔豪與陳鋼開始合作。他們用西歐傳統的奏鳴曲曲式進一步規範了原來的構思，並根據構思由何佔豪寫樂曲，寫完用小提琴拉給陳鋼聽，定下來後，再由陳鋼寫伴奏（鋼琴），然後到院長課上聽取指導。1959年5月底，在上海蘭心大戲院正式首演，由俞麗拿傾情演奏，樂曲一出就猶如天籟之音，40餘年經久不衰。

他小的時候諸暨盛行是二種戲，一種是越劇，一種是紹興大板。他爸爸懂得一些紹興大板。因此，小的時候也聽到過一些長輩唱些家鄉戲，主要還是他奶奶，他奶奶是越劇迷。他的任務就是給他奶奶背凳子。每逢過年就背凳子到戲院裏去放好，奶奶領着他去看戲，他就從小受家鄉音樂的薰陶。第二，他小的時候就是抗日戰爭時候，他的姑媽們在高級小學裏唸書，回來之後，唱很多抗日歌曲，他覺得非常好聽，所以又受到了這些新的音樂的薰陶。這些音樂從小就潛移默化地在他腦子裏生根了。這樣就慢慢愛好音樂，直到自己讀書的時候，對音樂特別喜歡。

他當時考到音樂學院來實際上是來學習小提琴的，希望學成之後回到浙江去，好在這方面發揮自己的作用。當時，他們學習的都是外國曲子，總覺得學的這些練習曲、樂曲也好，與他們家鄉戲曲這味道總是格格不入。（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應該把（小提琴拉中國曲子）這一職能承擔在自己的肩上。所以，他們雖然拉小提琴，但他們自己還是要創作，要學會創作。他從音樂學院進來之後，由於小提琴改革民族化的需要，才開始學習創作的。

由小提琴來拉《二泉映月》他們是第一批，也許他灌的唱片是第一張。一拉之後，他們喜歡，他們能聽懂。所以，事實上就是説用小提琴拉民間音樂、拉戲曲使老百姓能聽懂，喜歡了，所以走這條路了。

《梁山伯與祝英台》走上舞台，國人稱它是“他們中國自己的交響樂”。《梁祝》這個題材，雖然當時他已經做過試驗，他曾經用越劇的曲調寫過一個四重奏，用四個人拉的小《梁祝》。除了大鍊鋼鐵、女民兵等現代題材之後，黨委書記孟波同志毫不猶豫地在第三個題材，就是認為並不很重要的《梁祝》上勾了一勾，説你們就寫這個吧！所以，回憶起來，領導是很重要的。

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問世已經半個世紀了，該曲所造的輝煌眾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梁祝》的兩大主創何佔豪和陳剛曾經為了“三大事件”有過“矛盾”。為了慶祝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誕生50週年，《可凡傾聽》特地請到了何佔豪、陳剛前來做客。在和主持人曹可凡的交談中，兩人侃侃而談，聊起了那“三件事”。

事件一：金唱片

何：第一件事情，我1983年第一次到香港去，一到香港，香港的一個唱片的老闆就把我叫去，要發金唱片給我，去之後他給我看，我一看我就有點傻了，因為當時就是名字，因為實際上，開始我也不是計較名字，何佔豪、陳鋼什麼的，因為開始是我代表一種實驗小組，小提琴民族化，那他作為後來的協助者，當時我們也沒有什麼作曲，編曲，兩個人寫的，我們實驗小組應該是主要的，應該是這樣的。一到那裏，我看了一張唱片，老闆給我一張唱片，就是陳鋼，何佔豪作曲，陳鋼改編，然後陳鋼一個大照片。

曹：沒您的照片？

何：沒我的照片。當時我就問那個老闆了，説他哪裏改編了？有沒有什麼地方改編了？他説沒有？那我説為什麼加改編？他説速度改編了。我説速度麼是指揮呀，今天慢一點，明天快一點，這怎麼就改編了？還有什麼改編嗎？他説滑音，這部分原來滑到那裏，滑到這裏，我説滑音是以我為首，我們實驗小組搞的，他不懂，他不會拉小提琴。我説不對吧，我説你們是炒作。那做這件事情我覺得陳鋼好像是個人有些什麼意識。

曹：那我想問下，當時您到香港發現那個金唱片署名是變成陳鋼，何佔豪，而且陳鋼改編，你回上海之後有沒有跟他談過這個事情？

何：我講了呀！

曹：你當面跟他講？

何：我當面講的。

曹：那他怎麼迴應呢？

何：他説這不是我搞的，那我有什麼辦法？他説真不是我搞的，説他們有一次請我去，我講了，我講麼他們就説我改編，不是我的原意，陳鋼，何佔豪這個名字也是他排的，他講了呀。我能怎麼説？曹先生，我能怎麼説？我説你這樣不對，以後把我名字擺到前面來，我説你為什麼……但是先應該跟我説，你這樣一個事情起碼要給我，你唱片印出來你起碼要跟我講一聲吧，也是因為我到那邊，我才知道，你覺得這不大禮貌吧！　陳：我這個事情，我覺得這個事情首先是不對的，第二是我是不知道的同樣的事情，愛爾交響樂團，演出的時候他們把何佔豪的名字漏了，這個事情我壓根都不知道，就是誰演出，怎麼演出，我壓根都不知道，事後才知道的//這個事情我是全然不知，但是漏掉我的名字也是常常有的，我們不要太計較這個，但是梁祝已經不僅僅是我們兩個人的梁祝。

事件二：《黑色浪漫曲》

（陳鋼寫過一篇文章，名“黑色浪漫曲”，講述了他的個人一段愛情悲劇，但之後很多人包括何佔豪也認為，陳鋼是將“梁祝”指代為自己愛情悲劇的寫照）

曹：您寫過一篇文章叫《黑色浪漫曲》，這篇文章中講述了你的初戀的過程，你還記得當時你跟她在北京分手的那樣一個場景嗎？

陳：那當然記得，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巧合吧，也是一個歷史的巧合，因為寫《梁祝》的時候，當時因為兩個人，我是24歲，何佔豪是26歲，兩個很純情的學生，在一個很純情的時代寫了一個很純情的作品

曹：那個女孩當時在什麼地方？

陳：那個女孩在北京，所以我們一直在通信，沒見面。

曹：那是部隊文工團。

陳：部隊文工團，唱歌的，那我們大概在學校裏見過一面，就是這樣，也是，當時也是年輕很浪漫很單純嘛，同時我在寫《梁祝》的時候，因為就是我同她通信過程就是我同何佔豪合作的過程，當時所有的兩個人就是很快，三個月就把它寫好了，寫完以後呢，她就是在電台裏聽到了《梁祝》，然後六月份，我是5月份演出，6月份到上海，一見嘛，大家終於見面了，都很激動，但是第二天這個悲劇就發生了，因為她全家都是共產黨員，他説你這個共產黨員怎麼可以同右派的兒子相好呢，這個這樣就分開了，分開以後就是你剛才講的，就是第二年我到北京去看她的時候，我們就在北海約會了，都是北海，北海公園，正好那個廣播站在放音樂，放的就是《樓台會》，後來我就寫了篇《黑色浪漫曲》，為什麼寫這篇文章，我覺得並不是記錄我個人的一個愛情悲劇，我是想寫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社會的悲劇，一個警示，就是我們如今的社會經常會發生一些1600年前梁山伯與祝音台那樣的，這樣的命運，所以我想寫的並不是一個個人的一個故事，而通過這個，也是一個巧合吧，也通過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警示，當然你我們如今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當然只是個歷史記錄。

何：《文匯報》，登出《黑色浪漫曲》，我的同事都打電話來，我也沒看，當時我不定《文匯報》，當時我定什麼另外報，我沒看，説你陳鋼寫文章好像這蝴蝶啊，愛情啊，他的初戀啊，好像這《梁祝》是寫他的戀愛啊。我説不可能吧，他説那當然啊，你看啊什麼事情，我想當時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曹：那這個寫的時候，跟他的初戀，跟你的戀愛都沒關係？

何：《梁祝》啊？一點關係都沒有!什麼關係？哪有關係啊？

曹：那時候就你失戀了，所以你特別痛苦啊？　何：沒有！沒有!我剛剛不是跟你講嘛，“樓台會”是怎樣寫的？是這樣寫的呀。我想怎麼會全國這麼風行説是，好像是陳鋼戀愛的縮影。陳鋼他自己不承認這個事情，昨天報紙上就登出來，是人家誤會的。

曹：我也看了文章，當然他也沒有明確説哪一個旋律是他失戀以後所寫成的。好像他沒有具體的説這個事情。

何：但是他寫的很具體的呀，就是寫“樓台會”的時候，寫《梁祝》的時候，這個眼淚，心絞痛，眼淚直下，這個有的呀。創作“樓台會”的時候我一個人在男生宿舍，我體驗，我寫的呀，那麼我拉給他聽的時候，他也沒有流淚呀，哪裏心絞痛，沒有絞痛呀。我覺得他炒作，你這麼炒作人家當然要誤會了，哦，是陳鋼的戀愛。　事件三：斯卡莫獎　（2002年，陳鋼獲得了美國斯卡莫獎的榮譽，何佔豪對陳鋼以《梁祝》為成績去領取一個國際獎，是不妥當的。）

陳：斯卡莫獎是這樣，是2002年，我也是很意外，接到了這個通知，當時評上獎的是四個人，他是個領域獎//當時簽證來不及了，所以我們沒到美國來領獎，那麼他們很慎重，到北京來頒獎，那頒獎以後，它這個證書上是這樣寫的，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最説明問題的對吧，你看它的獲獎通知書上寫的，授予您超級明星金盃獎，就是那個上面，以表彰您在音樂作曲領域所作出的傑出貢獻，這是一個，另外獎狀中間就寫，您用卓越的藝術搭起了國際交流的橋樑，這個就是兩個，一個是藝術的成就，一個是國際交流。

曹：我插一句啊，這個是他頒給您的時候您是不知道的，不是您自己去申請的？

陳：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不是我申請的，就是它頒給我，但是當時媒體上是有一個報道是不夠準確的，就是音樂週報上，陳鋼因梁祝得這個，所以我想這個引起這個

何：我不想去追究他獲了這個獎，好像我生氣，不是，絕對不是，是中國的權威音樂報，《音樂週報》登出來的，陳鋼因為創作《梁祝》而獲美國斯卡莫獎，這是《音樂週報》登出來的，不是我猜出來的，作為代表性、權威性的音樂報登出來的，這當然我要問他了。

曹：這個報紙是你們音樂界的權威報紙？

何：權威報紙！《音樂週報》。

曹：因為《音樂週報》是一個專業報紙，所以可能就引起何佔豪先生的一些想法。　陳：對對對，我覺得也是這個理解，但是別的各種報紙報道都不一樣，有的沒有這個話，但他們是從網上剝下來的，不是正式文件，但是當時我是把這個何佔豪還有他女兒都打電話問了，我是把這個都讀給他們聽了，因為我覺得別的我沒什麼好講的了，因為這個是給我，我怎麼他們給獎，我該不該得獎這不是我的事情，

何：不管你申報不申報，人家給你這個獎，你要問問，這個你不好給我的，這個你不好講的，這個音樂是大家的東西//那麼我想可能是報紙搞錯了咯，沒有那個了，我也就不響了，好了，過了沒多少天，他自己寫了一篇文章《蝴蝶的愛情感動斯卡莫》//這是他自己寫的，他有許多作品，我不好評論他的作品，哪一個好，那麼他自己講的《蝴蝶的愛情感動斯卡莫》，並不是什麼《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幹》，不是另外的小曲子，這個協奏曲，這麼大的標題，説明你這個得獎，主要第一位是《梁祝》

陳：那個題目不是我寫的，那個題目是他們《音樂週報》記者加上去的，我就是講講為什麼斯卡莫的經過，但是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寫過就是這屬於中國作曲家整體的光榮，我還特別提到，這雖然是個綜合獎，並不是給梁祝的獎，但是我的成就裏當然應該包括《梁祝》，也當然應該包括何佔豪。

何：那麼既然《梁祝》不是你一個人寫的，即使你不申報，你怎麼能一個人去拿這個獎呢？你現在又否認，這是你自己講的，而且他自己也講，就是與何佔豪合作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站到了一定的位置，他這裏邊有話的，佔了一定的位置，這麼大的標題不是站了一定的位置，可能是首要的位置，所以我説這個是講不通的。

後記 ：《梁祝》誕生50週年，兩位也已經摒棄前嫌，在多個場合裏握手出現，甚至友好擁抱，正所謂一世緣分，和蝴蝶的愛情一樣，兩位的友誼也應該是永遠的。 ^[3] 

四十多年來，何佔豪始終不渝地沿着民族民間音樂滲入骨髓，只要人民需要，他就創作。他的作品均以通俗易懂的表現形式，刻劃入微的音樂形象，濃郁的民族風格，震撼人心的戲劇性與抒情性，吸引着國內外不同層次、不同口味的廣大觀眾。

青年演奏家特別需要作曲家為他們寫曲子。比如，世界著名的有一個叫許可，許可就是現在日本都很紅的二胡演奏家。她就是第一個演他寫的《莫愁女》而成功的。象上海的馬曉暉，也是他把她去招來，然後找人把她帶到了香港，拉他的《別亦難》《莫愁女》等，使她在國內外也有相當的知名度。何佔豪在五線譜中爬行，慢慢地又爬進了流行歌曲，八十年代末那首在大陸頗為風靡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歌是香港紅歌星徐小鳳唱的，曲可是何佔豪寫的。

八十年代末那首在大陸頗為風靡的《別亦難》，歌是香港紅歌星徐小鳳唱的，曲可是何佔豪寫的。

人家給他取名叫“多功能作曲家”，因為他（作曲）路子比較廣。西洋交響樂他也寫，民族器樂他也寫，戲曲他也寫，流行歌曲他也寫。《別亦難》也都不知道是他寫的，以為是徐小鳳寫的。何佔豪的創作既有“高雅音樂”，也有“流行音樂”，用他的話來説，“只要文化市場需要，他就生產”。因此，他在圈內總是以高產、穩產、效益好為同行所羨慕，他的作品很受歡迎。 他創作的特點，突出一個“情”字，感情的“情”字。他認為他的作品分二類：“情”一類，就是這個愛國情。另一類兒女情。正因為他《梁祝》出名，人家曾經把他認為是專門寫愛情題材的專家。到香港訪問他，他就這樣講，就是他的出生，從小受到的教育，促使他還有戲。

民族音樂需要提高，必須要看到外國近代的音樂方面的先進技巧。要使中國音樂向外國學習，而且又要得到提高，要得到老百姓的喜歡，就必須要外來形式民族化。那句民族音樂現代化呢？就是他們的國家是個民族歷史非常悠久的國家。那麼要使他們的民族音樂適應現代化，反映現代人的感情，那必須現代化。所以，他覺得民族音樂如果不現代化，那很可能走向某一種沒落階段。何佔豪表示，探索是他永恆的主題，只要人民大眾喜歡的，他就會一如既往地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