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紹祖

伍紹祖（1939— 2012年），男，衡陽耒陽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中國體育復興奠基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的建設工作、國防科技工作、體育工作和青年工作的優秀領導幹部。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1]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政治委員、黨委書記，國家體委最後一任主任、黨組書記和國家體育總局首任局長、黨組書記，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常務副書記。 ^[2] 

伍紹祖，衡陽市耒陽市南門外松茂堂人。父親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紅軍電台的奠基人、紅軍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始人伍雲甫，母親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民政部顧問熊天荊。 他是中國無線電運動協會名譽理事長（呼號：BA1WSZ）。

伍紹祖，1939年4月6日出生於西安，1958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後又攻讀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核物理專業研究生。其間曾任清華大學學生會秘書長、副主席。1965年任中華全國學聯合會主席、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幹部。1972年任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秘書。1975年後，任國防科委司令部二部參謀、科技部二部副科長、副局長。1982年7月後，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黨委副書記，國防科工委政治委員、黨委書記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88年12月任國家體委主任、黨組書記，是20世紀中國最後一任國家體委主任。1998年3月至2000年4月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亦是21世紀中國第一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3]  。

1992年、1996年伍紹祖兩度率隊親征巴塞羅那和亞特蘭大奧運會，我國均取得了金牌總數第四，體育界打了一個又一個漂亮的翻身仗，鞏固了中國在國際體壇的大國地位 ^[3]  。

伍紹祖為國家體育總局局長。擔任北京2000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執行主席，我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就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雖説最終以兩票之差惜敗，但這次活動在我國體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

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4] 

2012年9月18日逝世 ^[5]  。

1939年4月8日出生於西安，衡陽耒陽市南門外松茂堂人。父親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紅軍電台的奠基人、紅軍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始人伍雲甫，母親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民政部顧問熊天荊。

1940年2月，隨母親熊天荊到延安。

1944年，在延安第一完小學習。

1946年，秋轉入延安保育院小學，同年冬，加入兒童團。

1947年3月，隨延安保育院小學轉移，參加二千里行軍到達太行，被評為行軍模範，入讀西柏坡村機關小學。

1949年，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

1951年，畢業於北京育才小學。

1951年-1957年，在北京101中學讀書，不僅德智體得到全面發展，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而且幾乎是全班最瘦小的他居然在一次班級的100公尺比賽中獲得第一名。

195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多次被評為市、校級“三好學生”，畢業時獲得北京市教育局頒發的銀質獎章。

1957年8月，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攻讀理論核物理專業。

1958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4月，擔任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體協主席。

1960年上半年，在刻苦學習的同時，關心國家大事，積極投身青年工作，當選為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學生會副主席，9月成為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學生會主席、分團委委員，開始半脱產學習。由於校學生會所有半脱產幹部因為身體不好，於是在1961年9月，被調到清華大學學生會任秘書長，主持學生會的全面工作，配合學校黨委、團委，團結全體同學共同度過困難時期。

1962年4月，清華大學第15屆學生代表大會上，被選為清華大學學生會副主席。1960年9月─1962年9月擔任系學生會和校學生會半脱產幹部。由於擔任了兩年政治輔導員，學習延長一年。

1964年7月本科畢業，考取清華大學理論核物理專業研究生。

1965年1月，當選第18屆全國學聯主席（1965年—1972年）、第4屆全國青聯常委，同年4月中止學習，調到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

1969年5月，由於文化大革命，開始在河南共青團中央機關“五七”幹校勞動三年並經受“審查”，在共青團的工作崗位上，團結帶領廣大團員青年，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黨的學生工作和青年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2年4月，調入國務院辦公室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秘書，協助王震做好分管國務院的業務工作，與“四人幫”進行了堅決鬥爭。

1975年7月-1982年7月，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司令部二局參謀、科技部二局副科長、副局長，其間，1979年1月-12月，借調至團中央機關工作，同年5月任第5屆全國青聯副主席、第19屆全國學聯主席（1979年-1981年）。

1982年7月起，任新組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務院）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現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副主任、黨委副書記，為當時最年輕的副大軍區正級幹部。

1985年，任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政治委員、黨委書記兼紀委書記，中國新時代集團第二任董事長。

1988年10月，被中央軍委授予少將軍銜。先後參與和主持我國國防科技工業的領導工作，積極創新，開拓進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注重加強國防科研試驗部隊政治工作，弘揚“兩彈一星精神”，為國防科技培養了大批人才。認真貫徹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積極推動國防科技工業的改革、開放和對外合作交流，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在領導和主管核工業的工作中，認真貫徹了中央關於“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方針，積極推進我國核技術、核工業的轉型與發展。在領導國防科技工業的崗位上殫精竭慮，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8年12月底，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1989年12月─1992年7月，在北京體育大學研究生部在職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結業。

1990年，領導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獲得成功。深知體育科技在未來國際體壇極端重要，採取“科技興體”的戰略，在巴塞羅那奧運會中產生第一批“金牌效應”。中國體操、乒乓球、女子競走、女子游泳等運動，依靠科技解決技術難點、弱點，收到良好效果，奪得金牌。

1995年-1999年，兼任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

1996年被美國國立波爾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

1999年4月，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中國奧委會主席伍紹祖與北京市市長劉淇飛赴瑞士洛桑，向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呈交了北京市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申辦書。

1996年、1997年、1999年先後被聘為武漢體育學院、清華大學、南京體育學院客座教授。

1996年，率團參加亞特蘭大奧運會，任中國奧運代表團團長。先後率團出征巴塞羅那奧運會和亞特蘭大奧運會，取得驕人戰績，贏得了國內外的廣泛讚譽。

1998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國家體委改為國家體育總局，與中華體育總會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黨組書記，中國奧委會主席、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主席和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委員，併兼任北京2000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執行主席。伍紹祖堅持體育工作正確的政治方向，以民族振興為目標，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改革創新，開創了中國體育事業的新局面。

在國家體委、國家體育總局工作期間，還兼任中國奧委會主席、國際氣功科學聯合會主席和國際武術聯合會主席、榮譽主席等職，為我國的體育事業和申辦奧運做出了貢獻。伍紹祖高度重視全民健身事業，組織制定並實施了“全民健身計劃”。高度重視體育法制建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的制定實施作出了重要貢獻。積極推動體育科學研究和科學技術的運用，大力推進體育事業改革和體育產業開發，積極促成體育彩票的發行，使我國體育事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得到全面、持續、健康的發展。

2000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2002年，任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常務副書記、中直機關黨建研究會會長。主持制定並組織實施了中直機關黨的建設五年規劃，及時向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彙報工作，為加強中直機關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

2003年3月，成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並當選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2004年4月27日，中直機關僑聯成立，當選為中直機關僑聯第一屆委員會主席。

2005年3月，當選為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多次帶領調研組赴全國各地考察、調研，提出了許多關係國計民生的提案和調研報告，多次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還對人民政協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為貫徹落實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推動人民政協制度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5年1月，任中直機關僑聯主席、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副理事長、中國關心下一代健康體育基金會名譽理事長等職務。深入研究黨史資料，撰寫了大量理論文章，宣傳、弘揚延安精神，為黨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經常深入市縣農村，組織“健康快車火車醫院”為白內障患者免費手術，使12萬多患者重見光明，為全國21個省167所農村學校建成了太陽能浴室，對中國公益慈善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2012年9月18日15時，因病逝世，享年73歲 ^[6]  。

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第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八、十九屆全國學聯主席，第五屆全國青聯主席，中國核學會第二屆副理事長。 ^[2] 

1939年4月8日，伍紹祖出生在西安，父親伍雲甫和母親熊天荊當時都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工作。那時，西安經常被日本人的飛機轟炸。有一次母親出門辦事，就把伍紹祖放在大牀上。一聽到轟炸的聲音，她馬上跑回來，發現伍紹祖已經被摔到地上，還碰翻了一盆水，但伍紹祖依然在熟睡。

後來，中央領導同志考慮伍紹祖母子的安全，於1940年2月讓伍紹祖撤回延安。母親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合作局局長。1940年下半年，父親也調回延安，擔任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兼邊區銀行副行長。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後，父親被調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1942年上半年，父親再次回到延安，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同年，受毛主席指派，父親隨林彪去與蔣介石談判，後來同林伯渠、王若飛去重慶與國民黨談判。

1943年，母親之前在國民黨監獄裏感染上的肺結核病復發，住進了延安的中央醫院。沒有人管伍紹祖，朱德總司令就收伍紹祖做“乾兒子”。後來，伍紹祖跟父親在中央黨校住了一段時間。1944年，母親奇蹟般地康復了，伍紹祖就又回到邊區政府住。9月，伍紹祖被母親送到離駐地不遠的延安第一完全小學上學。

1946年元旦時，駐在延安的中央和邊區的各機關的同志互相拜年，那時毛主席住在王家坪，伍紹祖跟着母親也到了王家坪，正好延安電影團的同志也在，大家就合了一張影，伍紹祖就站在毛主席的身旁。

抗戰勝利後不久，毛主席去重慶返回延安後，就説要加強備戰，延安的大生產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

為了備戰，母親把伍紹祖送到離延安80多里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學（簡稱“延安保小”）。1946年底，伍紹祖被秘密地吸收為兒童團員。也就在這個時候，駐在延安城附近的抗小（抗日干部子弟小學）與保小合併。那時伍紹祖年齡雖小，但對敵人仇恨是深刻的，想着有機會能上戰場與敵人拼命。

1947年，國民黨派胡宗南的部隊進攻陝甘寧邊區。3月16日，伍紹祖隨延安保小的第一批學生離開白家坪行軍40裏到雷咀河村，整整走了一天，到傍晚才看到山底下的目的地。休整了幾天後，隊伍往舊安定城走，路上遭到敵機轟炸，但沒受損失。伍紹祖是第一個跑進城的。晚上我們住在被轟炸過的房子裏，半夜又被叫起來，説敵人要佔領舊安定城，要求立刻集合起來返回雷咀河。

行軍一開始很艱苦。有一次伍紹祖與同伴走到一個沒有人的村子，從一個空窯洞裏找到一包辣椒粉，打了一桶涼水衝着喝了。後來村裏的老百姓知道是八路的娃來了，就從地底下挖出白麪，給伍紹祖與同伴做麪條吃。

1947年6月，伍紹祖與同伴到了山西，在晉察冀解放區的離石縣王家坡村休整了大約一個月。以後伍紹祖與同伴穿越汾河，過同蒲路封鎖線，翻越太嶽山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的武安縣陽邑鎮。在那裏呆了差不多一年。整整2000裏的行軍，對於不到8歲的伍紹祖來説還是很大的挑戰，而且伍紹祖還被評為行軍模範。1947年秋天，伍紹祖在學校見到了兩年沒有見面的父親，還給母親寫了一封信報平安。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以後，伍紹祖隨中央機關坐着楊尚昆同志的中型吉普進了北京，隨父親住在香山的鎮芳樓第二層，後又搬到中南海。

從延安開始，經過2000裏的行軍（“短徵”）到河北，最後到北京，伍紹祖見證了黨如何成功奪取全國政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雖然伍紹祖那時還是一個不怎麼懂事的孩子，但也經歷了這個大變化，真是受益匪淺。

在北京市101中學（原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經過6年中學學習，1957年秋，伍紹祖以不錯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64年本科畢業，又考上張禮教授名下的“高能核物理專業”的研究生。前後在清華大學呆了近8年。

大學本科畢業前，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楊海波突然找伍紹祖談話，説如果組織上需要，把伍紹祖調到全國學聯做社會工作，問他願意不願意。伍紹祖表示堅決服從。1965年1月，在全國學聯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伍紹祖被推舉為全國學聯主席，並在同時舉行的全國青聯代表大會上被選舉為第4屆青聯常委。當選後，伍紹祖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歡迎巴勒斯坦領導人舒凱里的宴會，舒凱里與他握手時，他驚訝地説：“你這麼年輕！

1965年底，伍紹祖又被補選為廣東省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是伍紹祖在全國學聯主席的崗位上經受的第一次考驗。

1965年5月，伍紹祖在清華大學辦了保留研究生學籍的手續，正式調到團中央機關工作，被分在團中央國際聯絡部組織科 ^[7]  。

此後，伍紹祖兩次到訪歐洲，一次是1965年11月以全國學聯主席的身份率中國學生代表團去捷克斯洛伐克參加國際學聯執委會，另一次是1966年6月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到匈牙利參加世界青聯的代表大會。6月24日回國，伍紹祖一下飛機就被人直接拉到團中央機關禮堂，當時正在對團中央書記處進行批判。會後，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照華同志找伍紹祖談話，説伍紹祖的女朋友曾曉前（現在的夫人）的爸爸被定為楊尚昆的死黨，要伍紹祖與之劃清界限。1966年8月，伍紹祖送兩位到訪中國的美國青年走後回到團中央機關，看到團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胡耀邦、胡克實、王偉等被“示眾”，心裏非常不是滋味，就向機關造反的負責人提出意見，他們也覺得不妥，到9月初就停止了這些活動。

胡耀邦、王震和張愛萍是團中央人生中的三位導師。

1969年4月份，團中央機關“一鍋端”下到了河南省信陽地區潢川縣的黃湖農場。5月，胡耀邦同志來到幹校。伍紹祖等都被分到一連的行政處人員的班裏。在與胡耀邦相處的兩年多里，胡耀邦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不迷信權威，善於運用辯證法分析問題，刻苦思考、刻苦學習等很多優良品行對伍紹祖影響至深，是伍紹祖人生中的第一位社會老師。這是伍紹祖在團中央機關七年的時間裏最大的收穫。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同志抓住時機解放和使用一批老同志，王震同志是其中之一，當時被安排在國務院業務組。王震要找一個年輕的新秘書，把目光投向了團中央機關。團中央機關的人提出了可以選擇的十幾個人，其中也有我。1972年4月中旬，伍紹祖擔任王震副總理秘書。雖然在這個崗位的時間不長，只有三年零兩個月半，但受到的鍛鍊卻不少。王震同志成為伍紹祖的第二位社會老師，也是政治老師。 有一次，伍紹祖陪王震去看望聶帥。當聶帥瞭解到伍紹祖曾是清華大學理論核物理的研究生時，他對王震講：“你怎麼找了個研究生當秘書？秘書不需要這麼高的學歷，你應當讓他歸隊。”王震對此很重視。

1975年，張愛萍同志回到國防科委工作，王震副總理把伍紹祖推薦給張愛萍，還親自寫了一封信，説讓伍紹祖去了以後不要當大官，要從最低的職務幹起。10月份，伍紹祖剛辦完參軍手續就去新疆馬蘭的核試驗基地參加試驗。伍紹祖有很多大學同學被分配在這個基地，所以那段時間一天到晚都沉浸在快樂之中。

張愛萍同志是伍紹祖的第三位社會老師。伍紹祖在國防科技工業戰線工作的近14年深受他的影響。他非常注重個人品德修養，具有非常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抱負。他還有非常高尚的情操和文化修養。有一次，伍紹祖提出原子能事業要為國家多做貢獻時，他在伍紹祖寫的報告上批示：“要在保證軍用的前提下，把重點轉向民用。”這就是後來核工業部和其他軍工部門提出的“保軍轉民”口號的由來。所以，伍紹祖把張愛萍同志稱為工作的老師 ^[7]  。

1988年12月中旬，伍紹祖在京西賓館參加中央軍委工作會議時突然接到時任中組部副部長劉澤鵬的電話，説要把伍紹祖調到國家體委當主任。

嚴格説來，伍紹祖對體育是一個外行。作為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在高層次上既要管體育，又要管運動，有時確實不知道怎麼辦。不懂就要學習，一學就是11年半，直到伍紹祖離開國家體育領導機關時也不能算是搞明白了，但應該説是努力了。

作為體育領導機關的一把手，到了很多地方都要講話，伍紹祖不願意隨便講，這確實花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伍紹祖曾開玩笑説，伍紹祖講一小時話，平均要想5個小時，秘書根據錄音整理出來最後形成定稿大概要10個小時。2008年，秘書們選出100篇講話編成《伍紹祖文集——體育工作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較全面地記述了我在體育部門工作的11年零4個月經歷的一些事，反映了改革開放30年中間的一段的體育工作情況，從一個側面折射了改革開放的成就。

伍紹祖在國家體育工作部門做了以下一些事情，包括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和《奧運爭光計劃綱要》、《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簡稱“一法兩綱”；轟轟烈烈地開展全民健身運動；完成國家賦予的重大競技體育任務，如圓滿完成第十一屆亞運會的工作等；開展反對使用興奮劑的工作；積極推進整個體育事業的改革；進行了運動項目管理改革；抓了申辦第27屆和第29屆奧運會的工作 ^[7]  。

2000年4月15日，中組部突然通知伍紹祖調離國家體委，那時伍紹祖正在緊張備戰悉尼奧運會和申辦第29屆奧運會。儘管一般都認為臨陣換將不好，但伍紹祖表示堅決服從組織。5月下旬，伍紹祖被調到中直機關工委。2002年接替武連元擔任常務副書記。2004年5月，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孫曉羣接替我擔任常務副書記。在交接工作時，伍紹祖認認真真地向他交待了50件正在做的事情。從那時起，伍紹祖就專心做全國政協的工作了。

2008年3月2日，伍紹祖的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的任期結束了。伍紹祖説：“ 如果我能活到80歲，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要積極地看待生死。一方面要與隨之而來的疾病作鬥爭，另一方面要像革命先烈一樣視死如歸。我想，如果我走了，就把骨灰埋在一棵樹下，讓這顆樹長大成蔭，為地球增添一點綠色。”

伍紹祖，1939年出生，196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8年12 月從國防科工委政委、黨委書記的崗位上調任國家體委主任、黨組書記，是20 世紀中國最後一任國家體委主任。1998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後，他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亦是21 世紀中國第一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2000 年5 月，伍紹祖調任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副書記。

伍紹祖是中國第五位國家體委主任，也是第三位軍人出身、具有軍銜的體委主任，在任國家體委主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11 年多的時間裏，他主持了多項重大體育改革，為中國的體育事業在20 世紀末和21 世紀初的發展制定了許多積極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在1988年底到國家體委任職之前，並不算是一名體育的內行，甚至“不太喜歡體育”。此前，他是國防科工委政委，一名少將。而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後，他被任命為國家體委主任，從此在體育系統一干就是11年，也由此開始了與體育、與奧運的不解之緣。

1991年，北京的第一次申奧計劃啓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奧計劃”的最初緣起，竟是來自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一次視察亞運會場館時所講的幾句話。伍紹祖説，要不是他曾經當過參謀，牢牢記住了小平同志當時隨口講的這幾句話，或許也就沒有了後來的第一次申奧。

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伍紹祖回憶起了當時的情景：“那是1990年7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去視察亞運會場館，我和體委、北京市的一些同志陪同。當時小平同志問了句：‘中國辦奧運會決心下了沒有？為什麼不敢幹這件事呢？建設了這樣的體育設施，如果不辦奧運會，就等於浪費了一半。’我在軍隊當過參謀，什麼都記在本上，回去後就給中央領導、體委領導、北京市的領導講了，小平同志有這麼個意思。黨中央馬上討論，最後決定：申辦！1990年就開始啓動申奧了。”

而對於第一次申奧的失敗，伍紹祖認為，這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如果第一次申辦成功了，以當時我國的經濟實力，辦奧運會費的力氣要更大一些，而且還會影響改革開放的進程。沒申辦成功，對我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學生也是一次極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還有反對勢力。”

在伍紹祖擔任國家體委主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的十幾年任期內，他曾兩次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夏季奧運會，一次是1992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會，一次是1996年的亞特蘭大奧運會。在這兩屆奧運會上，中國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分別獲得了54枚獎牌和50枚獎牌，在金牌榜上均名列第4位。

在伍紹祖任職體委期間，他明確提出要嚴格禁止運動員服用興奮劑。因為反興奮劑工作做得好，他還被國際奧委會請去做經驗介紹。薩馬蘭奇稱讚中國是“反興奮劑的模範”。在今年的“奧林匹克宣言國際論壇”上，當談到對中國隊在本屆奧運會上奪金數的期望時，伍紹祖仍然堅持他一貫的立場：“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而且要拿真的，不能拿假的！”

曾經有媒體問：如果請您對今年的北京奧運會講幾句話，您會説什麼？

他爽快地回答：“還是我過去提的，對運動員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對體育工作是：‘全民健身與奧運同行’。”

此前的奧運會上，伍紹祖曾多次與運動健兒同行。而今，退了休的他，笑稱自己“過的就是普通市民的生活”。“今年我不和健兒們同行啦，我和廣大老百姓們同行”，伍紹祖説。 ^[4] 

伍紹祖為中國體育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給中國體育帶來的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提出的全民健身計劃、奧運爭光計劃以及中國體育法的制定，將中國體育帶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正式確立了體育產業的概念，親自跑證監會，使中體產業成為一個上市公司，大大促進了體育經濟的飛速發展。任國家體委主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11年多的時間裏，主持了多項重大體育改革，為中國的體育事業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發展制定了許多積極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90年，領導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獲得成功。他深知體育科技在未來國際體壇極端重要，採取“科技興體”的戰略，在巴塞羅那奧運會中產生第一批“金牌效應”。中國體操、乒乓球、女子競走、女子游泳等運動，依靠科技解決技術難點、弱點，收到良好效果，奪得金牌 ^[9]  。

提出奧運戰略：奧運戰略不是金牌戰略。金牌只是奧運戰略一個組成部分，不要以偏概全。當然我們要多拿金牌，但怎麼拿，又有一套辦法，是真想拿還是假想拿。要假想拿，就把錢都花在金牌上；要真想拿，就把錢花在羣眾體育上 ^[10]  。

在任11年半期間，伍紹祖主持了多項重大體育改革，包括足球改革、體制改革，提出並實施奧運爭光計劃、全民健身計劃、體育產業發展計劃等，組織制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發行了中國體育彩票，使中體產業成為一個上市公司。

伍紹祖始終反對使用興奮劑。堅持“四不用”，“拿不到金牌也不用，查不出來也不用，別人用了也不用，有人讓用也不用”。 針對興奮劑的“三嚴”（嚴令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方針，就是伍紹祖提出來的。由於伍紹祖在反興奮劑上的堅定立場與嚴格措施，還被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稱為“反興奮劑模範” ^[10]  。

大力推進體育職業化進程，1992年紅山口會議，提出要將足球作為突破口。曾經在一個田徑會議上説，中國足球上不去，根子在田徑，跑不動怎麼可能傳接球，包括之後的12分鐘跑之類的測試，都是根據他的構想制定的。他讓足球堅持走職業化道路，同時將體育細分化，規範了中國體育界的各個方面。

1939年4月8日，伍紹祖生於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其實他是衡陽耒陽人，他的父親、中央軍委秘書長、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伍雲甫，母親熊天荊都是中國革命的先驅。伍紹祖五歲那年母親就送他上學了，作為紅色的後代，他從小就接受了革命的薰陶，並參加了一些有意義的活動。在大生產運動中，少年伍紹祖幫助老鄉紡線、捻線；開荒時，幫助人們敲土疙瘩；在針對蔣介石打內戰陰謀的備戰活動中伍紹祖還模擬傷員，讓醫務人員在他身上練習包紮。1946年9月，王震率領南下支隊北返延安，伍紹祖去慰問八路軍，並寫了一封慰問信，還刊登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這是他的名字第一次上報紙。

1946年年底，內戰迫在眉睫，伍紹祖的父親在北平、上海等地跟隨周恩來、葉劍英等與國民黨周旋。他的媽媽把他從每天可以走讀的延安第一完小，送到了離延安100多里地的安塞白家坪的延安第一保育小學住校。因為伍紹祖從小就聽《黃河大合唱》中的歌詞“黃河在咆哮”，對黃河非常向往的他，誤以為“黃河在‘保小’”，所以，他就高高興興地去了。去了以後才知不是那麼回事。不過，“保小”對伍紹祖來説確實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歷。不久，他在這裏加入了兒童團。

從1947年3月開始，歷時兩年，伍紹祖跟隨“保小”行軍兩千裏，最後到達北京。在他開始行軍前，他媽媽也撤離了延安到達安塞真武洞，那裏離白家坪只有幾里地。伍紹祖的媽媽工作忙，派勤務員朱德奎把他接去，與媽媽住了一個晚上，這也是兩年的時間裏惟一的一次母子相聚。第二天回學校時，媽媽給伍紹祖打了一雙毛襪，又送他上路了。

敵人佔領延安後，“保小”的行軍隊伍繼續向北走，有時還遭敵機轟炸、掃射。這些小小年紀的兒童團員真是又餓又累，衣履不整。突然有一天，伍紹祖的媽媽派朱德奎給他送來了一雙鞋，一干糧口袋炒黑豆和3個子彈頭。朱德奎告訴伍紹祖：黑豆要和同學們一起吃。並説那3個彈頭是有一天國民黨飛機掃射了他媽媽住的房子，他媽媽從土裏挖出來的，一個叫穿甲彈，一個叫爆炸彈，一個叫燃燒彈。伍紹祖和同學們看着這些從天上掉下來的不祥之物新奇了好長時間。

1948年春，解放戰爭的形勢已經有利於我方，伍紹祖的父親調到黨中央機關工作，聽説“保小”學生在河北武安縣陽邑鎮，就來看伍紹祖，父子有一年多不相見，伍紹祖記不得父親的樣子了。父親走後，學校組織一次書信活動，要每名學生給家長寫一封信，伍紹祖想，父親見過了，就給媽媽寫吧，信的第一句話是：“媽媽同志：兒一切都好，請放心……”

聶榮臻元帥對王震説：“秘書找什麼人都可以幹，年輕人還是讓他搞專業吧！”此後，歷經坎坷的伍紹祖走進了國防科工委……

1957年，伍紹祖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攻讀理論核物理專業。1965年，伍紹祖因被全國學聯推選為主席，從此，他研究生肄業，步入政壇。26歲的伍紹祖開始在他領導的年輕事業上，做着不懈的努力，被上上下下普遍看好。可是，花好不常開。“文革”風暴席捲全國的當口，伍紹祖的家也在劫難逃。他媽媽因為有人揭發她曾罵過江青，被扣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他愛人曾曉前是楊尚昆“死黨”曾山的女兒；新中國成立後從蘇聯找回來的伍紹祖二姐伍紹雲，被誣成“蘇修”派來與他媽媽接頭的女特務；作為全國學聯主席的伍紹祖儘管是根正苗紅，也沒有逃脱厄`運。1969年春夏之交，除了伍紹祖的父親癱瘓在家外，全家人都要去各自單位的幹校。分別時，一家人沒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戰場一樣，去接受新的戰鬥考驗，創造人生新的歷程。伍紹祖被下放到河南共青團中央機關“五七”幹校勞動。不久，他的父親因受盡迫害，突發腦溢血，走完了六十五歲的輝煌人生。這一天是1969年7月25日。伍紹祖請假回來，簡單地辦完了父親的喪事，拭乾眼角的淚水，又重新回到了幹校。在這名曰鍛鍊，實則落難的三年，伍紹祖與鋤頭為伴，在土地上耕作，皮膚曬黑了，意志卻變得堅強起來。回憶這段歲月，今天的伍紹祖覺得那不尋常的經歷對他的一生有着非凡的影響，從那時，他知道生命中有一種滋味叫做苦。

大凡從苦的經歷中走過的人，格外地珍惜甜。1972年，伍紹祖調入國務院辦公室擔任王震的秘書，主要協助王震做好分管國務院的業務工作。1975年的一天，伍紹祖隨王震前去拜望聶榮臻元帥。言談中，聶帥不時地和王震身邊站着的精精幹乾的年輕秘書拉起了家常。當這位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的奠基人，得知伍紹祖是一位學習理論核物理的研究生時，突然眼睛一亮，對王震笑着説：“你的秘書還要這麼高的學歷？找什麼人不都可以幹嗎，年輕人還是讓他搞專業吧！”話畢，聶帥拉過伍紹祖的手：“跟我幹吧？小夥子！”沒想到聶帥的一句笑言，真的改變了伍紹祖的人生命運。此後不久，他來到國防科工委司令部二局擔任參謀。穿上了綠軍裝的伍紹祖，面對的是一幅全新的藍圖，他開始握起人生的畫筆，勾畫着未來的前景。

大軍區正職領導乘火車坐硬座，在視察部隊的途中啃冷饅頭夾鹹菜。身邊的工作人員説，和伍紹祖在一起，如同走進一所特殊的大學……

伍紹祖在國防科工委的履歷比較簡單，他從一名普通的參謀升任為科技部二局副科長、副局長。1982年7月，43歲的伍紹祖被提拔為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在當時屬最年輕的大軍區級幹部。三年後，他又被提拔為國防科工委政治委員。

作為一名年富力強的知識型高級管理人才，伍紹祖深知黨和人民對他厚愛和重託的含義，他沒有拿身份做擋箭牌，總是把自己看作是普通的一兵，下部隊輕車減從，經常是一兩個人就出發了。無論是在機關還是在基層，伍紹祖從不擺首長的架子，國防科工委的單位遍及全國，他跑遍了所有的單位。他的工作特點是理論聯繫實際，當政委後，伍紹祖每個星期，不管有多忙，他都要去下屬的兩個研究室和研究員們進行交流座談，以取回真經。他的講話稿，從來都是自己動手寫，在一些非正式場合上的講話，他事前預備好提綱，叫過身邊的秘書和有關人員：“你們聽聽，我這樣講行不行？”原秘書説：“和伍政委在一起，如同走進一所特殊的大學。”

為了解決偏遠的基層單位幹部子女就學難的問題，1997年伍紹祖讓科工委有關部門與北京101中學取得聯繫，該校招收了“老基層”、“老邊關”的子女。一年後，伍紹祖主持召開座談會，請101中學的領導和老師進行座談，會後，大家提議和伍政委合個影，伍紹祖愉快地答應了，並請校領導和老師坐在前排的凳子上，自己站在後面，以示對老師的尊敬。此事，在科工委和101中學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1987年的一次，伍紹祖要去河北某基地視察，因當時走得急，沒有訂到火車卧鋪票，要想趕時間只能是坐硬座。工作人員面露難色，伍紹祖知道內情後，説：“硬座就硬座，沒關係，這不是聯繫羣眾一次好機會嗎？”上火車後，他穿着便服，坐在嘈雜的火車車廂內，與鄰位的旅客們一路有説有笑，聊得十分開心。十多個小時的火車顛簸之後，再轉乘了三四個小時的汽車，才到達目的地。當天，他就開始了工作。

還有一次，是去東海某前沿指導發射導彈實驗，伍紹祖坐着普通的輪船，在水上行程了十多個小時，中午時分在杭州靠了岸。當時，海軍為他準備了午飯，為了節省時間，他叫工作人員買了幾個麪包，在西湖旁的樹林裏坐在地下就啃了起來，那時礦泉水還是稀有品，工作人員在商店裏找人要了一杯白開水，中餐就這樣打發了。下午，伍紹祖又坐着火車硬座去秦山電站視察工作去了。

1988年上半年，伍紹祖去內蒙古參加一個國防科研實驗成功慶典大會。回來時，要乘坐汽車從包頭向呼和浩特趕，再參加一個其它活動。臨近中午，內蒙古的軍地領導要盛宴伍紹祖，他舉起了雙手抱拳向領導們致歉：“不能因為我一個人吃飯，耽誤其他同志的時間，對不起了！”伍紹祖叫工作人員將早晨剩的冷饅頭和鹹菜裝進了食品袋裏，午飯是邊行路，邊解決的。

伍紹祖上任體委主任後，把軍隊的“兩彈一星”規模科研一套移植到亞運會上，錢學森兩次專書稱讚：好！

1988年，中國的體育在奧運會上留給新聞界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四個字：兵敗漢城。同年12月29日，剛剛掛上少將金星的國防科工委政治委員伍紹祖，要另有任用，擔任國家體委主任。領導找他談話時，伍紹祖説：“第一，我可能不太懂體育，不要給國家、給人民帶來損失；第二，我堅決服從黨的分配，我到那兒一定好好幹。説實話，對於擔當國家體委主任的要職，伍紹祖感到十分意外，因為在他所走過的歲月裏，僅在大學讀書時擔任過班級裏的體育委員，這也是他僅有的一次與體育結緣。他自己坦言：“我本來不太喜歡體育活動。”

共產黨員是組織裏的一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行伍出身的伍紹祖沒有忘記自己的軍人本色，去國家體委報到後，他首先是調查研究，到處跑，到處學習，一是到現場看賽事，看歷史資料，及時地掌握情況。另外，他發揮自己當過三年政治委員做人思想工作的優勢，和運動員、教練員交朋友，以心換心，推心置腹，很快就深入到體育隊伍裏去了。

1990年，第11屆亞運會在北京舉行，伍紹祖擔任組委會執行主席，他團結體育戰線的同仁，密切與北京市合作，使本屆運動會取得了圓滿成功，不僅在體育成績上獲得了創紀錄的183枚金牌，更重要的是為國家的對外開放，打破西方的制裁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振奮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取得了較好的綜合效益。在這次運動會上，伍紹祖使出了殺手鐧——將發射原子彈、導彈和衞星的組織、管理方法，運用到亞運會的組織管理上。眾所周知，倒計時牌就是這次率先軍轉民用的。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當代國防事業的泰斗錢學森兩次寫信給伍紹祖，稱讚：是您，把周恩來總理和聶老總開創的組織“兩彈一星”大規模科研的一套，移植到亞運會上，這是件大書特書的事，好！

時隔一年，伍紹祖再次擔任北京2000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執行主席，我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就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雖説最終以兩票之差惜敗，但這次活動在我國體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1992年、1996年伍紹祖兩度率隊親征巴塞羅那和亞特蘭大奧運會，我國均取得了金牌總數第四，體育界打了一個又一個漂亮的翻身仗，鞏固了中國在國際體壇的大國地位。隨後的時間裏，在伍紹祖的主持和領導下，我國開始組織指定“全民健身計劃”和“奧運爭光計劃”，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我國的體育事業跨入了法制化的管理軌道。

1998年3月，隨着九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的閉幕，國務院新的機構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改成了國家體育總局，作為最後一任體委主任和首任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與他領導的體育戰線的同志，在擁護國家改革的同時，更清醒地認識到，體育工作的基本任務、基本方針、基本思路和基本依據是永遠不變的。在伍紹祖的主持下，國家體育總局進行了一個兩分鐘的掛牌儀式。1954年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提議成立的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門牌莊嚴地摘下，送交體育博覽館。

在伍紹祖家中，有3張特殊的照片被伍紹祖珍藏起來。照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拍攝，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毛主席，與他合影的分別是伍紹祖的祖父、伍紹祖的父親，還有伍紹祖。每當伍紹祖凝望着這三張照片時，思緒便飛到了久遠的過去，那是一段段難以忘懷的美好往事。

2007年7月，伍紹祖大兒子一家從衡陽市耒陽市老家回來時帶來一張照片，是伍紹祖的小叔叔給的，照片是1919年初夏原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一些校友的合影。照片上一共有21人，第一排坐在地上，第二排坐在凳子上，第三排站着。第一排右數第二人是伍紹祖祖父伍如春，第二排左數第三人便是毛澤東，那時他剛從北京經過上海回到湖南長沙。據伍紹祖小叔叔講，這張照片過去在耒陽老家的家中也有一張。1959年伍紹祖祖父去世後，伍紹祖的三個小叔叔都分別出去上學、當工人或參軍，他們三個人的母親（即伍紹祖的後奶奶）也離家走了，家裏的房子便出租給別人。“文革”初期這家人怕與“當權派”有瓜葛，便把我家中所有的照片都燒掉了。這次拿回來的照片是最近在一本新出的雜誌上發現的，他翻印後由伍紹祖兒子帶了回來。

伍紹祖祖父是1878年出生的，比毛主席大15歲，原在家鄉當私塾老師，為了適應社會變化，1913年又去長沙上了第一師範，與毛主席同年級。那時毛主席才20歲，風華正茂，廣交朋友，胸懷大志，以圖報國。而我祖父已經35歲，雖然他與毛主席的關係還不錯，毛主席稱他為“伍大力士”，但他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所以沒有跟隨毛主席參加革命，這也成了他一生的憾事。

他在解放後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中有詩一首，其中兩句是“大惜未隨長征去，作一鷦鷯不可能”。還訴説了家中生活困難：“雲兒救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車薪”。當時毛主席給我祖父回了一封信，是用毛筆在宣紙信箋上寫的，從書法角度看，是很好的草書書法作品。毛主席在信中表示對伍紹祖祖父家中“困難甚念”，並寄去當時的舊幣300萬元“聊助杯水，如有急需尚望續告”。伍紹祖聽父親伍雲甫講，1955年春節團拜時，毛主席見到他還問：“你為什麼不給家裏寄錢？”其實那時實行供給制，伍紹祖父母的津貼並不多，但還是每個月給湖南老家寄25元。

前些日子伍紹祖在中央電視台看到電視劇《恰同學少年》，講毛主席在長沙第一師範情況的。雖然其中並無我祖父這樣一個人物，但把當時毛澤東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動表現出來了。現在我得到了這一張當年毛主席和伍紹祖祖父聚會時的照片，心裏非常高興。 ^[11] 

伍紹祖父親伍雲甫是1904年出生的，在伍紹祖祖父的鼓勵下於1920年考上衡陽湖南第三師範，上學是免費的。在這個學校，伍紹祖父親開始接觸到一些宣揚歐洲革命思想的書。1922年毛澤東同志到衡陽湖南三師作過一次關於社會主義的講演，伍紹祖父親聽了以後，很受教育，遂於次年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畢業後他回耒陽縣當教師，參加縣裏的革命活動，並於1926年4月入黨。

當教師一個月有20塊大洋收入，但黨組織那時需要有人專門搞黨的工作，當時耒陽縣黨組織的負責人對伍紹祖父親講：“你是要當黨員還是要當教員？要當黨員就辭去教員。”結果伍紹祖父親就辭去教員專門搞黨的工作了，後來參加了1927年秋收起義和1928年的年關湘南起義，1930年被黨組織派到上海黨中央特科四隊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1931年初被派到贛南參加創建中央紅軍電台的工作。那時伍紹祖父親在中央紅軍總部工作，經常能見到毛主席。當毛主席得知伍紹祖父親的父親是伍如春時説：“伍如春的兒子也來參加革命了！”

伍紹祖父親從1931年初到1950年一直在黨中央機關工作，但家中從來沒有他與毛主席合影的照片，這也成了我家的一個遺憾。2003年在準備紀念毛主席誕辰110週年的時候，我所在的中直機關工委準備搞一個圖片展覽。有一天，解放初期專門為毛主席照相的侯波同志在清理毛主席的照片時，突然對幫助整理的一位工作人員説：“這裏有一張伍書記的父親與毛主席的照片，你們趕快洗出來給伍書記送去。”這樣我就得到了一張毛主席與我父親握手的照片。從照片上看，毛主席是在接見一個什麼會議的代表，他正握着我父親的手與他説話。我特別珍視它，一直掛在我家客廳顯眼的位置。

再一張就是伍紹祖與毛主席的合影照片了。這張照片拍攝的時間是1946年1月1日，地點是在中央軍委所在地延安王家坪，伍紹祖那時才6歲多。照片上一共有33個人，現在大致確定身份的有22個人，伍紹祖父母和伍紹祖岳父也在上面，而伍紹祖正好站在毛主席的左前方。這張照片是2004年7月在軍事博物館展出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展覽上用的，但當時把照片的時間地點都注錯了，伍紹祖向展覽的主辦方提出來，他們就把這張照片摘下來送給伍紹祖了。於是伍紹祖就把伍紹祖掛在伍紹祖家客廳的牆上。

這樣伍紹祖家就有了三張非常珍貴的照片：一張是有伍紹祖祖父與毛主席在一起的，一張是有伍紹祖父親與毛主席在一起的，一張是有伍紹祖和毛主席在一起的，伍紹祖感到這從一個角度反映了中國革命奮鬥史。

伍紹祖是特別崇敬毛主席的。伍紹祖認為他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軍事家、革命家，還是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體育家。伍紹祖説他是體育家，是有根據的。毛主席曾於1917年4月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體育之研究》，這篇文章充滿了物質第一的思想，充滿了辯證法思想，充滿了中華文化的意味，一直到70多年後伍紹祖當國家體委主任了，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還是我的基本指導思想，而毛主席寫這篇文章時才剛剛24歲。 ^[11]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的建設工作、國防科技工作、體育工作和青年工作的優秀領導幹部。

伍紹祖同志的一生，是為黨的事業辛勤工作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鞠躬盡瘁、無私奉獻的一生。他對黨無限忠誠，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論是身處順境還是逆境，都始終對黨忠誠不渝，始終保持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工作。他一心為公，光明磊落，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清正廉潔，一身正氣，堅持原則，剛正不阿，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從不利用權力為自己和親屬謀取私利，一直保持着共產黨人的優良品格與作風。他敢於堅持真理，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他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善於聽取不同意見，汲取大家的智慧。他為人坦誠，勤儉樸實，平易近人，密切聯繫羣眾，真誠關心和愛護同志，具有很強的人格魅力，在羣眾和幹部中具有很高威望。正如他自己所説，“我是人民的兒子，只要是對人民有好處的事情，我就要堅持做下去”。伍紹祖同志是這麼説的，也是這麼做的，他把幾乎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事業上，但只要能擠出一點時間，他也努力去做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生病期間，他以樂觀的態度和頑強的精神同病魔作鬥爭，仍堅持學習、筆耕不輟。他鄭重向組織提出後事從簡，叮囑家屬不給組織添麻煩，捐獻器官供醫學研究，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伍紹祖文集 人體科學工作卷》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國家體育總局前局長伍紹祖因病於2012年9月18日15時28分逝世，享年73歲。2012年9月19日天中午，中體產業副總王奇在微博中透露，伍紹祖去世。之後中國高爾夫協會秘書長崔志強也在微博中透露，“2012年9月18日15時28分，最後一任國家體委主任、第一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第二任中國高爾夫球協會主席伍紹祖因病在北京醫院去世。享年73歲，捧上一炷心香，願老主任一路走好！”經國家體育總局工作人員證實，伍紹祖已於18日逝世。 ^[13] 

1988年12月，伍紹祖從國防科工委政委調任國家體委主任，在任期內，他兩次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征戰奧運會，1998年機構改革後，伍紹祖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2012年9月24日，伍紹祖追悼會在八寶山人民公墓1號悼念廳舉行，千餘名親友來落淚送別伍老最後一程，很多老同志在簽到處拿着介紹伍紹祖生平的小冊子，一邊閲讀，一邊抹淚。 ^[14] 

9月24日，伍紹祖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1號悼念廳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吳邦國、温家寶、賈慶林、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劉延東、劉淇、王剛與老同志曾慶紅、吳官正及社會各界人士數千人前往送別。 ^[1] 

9月18日，一條讓中國體育人哀傷的消息傳遍網絡，前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於近日逝世，享年73歲。

對於資深體育迷來説，伍紹祖這個名字不會陌生。在中國體育的歷史上，他絕對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從1988年上任到2000年卸任，伍紹祖是新中國最後一個國家體委主任，也是第一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正是在他的帶領下，中國體育從平淡走向強盛，為如今的體育強國身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88年12月，49歲的伍紹祖走馬上任，擔任國家體委主任。當時，中國體育剛從漢城奧運會5塊金牌的現實中醒來，準備沉下心來在國際賽場大幹一場。作為掌門人，伍紹祖上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90年北京亞運會。亞運會上，伍紹祖和北京亞組委的良好合作，使得北京亞運會組織工作得到了一致的稱讚，中國也以183枚金牌的優勢遠遠拉開和競爭對手日本的差距。而在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上，伍紹祖上任之初強調的“重點培養後備力量”的主導思想，讓中國奧運代表團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在西班牙共獲得16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第四，第二集團之首。而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又以金牌總數第四的成績(16枚金牌)，鞏固了自己在國際體壇的地位。在這兩屆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的獎牌數分別為54枚獎牌和50枚獎牌。在任期間，伍紹祖注重搞科學訓練，引進外國先進訓練方法和訓練人才的方針，也是中國體育逐漸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