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久間象山

幼名啓之助，通稱修理，字子明，號象山。別號國忠。出生於松代藩（長野縣）的藩士家庭 ，父親是武士佐久間一學。因豪邁不羣、慷慨憂國，尤留心海防，故受藩主真田幸貫善用，並資助遊學江户。因崇拜陸九淵，故自號“象山”。

1826年跟隨家老鐮原桐山和儒學家町田源左衞門學習和學和算術｡

1833年在江户從佐藤一齋學儒學，又從江川太郎左衞門學洋式炮術，熱心蘭學，提倡“和魂洋才”説（日本思想、西洋技術）。

1839年在江户神田開設象山書院，培育了勝海舟、坂本龍馬、吉田松陰、小林虎三郎、橋本左內、高杉晉作及明治以後作為明六社的同仁活躍的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茂樹等門生。

1841年藩主真田幸貫任幕府老中時，負責海防工作，受命研究海外事業，上書《海防八策》。

1853年美國培理率船艦來日時，撰寫《論時務十策》，上書幕府老中阿部正弘。次年因門人吉田松陰密謀出航美國而遭連坐，被捕入獄。

1862年出獄後，應幕府之命上京，謁見將軍，談論時務，主張公武合體。

1864年7月11日遭攘夷派志士幕末四人斬之一的河上彥齋暗殺。遺著有《省侃錄》、《象山詩鈔》等。後刊有《增訂象山全集》全五卷。

早期，面對佩裏陳兵東京灣，他曾經制定過“海防八策”，提出過避戰論和攘夷論的主張，但是後來他很快就認識到這些想法與現實不相切合，變成了一名開國論者。應該看到，佐久間象山早在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就已經敏感地捕捉到世界局勢的變化，深感原有儒學的華夷觀已經無法解釋世界的現狀。他認真地閲讀了魏源編著的《海國圖志》一書，認同“以夷制夷”的主張，並且感慨萬分地視魏源為自己的“海外同志”，思想上實現了從排斥夷狄到正視和交際夷狄的重大變化，主張適應業已擴大的世界的現實，從全球的世界形勢出發思考日本的方略。 在經歷了一系列世界觀方面的重大思想飛躍之後，佐久間象山對於西夷東來造成的世界範圍擴展已經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在給梁川星嚴的信中慨嘆道：“方今世界，僅以和漢學識，業已無能為力，如不總括五大洲，宏大經濟，則難以應付。”這時，他的目光已經從東亞國際社會擴展到整個全球，並且摒棄了夷狄野蠻化外的偏見，認識到西夷——歐美諸國近代文明的發達程度。他曾經明確地説：“哥倫布依靠究理之力發現新大陸，哥白尼發明地動説，牛頓歸納重力引力之實理，三大發明以來萬般學術皆得其根底，毫無荒誕之意，全部真實。由是，歐羅巴洲及亞美利加洲次第面目一新，創制蒸汽船、磁電報等，實奪造化之工，其狀可怖可愕。”在當時許多人依然將西方文化視為“邪教”和“奇巧淫技”的社會思潮中，象山對於世界的觀察和認識確實有其獨到的閃光。

早在中國鴉片戰爭爆發時，佐久間象山就始終密切關注局勢的發展變化。在他看來，“英夷寇清國，聲勢相逮”，局勢十分嚴峻。他清醒地看到，在國際關係中，“各國自營其利，欲網世界之利，故興邪欲”，從而導致戰爭的爆發。在這場戰爭中，“就其細言，唐國人民年年受鴉片之害甚夥，故唐國官府嚴禁，本有其理”，明顯地同情中國的遭遇。同時，象山也看到，“英國為其自國利益，犯其和親交好國家之嚴禁，不顧殘害其人民”，譴責英國的侵略行徑。然而，佐久間象山更冷靜地看到“因其感難以動手，故船上備大炮”，因此可以“恣意兇奸”，侵犯中國。

可以看出，佐久間象山在觀察近代初的國家關係時，已經將目光集中到一點，即軍事力量的強弱。在國際交往中，實力就是一切。這就是佐久間象山的理念。隨之而來的，必然是這樣一個結論：“非但英國無道，西洋諸國，天地公共之道理均無可言”，而要想避免這種結果，惟有一途，只有強兵，日本自己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世界“一等強國”。

佐久間象山的國際政治理念不但依據於他對國際關係的觀察，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國際關係的理論。儒學歷來強調“有道”與“無道”的巨大差別，佐久間象山在承認這一規範原則時增加了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在力量均等的條件下才能論及道德。按照他的演繹，在同樣“有道”的條件下，“義”成為雙方勝負的依據。由此可以看出，他已經不再拘泥於儒學的空泛理論，不只是一般地探究“道”、“德”、“義”的價值，而是注重它們的前提條件，即“力”的高下。這可以説是象山分析國際格局的主要思路，特別強調國家生存中“力”的關鍵意義，非常注重從增強“力”的角度來思索和設計日本未來的前途。

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崇尚軍事力量的理念，佐久間象山有別於當時一般儒學家解釋上古“三代 ”變遷的通説，從軍事力量的角度重新解釋了中國古代的歷史現象。依照通説，一般儒學家都認為，周朝擁有強大的感召力，在於周文王德義超羣，為有道之王，即使後來武力伐紂，也是“興仁義之師”。然而，佐久間象山針鋒相對地提出：“雖稱文王之美，亦不過雲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實質上，佐久間象山這一解釋充分地反映出他對於國家關係的觀察和認識。在他看來，所謂“文王之美”，並不是道義上的稱讚，也並非發自內心的謳歌。之所以“文王稱美”，是因為擁有一定軍事力量的大國懼怕周國的強大軍事力量，“畏其力”，因此不敢輕易侵侮。至於小國懷其德，也是因為畏懼周國的強大軍事力量而同時沒有受到過分壓迫的緣故。“懷其德”者，無非接受它的保護而已。在此，國際關係中最為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力”，也即軍事實力。因此，佐久間象山認為：“無其力而能保其國者，未之有也。” 這可以説是象山在思考國際政治時的基本理念。

根據他的觀察和分析，他得出十分明快的結論：“誰謂王者不尚力。”這是他對迂腐儒學説教做出的修正。歷來儒學家倡導“王道”，認為以力不足以服人。“內聖外王”才是儒學家的理想境界，倡導以德服人，感召對方發自內心的折服。儘管佐久間象山基本上是個儒學家，但他從現實的國際形勢出發，認為這些都是“空理”。相反，儒學家不以軍事力量為然，認為以“力”造勢，是一種不為推崇的“霸道”行徑。佐久間象山則針鋒相對地提出實行“王道”也必須要儘量擴充軍事力量的實踐原則，認為國家的核心力量是建立龐大的軍事力量，以便在國家關係中佔據優勢。

佐久間象山為實現他倡導的“世界第一等之強國”這一目標認真地思考過應該採取的方略。在這方面，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佐久間象山沒有能夠描繪十分具體的措施，但他確實為此描繪了一條基本的道路。通過上述關於國際關係的認識已可以看出，佐久間象山必然地按照他對於國際關係觀察的結果得出結論：日本要想不受到西洋各國的欺侮，就必須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由此在國際關係中佔據優勢。為了實現世界一等強國的理想，佐久間象山特別強調軍事力量的作用。他不但自己積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研究大炮原理，試製大炮，希望由此增強日本的軍事力量，而且屢次建言，希望朝廷傾注力量建立海軍，認為已有俄國先例可循，只要認真採取措施加以落實，一定可以建立“大船”，以供實際使用，使得日本擁有向世界擴展的軍事實力。

佐久間象山關於國家關係的思想理論，在當時的條件下，自然有它尖鋭的一面，但是他的這 一思考完全將焦點集中於武力，並以此為原則描畫了日本未來在國家關係中應該予以實踐的基本道路，就導致了日本近代以後發展道路的偏離。他所設計的道路是積蓄力量，擴充軍事，走上一條建立東方英倫大國之路。當然，由於佐久間象山在政治上屢屢遭受挫折，沒有能夠制定出更為具體的方案，時代和形勢也不允許他有條件立即實現強兵爭霸的目標。但是，建立軍事力量，通過軍事實力的威懾與壓迫參與國家關係中的角逐，確實形成為一條路線，為近代以後的日本發展道路從基本原則上規定了方向。

佐久間象山是一個儒學家，尤其篤信儒學的理念“禮”，以此作為他思考問題的主要思想源泉。按照佐久間象山的理解，“禮”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有形的層面，例如朝廷的禮儀，又如不同等級的着衣形式，此外當然還包括外在形態的種種“禮節”。但是，佐久間象山實際上更重視的則是無形的“禮”的層面。一言以蔽之，這個無形層面就是“社會秩序”。

佐久間象山針對當時的現實，尖鋭地指出，如果不堅持“禮”，就會國將不國。由於當時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一部分人曾經建議實行節儉，進行“改革”。其中一項重要的措施就是要求朝廷官員儘量節約，而且要改革每年花費大量財力的“參勤交代”制度，儘量減少武士的開支，甚至減少隨員的數量。針對這種情況，象山感到十分氣憤。他特別指出，如果實施這些涉及到“禮”的改革，那麼幕府體制將面臨崩潰。

佐久間象山堅決反對領主減少隨從的“改革”，聽説不少位於高位的官員穿着布衣，以此表示節儉之意，“初聞疑為訛傳”，感到十分震驚，認為“侯伯隨身護衞，此又禮之極處，絕非可予免除”，“自有上下尊卑之等級”，並且強調“古先聖賢，以衣服之制，顯現尊卑上下，不啻法制大典”，強調必須堅持穩固的社會秩序。

佐久間象山如此注重“禮”，重視“秩序”，不僅限於國內政治，而且延伸到國際政治的領域。實際上，在他觀察世界形勢時，也同樣是按照秩序這一原則加以觀察。他認為國際上各國之間的關係十分本無秩序可言，只是一種利益關係，尤其是就歐洲各國而言，“彼國惟求一利，成此習俗”，國家間的關係十分混亂。但他同時又認為，國際既成一局，那麼就必然要構成秩序，如同國內的“禮”一樣，存在尊卑上下的關係，而確定秩序的因素，則惟有軍事力量。他明確主張，“吾惟欲述者，則國力之義”，直言不諱地提出“國力第一”的命題，表明這是他思考國際秩序的根本理念。可以説，這正是他主張爭取軍事霸權的原因所在。

佐久間象山還進一步強凋了朱子學的窮理精神——合理主義，實際上正是在洋學中所實行的。他説：“宇宙實理無二。斯理所在，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百世聖人不能異此。近年西洋所發明許多學術，總之皆實理，祗足以資吾聖學，而世之儒者，類皆凡夫庸人，不知窮理，視為別物。”

這樣，佐久間象山對洋學不是像後期水户學那樣只承認地理學和軍事技術等在對抗外壓不可缺少的方面而排斥洋學的一切“窮理”，相反在認識自然即科學技術領域內承認洋學的窮理。因此 他對洋學多方面進行研究。在研究軍事學（炮術）的同時，還精讀切美爾的《日用百科辭典》和佐美爾（J.Sommer）有關宇宙的書。或者 分析温泉，或者製造玻璃、磁石、報震器、電池、電療器，或者開採硝石，或者研究照相術等。但是佐久間象山在哲學和認識論即世界觀領域內則仍認為應當採取東方的傳統觀念。按他自己的話所説，即所謂"東洋道德西洋藝"，也就是《省諐錄》中君子五策之一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技藝），精細無遺，表裏兼該，因以澤民物，報國恩”。

佐久間象山認為西洋文化與東洋道德可以調和，兩者沒有對立：“夫泰西學藝，術也。孔子之論道，德也。藝術譬如菜肉也，菜肉可以助食氣，孰謂可以菜肉而損其味也”。主張東西文化調和論。

從承認西方科學技術優秀並積極攝取的觀點出發，佐久間象山積極主張開國，認為與西方各國通商是“天地公共之道理”。當初佐久間象山的開國論集中在國防問題上，從軍事觀點來談開國。1856年（安政三年）以後便開始從物產、通商、技術等方面來談開國。1862年（文久二年）的上書中已經與軍事技術無關，單純從生 產、貿易等富國的觀點來談開國了。與此同時，他的對外觀也隨着改變"過去他把外國稱作“夷”，現則稱作“蕃”。“外蕃”是文明的外國人，與“夷狄”、“蠻貊”不同應以賓禮相待。指摘某些人只輕視外國，卻不知西方諸國學術精研，國力強盛，火技精妙，航海精通。“一旦與英國發生戰爭，惹出大敗，殆恥全世界，破古昔聖賢的體面”。

佐久間象山對俄國彼得大帝十分敬佩，彼得大帝成了他的開國論實踐的榜樣。根據吉田松陰的《幽閃錄》，佐久間象山主張向海外購買外國船，讓有為青年隨船同行，既能訓練航海技術又通曉外國形勢：“吾師平象山，經術深粹，尤留心時務。十年前藩侯為執政，上外寇議論：僱船匠、炮工、舟師、技工於海外，造艦鑄炮，操水戰習炮陣，謂不然不足以拒絕外夷……宜選俊才巧思之士數十名，除隨蘭船山海外，令其便宜從事以購艦。則往返之間識海事，熟操船，且得知萬國情景，其為大益矣”。 然而正因為他的這種開國論和“挾天子而抑諸侯，佐幕府而令天下”的想法，導致象山最後被保守勢力暗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