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邏盧城

庫車新城西面的哈拉墩遺址，是一座用土坯壘砌成的不規則的土墩。掀起緊壓在上面的後期文化層，青銅器時代的石器、骨器和陶器依然可見。它們表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庫車的先民就在這裏種田、放牧，從事簡單的手工勞作。遺址中還發現有唐代的陶器、銅器及鐵器，它們在證明，從青銅器時代到唐代，龜茲的發展和繁盛，皆與內地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哈拉墩遺址的發掘還為龜茲故都辨明瞭身份。經考證，以哈拉墩為中心的龜茲故城就是漢代龜茲王都延城和唐代伊邏盧城的遺址。昔日延城，“周圍五六里，其城三重，王宮壯麗，煥若神居，外城可與長安的城牆媲美”。今天看來，故城內外，有包括哈拉墩、皮朗墩、薩克沙克墩等在內的十多處遺蹟。從這些遺蹟中，考古發掘出大量的土陶片、鐵塊、黃銅殘片、玉石耳墜、剪邊五銖錢和龜茲小銅錢等文物，展現出漢唐時期，位居絲路古道的龜茲，在中西往來中，商品交換、文化交流的活躍和繁榮。

庫車縣的阿艾鄉，羣山巍峨，赤黛相間。漢至唐代的可可沙鍊鐵遺址和唐代的克孜力亞鍊銅遺址就在這裏。北魏人酈道元在他的《水經注》曾記錄下這裏冶煉的盛況：“屈茨(也就是龜茲)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冶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可見，隨着中原冶鐵技術的侉入，龜茲的冶鐵規模和產品質量都已達到相當水平。

串起古人遺留的珠五之作，漢唐時的龜茲人經濟生活依一稀可見。

東漢時，班超定西域，在這裏設置西域都護府，屯戍開渠，農業興盛，經濟發展。這一時期的“漢人渠”遺蹟，克孜爾尕哈烽火台等烽燧遺址，正是漢兵屯墾、抵禦匈奴的佐證。公元648年，唐政府在龜茲設安西都護府，龜茲成為安西四鎮之一。作為西域五個徵税點之一，龜茲嚮往來客商收取鑄幣、生絲或棉花等關税，以供四鎮軍政需要。

位於庫車縣北23公里的西域名寺昭怙釐遺址，至今仍依山傍水，東西昭怙釐隔庫車河對望。遺址中的佛堂、僧房、北中南塔仍依稀可辨，顯示出這裏曾是一個佛教聖地。

公元14世紀中葉，這裏開始信奉伊斯蘭教。在東察合合汗國汗王禿黑魯鐵木兒的支持下，伊斯蘭教傳教士默拉納額什丁在庫車建造了教經堂，傳播伊斯蘭教。默拉納額什丁長眠後，他的陵墓被擴建為一個具有伊斯蘭建築風格的宗教場所，就是現在位於庫車縣新城西700米的默拉納額什丁麻扎。庫車另一具有濃郁伊斯蘭風格的古建築，是明代中期興建的庫車大寺。

庫車的歷史遺蹟，展示出這是一片孕育“龜茲文化”的沃土，也記錄下了維吾爾族、漢族等各族人民在這裏共同創造歷史的偉業。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九月，阿史那社爾率軍首先擊敗西突厥處月、處密二部，消除進軍龜茲的側後威脅。十月，阿史那社爾自焉耆以西，分兵5道，出其不意地向龜茲北境進兵。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阿史那社爾派兵追擊，將其捕獲斬首，另立其堂弟先那準為焉耆國王。龜茲大為震動，守將多棄城逃走。

唐軍進至離龜茲都城伊邏盧城(今新疆庫車北)300裏的磧口(似為今新疆輪台地區)，阿史那社爾命伊州刺史韓威率千餘騎(一説千騎)為前鋒，右驍衞將軍曹繼叔率部繼後，行至多褐城(似為今新疆輪台西)，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丞相那利、大將羯獵顛聚眾5萬抗拒。剛接戰，韓威即引兵佯退，龜茲以全部兵力追擊，行30裏後，韓威與曹繼叔兩軍會合，乘龜茲軍懼而將退之機，進行反擊，大敗龜茲軍。繼而乘勝追擊80裏，訶黎布失畢率餘部退保都城。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率軍進逼龜茲都城，訶黎布失畢輕騎西逃，遂克其城。隨後，阿史那社爾以郭孝恪、曹繼叔、韓威各部留守該城，自率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等精騎追擊訶黎布失畢，行軍600裏，訶黎布失畢慌忙退保撥換城(今新疆阿克蘇)。阿史那社爾揮軍攻城40天，至閏十二月初一，攻克該城。訶黎布失畢、羯獵顛被俘，那利隻身逃走，後為龜茲人抓獲，送至唐軍。

此戰，唐軍先後攻破龜茲大城5座，又派左衞郎將權祗甫等到各城曉以禍福，使各城相繼請降，計得小城700餘個，俘獲男女數萬人。阿史那社爾向龜茲人宣示唐朝伐罪之意，另立龜茲王弟葉護為王，龜茲人大喜。唐軍攻滅龜茲，使西域大為震動，西突厥、于闐、安國等爭送駝馬和軍糧。阿史那社爾刻石紀功而還。至此，唐朝勢力深入到西域的縱深地區，控制了西達葱嶺(今帕米爾高原)的廣大地區，開闢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

自從西域的高昌國與焉耆國為了重修大磧路一事翻臉之後，高昌國便時不時去打擊焉耆國。到了貞觀十二年（638年）時，高昌國又夥同西突厥的處月部落與處密部落，對焉耆國發動戰爭，攻佔了焉耆國的五座城堡，燒燬城內的房屋，擄掠了一千五百人。由於高昌國的破壞，大磧路一直未能得以復通，所以西域諸國使者、商人前往唐帝國時，仍然必須要經由高昌國。

高昌國王麴文泰是西域諸國中最早到唐帝國朝見唐太宗的國王，這倒不是因為他對大唐的忠誠，而是為了壟斷西域與大唐的商業貿易。隨着西域各國使者前往大唐朝貢的人數的增多，這對高昌國的利益又是一大損害，所以麴文泰多次阻撓西域諸國使者通過高昌國。

這些事情已經令唐王朝十分惱怒了，沒想到高昌國自恃有西突厥的撐腰，打起了伊吾的主意。伊吾與高昌相接壤，位於其東部，在北突厥滅亡之後，伊吾城主便獻七城歸附唐王朝。貞觀十三年（639年），高昌國王麴文泰聯合西突厥的軍隊，共同侵入伊吾。

唐朝的使者抵達高昌時，麴文泰對唐朝使者説：“‘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穴。各家有各家的地盤，我們是可以自力更生的。”而他派使者到薛延陀國時，對薛延陀的真珠可汗説：“你既是可汗，與天子平起平坐，又何必要下唐朝使臣下拜呢？”當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麴文泰有獨立自主的國家觀念，不過從他聯合西突厥打擊焉耆與伊吾來看，此人實際還是奉行區域霸權主義。

唐太宗李世民忍無可忍，下詔嚴厲譴責麴文泰，同時要求麴文泰讓高昌國的權臣阿史那矩出使長安城，準備商議解決方案。阿史那矩是突厥人，估計高昌國聯合西突厥打擊其周圍國家的政策，便是這位阿史那矩的主意，所以麴文泰拒絕派遣阿史那矩，而是改派長史麴雍出使唐王朝。

麴雍到達長安後，唐太宗召見他，並且批評高昌國侵略伊吾、阻撓諸國使臣入唐、沒有屬國的禮節、挑拔唐與薛延陀國的關係等等，最後，唐太宗以嚴厲的口氣威脅道：“為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態度非常的強硬。

此時薛延陀國尚未與大唐交惡，真珠可汗聽到此事後，趕緊出來表明態度，雖然高昌國從中離間，但是薛延陀國仍然奉大唐為宗主國，真珠可汗派使者通告唐太宗：“我國受大唐恩惠很多，無以為報，請允許我發兵作為前鋒，進擊高昌國。”

這年（639年）年末，唐太宗再下一道詔書，給麴文泰詳細分析了與大唐帝國對抗的後果，希望麴文泰能夠悔過，放棄與大唐對抗的立場，並且前往長安城。麴文泰拒絕了，他在高昌國高築城牆，深挖壕溝，準備螳臂擋車。

唐太宗之所以要對高昌訴諸武力，最重要的原因，乃是高昌在大唐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第一段，為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唐帝國已經消滅了來自祁連山以西的吐谷渾的威脅；出了河西走廊，便是高昌地界。高昌便是漢代的車師國，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其成為兵家必爭之戰略要地，在漢武帝至漢宣帝時，漢軍與匈奴為爭奪車師，反覆爭奪，前後計有六次戰爭，後漢時代，這個地方同樣是反覆爭奪之地，耿恭守疏勒城，亦在此地。所以高昌是進入西域的門户，是大唐與西方貿易的重要節點，是不可不爭之地。

為什麼高昌國以彈丸之地，敢於螳臂擋車呢？麴文泰有自己的分析。

首先，高昌距離長安距離遙遠，而且沿途要經過沙漠與戈壁地帶，行軍十分困難。固然，唐軍在河西走廊一帶有駐軍，但是麴文泰前些年入朝時，經過河西走廊時，發現經過隋末戰爭以及吐谷渾多次襲擾破壞，河西走廊一帶的城廓都十分蕭條，守軍也少，遠不及隋朝時的規模，因此麴文泰判斷唐軍如要大舉出兵，兵力必將出自遙遠的關中。唐軍如果出兵在三萬人以上，那麼勢必在糧草轉運上會出現極大的困難，如果兵力在三萬人以下，麴文泰自信可以擊敗唐軍的進攻。因為這些年來，高昌大力修築堅固的城牆，加強防禦的力量，只要可以固守城池二十日，那麼唐軍的糧草必將耗盡，到時不可戰而勝了。

其次，麴文泰手中還有一張王牌，便是西突厥的援助。高昌與西突厥建立戰略同盟關係，一旦任何一方有急，另一方必須要出兵相助。這樣一來，更加大大增強麴文泰戰勝唐軍的決心。

唐太宗決心對高昌發動軍事打擊。貞觀九年（639年）十二月，在吐谷渾戰爭在表現好的侯君集被任命為交河行軍大總管，薛萬均被任命為副總管，轄下的將領還包括趙元楷、阿史那社爾等人。次年（640年），遠征軍踏上了通往高昌的路途。

西北惡劣的自然環境，給唐軍的行軍帶來不少困難，但是經歷過吐谷渾萬里轉戰的侯君集、薛萬均等人並沒那麼容易被難倒。看來唐軍的後勤補給能力與吃苦耐勞的本領，遠遠出乎麴文泰的意料。唐軍進軍神速，穿越高昌南部的沙漠地帶，進入到高昌境內。

這下麴文泰一下子失去信心了。很顯然他也是對歷史不瞭解的國王，早在數百年前的大漢帝國便可自由出入此地，何況是現在的大唐帝國呢？麴文泰陷入深深的憂懼之中，惶惶不可終日，竟然一病不起，唐軍還未兵臨城下，便去世了。

值得一提的是，麴文泰是個崇尚佛法之人，在玄奘西行過程中，對玄奘大師提供了大量的幫助，所以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麴文泰應該佔有一席之地。

麴文泰死後，其子麴智盛繼位。因為國君新喪，高昌國的各地的官員都前往都城高昌城參加喪禮。唐軍此時兵抵柳谷，諸位將領對統帥侯君集建議説：“現在我們突襲高昌城，便可將高昌重要人物都一網打盡。”

侯君集搖搖頭道：“不可以這麼做。皇帝正是因為高昌國不守禮義，故而令我前往討伐。如今在高昌國王的陵墓之前發動襲擊，這不是弔民伐罪的正義之師。”於是下令大軍調轉方向，不向高昌城進軍，轉而進攻高昌國的另一座城池田城。

到了田城城下之後，侯君集勸城內守軍投降，但守軍拒不投降，侯君集便下令發動強攻。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鬥。雖然田城守軍作戰也非常勇敢，但是城池仍然在半天的時間內被唐軍攻克，城內七千餘人都被唐軍俘虜。

等到高昌城內為麴文泰舉行的國喪結束之後，侯君集開始調兵遣將，進擊高昌城。中郎將辛獠兒率部擔任先鋒，在城外與高昌守軍相遇，經過一番血戰，高昌軍隊抵擋不住，退入城內。

新任高昌王麴智盛寫了一封信給侯君集，信中道：“先王麴文泰得罪唐朝天子，現在上天已經懲罰他了。我繼承王位時間尚短，不應承擔此責任，閣下還是發慈悲之心，勿加罪於我。”侯君集給麴智盛回覆一封信，其中寫道：“閣下倘若誠心悔過，當自縛前來我大軍營前投降。” 麴智盛不幹。

在此之前，為了備戰，高昌城的防禦工事大大增強，包括對高昌城牆加高加厚加固，在城外挖壕溝。但是這些防禦工事，實在不足以抵擋唐軍的進攻。唐太宗預計在高昌之役將是一場攻堅戰，所以在侯君集遠征軍中，配備了善於製造攻城器械的工程師，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姜行本。

姜行本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唐初首屈一指的建築工程師與武器製造專家。他曾經主持修築了九成宮、洛陽宮，被任為為將作大匠。在高昌戰役發起前，唐太宗命他先於大軍抵達伊州（即伊吾，在高昌東），負責製造大量的攻城器械，包括雲梯、撞車、拋石機、巢車等先進的改進型武器。高昌之所以被順利攻破，實得力於姜行本的這些武器。戰後，唐太宗曾下詔表彰姜行本在此役中的傑出貢獻，全文如下：“攻戰之重，器械為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才動，梯衝暫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

我們來看看侯君集是如何利用這些先進武器擊破堅固的高昌城。

首先是要對付高昌城外巨大的壕溝，這個並不難。唐帝國的城池，一般有一道護城河，但是對於西域國家，由於乾旱缺水，要在壕溝內注水成為護城河並不容易，所以高昌城外的壕溝，其實只是阻滯性的防禦設施，這根本沒有辦法阻擋唐朝大軍的進攻。侯君集命士兵砍伐樹木，充填壕溝，再填上土，這第一道防線便失去意義。

唐軍越過壕溝之後，開始對高昌城進攻猛攻。

由姜行本設計的改進性投石機在此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古人們很早便知道以槓桿原理來製造投石機，投石機的發明歷史相當悠久，估計周代時便出現了，後來逐漸成為攻堅戰中的一種重型遠程武器。

雖然投石機投入戰場的時間很久，但長期以來，投石機的動力是採用人力，即在槓桿一方設置許多線索，稱為炮索，在投入使用時，由壯勇之士各執一炮索，一起用兵猛拉，以瞬間的爆發力將槓桿另一端的巨石拋出。投石機威力的大小，射程的遠近，除了跟投石機的規模大小有關之外，還以炮索的數量關係密切，炮索數量越多，其動力就越大。對於一個優秀的武器專家，還要考慮到炮索的位置，槓桿兩端長度的最佳比例等等，雖然史料沒有明確記載姜行本改造武器的細節，但是從唐太宗對他的高度評價中，可以得知他所改進的武器，無疑代表了當時的武器製造中的最高水平。

大型的投石機的炮索多，可以由二百名壯士拉，因而射程很遠，不過由於眾力拉扯時，力道之大小很難統一，所以這種投石機有一個缺點，就是精度不是太高。後來蒙古人在攻打襄陽城時，吸收阿位伯人技術，製造出一個威力更強的投石機，稱為回回炮，這種就不採用炮索拉扯作為動力，而是採用重物下墜，將另一端的巨石拋出。

為了使投石機的打擊精度更強，必須要有觀察台，以便隨時報告投石機的攻擊情況。在高昌戰役中，侯君集動用了幾部巢車，巢車其實是觀察車，高十餘丈，用硬木製移動觀察箱，人躲在觀察箱內，用繩子將觀察箱拉到巢車上面，就象築鳥巢一樣，故稱為巢車。由於巢車觀察箱高度比城牆還要高，所以可以看清城內的敵軍的動態，觀察員將城內的軍事目標通知給投石手，投石車便拋出巨石猛砸過去。觀察員還得觀察投石所落之處，與打擊目標的偏差，再通知投石手，調整打擊的角度與力度。

凡被巨石砸到，莫不粉身碎骨，城內守軍與百姓莫不躲進房內或掩體內，非常的被動。同時弓弩手又萬箭齊發，把城頭守軍打得抬不起頭，這時唐軍的撞車又出擊，猛撞高昌城的城牆，結果城牆坍塌數丈。

在唐軍猛烈的攻勢之下，高昌守軍既無進攻之力，也無防守之力。惟一的希望，就寄託在盟友西突厥軍隊的支援了。

西突厥的援軍的哪呢？

正在高昌城北部的可汗浮圖城。可是西突厥此次出兵援助高昌，更多是做個樣子罷了，並沒想到唐軍正面交鋒，為什麼呢？因為西突厥國內有些混亂，我們來補充説一説西突厥的情況。

前文曾經提到628年時，西突厥爆發內亂，到630年，莫賀咄可汗敗死，肆葉護可護重新統一了西突厥。兩年後（632年），由於肆葉護可汗兇殘無度，被部下所逐，逃奔康居國，國內立阿史那孰泥為咄陸可汗。634年時，咄陸可汗去世，其弟繼位，稱為咥利失可汗。

到638年時，西突厥再度分裂，咥利失可汗只能控制伊列水以東的地區，而伊列水以西的地區，則出現另一位可汗，稱為乙毗咄陸可汗。

639年，咥利失可汗死後，沙缽羅葉護可汗繼位，建立南汗庭，而乙毗咄陸可汗則建立北汗庭。西突厥出現南、北汗庭的對峙局面。

出兵援助高昌的是西突厥的南汗庭，沙缽羅葉護可汗主要精力要對付北汗庭的進攻，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願意捲入與強大的唐帝國的戰爭之中。

對高昌人來説，註定是無望的期待。

唐軍的凌厲攻勢，令西突厥人也感到震驚，南汗庭的沙缽羅葉護可汗還沒等高昌戰役結束，便急急離開可汗浮圖城，將守城的任務交給大將欲谷設，欲谷設不僅沒有援助高昌，反倒將可汗俘圖城拱手讓給了唐軍。

如此一來，麴智盛窮途末路了。八月八日，高昌城舉旗投降。

侯君集又派兵分略高昌各城，佔據了二十二座城池，共有人口八千零四十六户，一萬七千七百人。高昌國至此滅亡。

在討伐高昌的過程中，侯君集得到了焉耆軍隊的幫助，所以在高昌被擊破之後，侯君集將高昌所佔領的焉耆土地全部歸還給了焉耆國，並且遣送回被高昌所俘虜的焉耆百姓。

高昌之戰是一場具有非凡意義的戰爭，也是打開西域大門的一場重要戰爭，它意味着漢之後，中國的勢力再次挺進到這個區域，為西域最終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分，打下堅實的基礎。

十二月，侯君集凱旋而歸，在觀德殿獻俘。唐太宗李世民大擺慶功宴，以慰遠征功臣侯君集等人，同時全國各地盡情飲酒吃肉，狂歡三日，可見是役在唐太宗眼中的重要性。被俘的高昌國王麴智盛，被封為左武衞將軍、金城郡公，這種優待俘虜的作法，是唐朝初在殘酷戰爭中的人道性體現，也是文明的表現之一。

然而，慶功宴酒杯剛落，對侯君集等人的清算就開始了。

侯君集擊破高昌之後，自己率先撈足了油水，將高昌王宮中的金銀財寶據為己有，結果呢，唐軍將士一聽説主帥率先撈好處，便個個也大肆掠奪，作為統帥的侯君集，上樑不正下樑歪，沒辦法阻止。結果唐朝監察官員對侯君集進行彈劾，唐太宗下令將侯君集逮捕，關押審查。

中書侍郎岑文本上書唐太宗，請求寬恕侯君集，他説道：“侯君集凱旋歸來還不到十天，就被逮捕關押，雖説這是他違反法令，咎由自取，可是天下人卻會認為陛下只記其過，不念其功。大將出徵，最重要是要克敵制勝，能夠打勝仗，雖貪可賞，如果打敗仗，雖廉可誅。漢朝的李廣利、陳湯等將領，也是被指責犯有過失，可是仍然受到皇帝的封賞。從歷朝歷代來看，作為將領，大多數是貪財的，真正廉潔的人很少。願請求陛下能錄其微薄的功勞，而忘其大過，如此，陛下雖然有違法令，卻彰顯恩德，侯君集等人，雖然被寬宥，卻使其過失暴露於天下。”

鑑於侯君集戰功赫赫，為國家出不少力，唐太宗最後還是下令釋放。

另一位遠征軍將領也遭到彈劾，這就是副帥薛萬均與高昌婦女淫亂，這淫亂算什麼罪呢？估計也就是強迫性質，薛萬均抵賴不認。結果有關部門把涉案的的高昌婦女交給大理寺，準備與薛萬均當場對質。

此時有一個人跳出來阻止了，這個人就是魏徵。

魏徵對唐太宗説：“真是荒唐，讓帝國的大將軍與亡國的女人在大理寺，當着朝廷官員的面來對質牀上私情，尊嚴何在？如果此事屬實，對帝國來説，也沒什麼益處，如果此事純屬烏有，鬧得沸沸揚揚，讓帝國大將軍蒙羞，那麼這事損失就大了。”

唐太宗聽從魏徵的建議，下令釋放薛萬均。

從侯君集與薛萬均兩個案件來看，貞觀後期的法制觀念有所弱化了，雖然這兩個案件有情可緣，可是一旦法律制度被突破，即便這種法外之例之會被無限制地拓展，並且最終將法制完全讓位於君主的隨心所欲。所以雖然在唐初的法律制度不可謂不健全，但不過三代，在武則天時代完全崩塌，其肇始者，便是這種法外之恩。

如何處置高昌國呢？唐朝高層有不同的看法，唐太宗欲在高昌設立州縣，直接納入唐王朝的管轄。魏徵持反對意見，認為應該象處。置吐谷渾那樣，保留其國家，另立其國王，他認為：“如果在高昌設州縣，那麼必須要有一支上千人的軍隊駐守，每年要換幾批人輪戍，路途遙遠，士兵們來回將會有不少人死於途中，而且要遠距離提供費用，如此一來，隴右之地將來將耗費極大，可是我們卻沒法從高昌得到一點糧食或布匹，可以説置高昌為州縣，百無一用。”

顯然，魏徵只看到佔據高昌之後，軍費開支將增大，但卻沒有象唐太宗那樣敏鋭地發現高昌對於大唐與西域的貿易交通的重要意義。唐太宗堅持己見，在高昌設西州，又在可汗浮圖城設庭州，這樣，大唐的疆域拓展到塔里木盆地的東側，佔據了高昌這個戰略要地。並且在交河城成立了類似漢代西域都護府的機構：安西都護府，負責管理西域事務。

大唐帝國走出了經略西域的重要一步。

焉耆、龜茲爭奪戰

平定高昌之後，不甘心失敗的西突厥立刻把主意打到了西域剩下的幾個大國身上。首先，西突厥重臣屈利啜（啜是突厥官位）將焉耆國王龍突騎支的女兒娶為弟媳，使得焉耆與西突厥有了聯姻的關係。接着，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的繼任者乙毗射匱可汗把女兒嫁給了龜茲的國王訶黎布失畢，將二國牢牢地綁到了西突厥的戰車之上。原本親唐的西域兩國政治態度由此急劇轉變為反唐。

如此強烈的政治轉變自然導致了焉耆國內親唐勢力的不滿，於是在貞觀十八年（公元 644 年）發生了內亂，親唐派首領王弟頡鼻葉護與粟婆準等人因為遭受國王龍突騎支的迫害不得不逃往唐朝。因此，身為安西都護的郭孝恪於貞觀十八年八月正式被任命為西州道行軍總管，以慄婆準為嚮導，出南道，攻焉耆。以阿史那忠（此人就是在唐軍威壓之下率兵抓住頡利可汗的那個沙缽羅設阿史那蘇尼失的兒子）為西州道撫慰使，以屯衞將軍蘇農泥孰為檢校處月、處密吐屯，出北道，安撫西突厥治下的處月、處密二部。郭孝恪接到任務之後便於八月十一日出兵，率數千安西漢兵倍道兼行急行軍至城下。此時已是夜晚，焉耆四面環水，易守難攻，防衞較為鬆懈。郭孝恪暗中遣將士浮水過河，埋伏在城牆下，於拂曉之時攀爬至城牆之上，消滅掉城樓上的哨兵之後打開城門，並在城中四處敲鑼打鼓、攪亂人心。郭孝恪趁機率城外主力一舉殺入，這一下子打得焉耆措手不及，城中兵將還未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就稀裏糊塗地做了刀下之鬼。

這一役，郭孝恪八月十一日出兵，八月二十二日便攻破焉耆，僅用了十一天的時間便取得了斬首七千級、活捉焉耆國王的戰績，上演了一場中國古代特種部隊突襲的經典戰役。此役後。因為粟婆準為嚮導有功，郭孝恪留他統攝焉耆國政，便率軍返回安西都護府。西突厥得知此消息後自然不能善罷罷休，屈利啜於三天后親率大軍殺奔焉耆國，將位子還未坐熱的粟婆準囚禁，並以勁騎五千追擊唐軍。突厥騎兵風馳電掣，又熟悉地形，很快便在銀山腳下將郭孝恪追上。兩軍會戰，唐軍雖然是被追擊的一方，可是絲毫沒有一絲死守的思想，他們在郭孝恪的率領下率先向突厥軍發起了逆攻。兩軍鋒鋭相交，唐軍士卒勇猛無敵，突厥軍大潰，唐軍追殺數十里而還。北路唐將阿史那忠聞聽焉耆又被西突厥侵佔，便率軍再攻焉耆國，擊破留守的屈利啜，勝利奪回了焉耆國。可是好景不長，唐大軍剛退，西突厥的鼠尼施、處般啜又領兵前來，以自己的吐屯（官職）統領焉耆國政，還將被俘虜的粟婆準殺於龜茲國中。此次戰役，雖然唐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礙於地理國情，並沒能達成最終的戰略目標，在數年的準備後唐軍又發起了龜茲戰役，與西突厥的勢力進行全面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