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評傳

全書共八章，分析了何休所處東漢晚期的政治形勢、經學的困境，闡述了何休的生平和輝煌的學術生涯，進而以《公羊》學為核心，從“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入手，對何休的“大一統”“進夷狄”，“張三世”“文致太平”，尚“偏戰”、貴“井田”以及“災異觀”等一系列的政治、軍事、經濟、倫理、哲學等思想，作出了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評價。 ^[2]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何休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1] 

該書邏輯嚴密，析理有力。這主要表現為：作者對概念以及概念之間的關係解釋恰當、準確，對事情的分析層層深入，嚴密周到，且引經據典，甚至引用西方理論，從而使論證更加有力。例如作者在對何休“陰陽災異”學説進行分析時，首先對“災異”“天人感應”“天人合一”三個概念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分析和界定：“何休的‘天人感應’‘天人合一’思想是他‘災異’言論的理論基礎，他的‘災異’言論則是其‘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思想的具體表現，即‘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是‘災異’説的抽象，‘災異’説則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物化。”從而使人分清了它們三者之間的關係。何休利用陰陽災異來闡發自己的政治觀點，一直被後人所詬病。作者對何休充滿了同情，他指出，這一思想並不是毫無可取之處，還是具有其合理性的。為印證自己的觀點，作者進一步引用西方理論進行論證。他指出，“黑格爾認為，亞里士多德一般地將靈魂區分為理性和非理性的兩個方面。但是理性本身並不構成美德，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雙方的統一中，美德才存在”。何休發揮陰陽災異是“非理性”的，但他利用陰陽災異來匡扶時弊卻是“理性”的。所以何休的“陰陽災異”思想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便是黑格爾所稱的“美德”。作者通過引用西方理論，從而使自己的論證更加有力，具有更強的説服力。

作者在論述之中，始終採取嚴謹的科學態度，對事物不虛美，不誇大，評論事物公允，在對何休思想內容的評價中，並不是一昧採取褒揚態度，而是該褒則褒，該貶則貶。如作者對何休“大一統”理論的態度是一方面充分肯定何休發揮“大一統”的時代及歷史意義，同時又抬出了其歷史的侷限性：“這一方面表現為他站在極端專制的立場，將君臣關係完全絕對化，排斥了早期儒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合理因素。”“何休‘大一統’理論的另一侷限，是他的思想中羼雜了一些背離‘大一統’原則的內容，即其‘大一統’觀並不十分純粹。”作者對何休思想的評價，既把它放在當時的環境下進行評判，又把它納入整個歷史長河中，去討論它的演變及對社會及歷史所起的作用，從此可着出作者態度的嚴謹，論證的公允、平實，也可窺知他視野的開闊。

該書對前人成果多有吸收，在引用別人觀點時，作者在頁末都註明了出處，以示對人的尊重，除了繼承外，書中還有更多創新之處，表明了作者的獨到見解。如作者在第四章中指出：《白虎通義》“遷就豪門而貶低天子，這實際上是否定‘大一統’，也是對《公羊》學基本精神的一種背叛”。這一觀點發前人所未發。又如，作者對何休的軍事、經濟思想的論述也具有創新性。作者運用軍事理論，系統分析了何休的軍事思想，指出何休反對戰爭，卻又贊成“義戰”。作者還進一步總結了何休的軍事原則。這些都是前人所未發的。作者還系統闡述了何休的經濟思想，指出“以今文經學家的立場，對井田制作如此係統、完整而具體的描述，從而形成完備的經濟學説者，或許當首推何休”。這亦是一比較新穎的觀點。 ^[3] 

黃樸民，男，浙江諸暨人，1958年8月生於浙江紹興市，1982年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獲學士學位；1985年於杭州大學歷史係獲碩士學位；1988年于山東大學歷史係獲博士學位，同年到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略部從事軍事史、古代兵法研究。2002年7月退役。轉業到中國人民大學工作，曾任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兼歷史系主任、歷史學院黨委書記兼歷史系主任、國學院執行院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