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樂墓

在考查伯樂墓真偽過程的早期，卻遇到了古籍關於伯樂冢址的記述與現存伯樂墓址不符的問題。古籍記伯樂冢在定陶縣東南一(或二)裏的地方，而現存的伯樂墓卻在成武縣城西北18裏伯樂集村南100米處，兩地相距約50裏。究竟是現存的伯樂墓有假呢？還是古籍的記述有誤呢？考查的結論是：現存於成武縣伯樂集村南的伯樂墓是真的，而古籍的記述有誤，誤就誤在：把本在濟陰郡下領縣之一的秺縣(其與成武縣的關係後述)境內的伯樂冢，記在作為濟陰郡治所的定陶縣名下了。而這種類型的失誤在古籍中並不罕見，甚至在今天某些學術專著中還仍然存在着。

説古籍關於“伯樂冢”地址的記述有誤，是因為它不符合實際 。《皇覽》、《後漢書·注補》、《太平寰宇記》、《兗州府志》等古籍均認定(實際上是後三種古籍沿襲《皇覽》説)，伯樂冢在濟陰郡定陶縣，共有三種古籍更具體説明在定陶縣東南一(或二)裏的地方。然而事實證明，以上古籍記述不符合實際。

先看定陶縣的實際。載有“伯樂冢定陶説”的古籍雖不算少，但定陶縣自己的志書上卻沒有這種記述，定陶人也沒有這種傳説，也就是説，定陶縣從來沒有以伯樂冢的所有者自居過。這是為什麼？原因很簡單：一是定陶縣確實不存在伯樂冢，《兗州府志》説“無可考”，當然無可考，沒有的東西怎麼考；二是定陶縣的近鄰成武縣境內、離定陶縣城僅50裏的伯樂集村又確實有一個實實在在的伯樂墓。不管古籍上怎麼説，對自己沒有的東西而從來不説有，這正顯示了定陶人不唯書只唯實的可貴品格。

再看成武縣的實際。在成武縣城西北18裏處有一個伯樂集村。“文革”前，在伯樂集村南100米處確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大墓，該墓名就是“伯樂墓”。當時墓高約3米，墓基直徑約10米。對這個頗為引人注目的大墓，周邊幾十裏的羣眾都知道。1958年前，伯樂墓前還有一通明萬曆年間立的碑，該碑毀於1958年的“大躍進”。墓的地表上封土在“文革”中被剷平。其後墓址之上種上了莊稼，在一次灌溉中，墓址處還出現過一個注不滿的吸水漩渦。今在原墓址處重新封了一個墳子，但比原來的小多了。

伯樂集村村名是歷史上留下來的，1830年成武六修縣誌的時候就有了。該村在1984年前是伯樂集人民公社管委會駐地，現為伯樂集鎮人民政府駐地。

伯樂集村村民約有一半姓孫，他們口碑代代相傳，都認伯樂是他們的“老爺爺”。“老爺爺”的稱謂是當地方言，含義有二：一專指曾祖父；二泛指很久以前説不清哪一世的老祖宗。可以肯定，伯樂集村孫姓族人是伯樂的後裔。“文革”前他們每年清明節都上伯樂墓給老爺爺燒紙；平時説話還避“伯樂”之諱，把韓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話，改為“千里馬常有而老爺爺不常有”。

總之，定陶和成武兩縣的實際情況證明，古籍“伯樂冢定陶説”是錯誤的。而成武縣伯樂集村村南的伯樂墓是真的。現讓我們對上述古籍失誤的原因進行分析，這對證明本文的觀點將更有説服力。

前邊已述，古籍關於伯樂冢址記述的失誤就在於：把本在濟陰郡下領縣之一的秺縣境內的伯樂冢，記在作為濟陰郡治所的定陶縣名下了。看來，欲弄清古籍失誤的原因，應從瞭解濟陰郡、定陶縣、秺縣、成武縣的基本歷史情況及其相互關係入手。

濟陰，因地處濟水之南而得名。濟陰郡，是長期(約930年)存在於今菏澤市轄區內高於縣級的一個行政機構，其治所約有650餘年在定陶縣城。(《菏澤地名》)

定陶，最初稱“陶”，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知名度非常高的地方。原始社會末期，堯、舜在此活動過；夏、商兩代其境內有三鬷國；周初武王封其同母弟振鐸於此建曹國，以“陶”為國都；春秋時期越國大夫范蠡助越滅吳後，以“陶”為“天下之中”而來此定居(定陶“之名由此而來)。秦置定陶縣。在自西漢，經東漢、三國……直到今天共2200餘年間，定陶縣城先後十次為王國都城，長期(包括兩漢和三國)為濟陰郡治所，為縣衙(政府)駐地長達1800餘年之久。秺縣，漢置縣。西漢時，秺縣與定陶縣、成武縣同屬於濟陰郡(治所在定陶)。秺縣約存200年，於東漢初廢入成武縣，作為成武縣內的“城”繼續從屬於濟陰郡。(見《漢書》、《後漢書》)。

關於古秺縣城址。根據文物出土的地理位置和《曹南文獻錄》，參考《水經注疏》和《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等書，古秺縣城址在今成武縣城西北25裏一帶，即在伯樂墓西北7裏的地方；換言之，伯樂墓在古秺縣城東南7裏處。二者同在今成武縣伯樂集鎮轄區內。

根據上述伯樂墓和秺縣城址的相互方位和距離，對於伯樂墓址的記述理當以秺縣為座標原點，應記為“伯樂冢在秺縣郭外東南二里所”，這樣就可以説完全符合實際了。

然而，當三國魏國的諸臣們編寫《皇覽》一書時，秺縣廢除已200餘年了。如果説秺縣縣城在秺縣被廢除不久，作為成武縣內的“城”繼續存在一段時間的話，那麼到了三國時期，很可能連“城”也不存在了。而定陶就完全不同了，歷史悠久，曾為“天下之中”、知名度很高的定陶，不但作為縣、而且作為濟陰郡治所繼續存在着。在這種情況下，隨着秺縣的消失，“伯樂冢在濟陰郡秺縣郭外東南二里所”，逐漸變成了“伯樂冢在濟陰郡東南一(或二)裏所”；又因為濟陰郡治所在定陶縣，所以最後變成了“伯樂冢在定陶縣東南一(或二)裏所”。一句話，本在濟陰郡秺縣的伯樂冢，因為秺縣的消失而直接歸在濟陰郡治所定陶縣的名下了。這種類型的失誤，即把本在某郡某縣的某物，因該縣廢除而直接歸在該郡治所所在縣名下的失誤，在古籍並不罕見，甚至在當今某些學者的專著中仍然存在。山東省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姜太公本傳》一書中就有一例，該書解説“雷澤”曰：“雷澤就是雷夏澤，在今定陶縣地”。

説雷澤在今定陶縣地，錯完了。雷澤既不在今定陶縣地，也不在古定陶縣地，而在古成陽縣地(《漢書·地理志》)。即在今鄄城境內東南方向的“菏澤電廠水庫”一帶。古成陽縣城在今鄄城東南50裏與菏澤城東北60裏交界處胡集村一帶(《菏澤地名》)；雷澤在成陽縣城西北一十餘里(《水經注疏》)。成陽縣和定陶縣，一在菏澤東北，一在菏澤東南，兩縣相距約90裏，自漢至晉長期並列同屬於濟陰郡，但兩縣之間從未有過隸屬關係。因此，在成陽縣的雷澤絕對不會跑到定陶縣去。所以，把本在濟陰郡成陽縣的雷澤，説成在作為濟陰郡治所的定陶縣，其失誤性質，與古籍關於伯樂冢定陶説的失誤是一樣的。

《姜太公本傳》的上述失誤，源於三國魏國人如淳對《漢書》的一條註釋。如淳注：“成陽在定陶”。定陶曾多次為定陶國的都城或濟陰郡的治所，因此，如果説成陽在定陶國或濟陰郡，那都可以。但説成陽在定陶就不行了。這正像我們可以説成武在原菏澤地區、在今菏澤市，而不可説“成武在菏澤”一樣。如淳的失誤在於：混淆了“定陶”(一般指“縣”或“城”)與“定陶國”、“濟陰郡”的質的區別，從而把成陽與定陶的並列關係誤當成了成陽對定陶的隸屬關係。

如淳對《漢書》的這條註釋為南朝宋人斐駰在《史記·集解》中所引用，同一處《史記·集解》又引徐廣語注“雷澤在成陽”(這是對的)。既然“雷澤在成陽”，而“成陽”又在“定陶”，那“雷澤”理所當然地也就隨着“成陽”在定陶了。

總之，像上述把某郡某縣的某物，因該縣的廢除，或因把該縣與該郡治所所在縣的並列關係誤當成了隸屬關係，從而直接歸在該郡治所所在縣名下的失誤，古今書籍均不乏其列。所以，以《皇覽》為代表的幾種古籍，把本在濟陰郡秺縣的伯樂冢，因秺縣的廢除並永遠消失，而直接記在作為濟陰郡治所的定陶縣名下的失誤，也就完全可以解釋了。

成武縣有伯樂村，伯樂村有伯樂後裔，伯樂村前有伯樂墓；伯樂故里在成武縣，伯樂故里在菏澤市，這既是成武縣的驕傲，也是菏澤市的驕傲。開發伯樂文化，弘揚伯樂精神，這既是當前“突破菏澤”的現實需要，也是我菏澤市每個人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