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琳娜的禮帽

作為旁觀者，“我”目睹了一對俄羅斯男女在機艙的邂逅。儘管“我”不能聽懂他們的語言，但他們的動作和表情卻勝似千言萬語。飛機落地後，一切戛然而止。伊琳娜和迎接她的丈夫擁抱，而她目睹一切的兒子薩沙，“朝我仰起臉，並舉起右手，把他那根筍尖般細嫩的小小的食指豎在雙唇中間，就像在示意我千萬不要作聲”。在狹窄封閉的有限空間裏，該小説將人的情感際遇寫得風生水起、意藴深長，從而揭示了人性內部的豐饒、幽微以及現代人“異域”處境的斑駁複雜。 ^[5] 

敍述者“我”是乘客之一。在整個敍述過程中，“我”絲毫沒有表現得比那些可笑、委瑣地表達着感情和慾望的男男女女更高尚。“我”在一種窺探欲的驅使下仔細觀察着那些男男女女的逢場作戲，所以，“我”並不是站在道德的高處觀察那些人。那些男男女女以逢場作戲的方式表現着他們人性的侷限和弱點，“我”則以窺探他們言行的方式表現了自己作為人的侷限和弱點。“我”與他們是一樣的人。小説結尾，“我”不假思索地幫助伊琳娜擺脱窘境，正説明“我”心中並沒有對他們的鄙視、厭惡，只有哀憐與悲憫。這哀憐與悲憫既針對他們，也針對自己。 ^[4] 

女性主義批評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儘管鐵凝否認自己的女性主義文學立場，但《伊琳娜的禮帽》以其對現實的獨特感受為基礎，從女性日常庸俗生活出發，對女性艱難的生存狀態進行描繪，深入女性的心靈深處，揭露封建專制社會對女性的壓迫，與女性主義理論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契合。伊琳娜是一個柔弱而保守甚至有些矜持的傳統的女性形象。在酒精的作用下，瘦子和伊琳娜正式進入了慾望的攻守之中。伊琳娜在默許和反抗之間掙扎，並最終由默許變成了反抗。在“試探、對抗、爭奪、談判”這個手與手的縱容與抵抗中，伊琳娜小範圍地釋放了自己積壓已久的情慾，但慾望並沒有真正的爆發。《伊琳娜的禮帽》延續了鐵凝對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注與思考。伊琳娜突破不了傳統道德禮教的最後防線，但卻願意將自己的手送入丈夫以外的男人手中，在這個“限度”內行使自己個人情慾。可以説，在慾望面前，女性的行為接受着嚴酷的道德審判。絕大部分女人選擇深深壓抑自己的真實慾望，但是壓抑慾望卻不代表沒有慾望，而恰恰是在“壓抑”狀態下流露出的自我慾望才是女性真實的心理狀態。在文中的最後，伊琳娜用顫抖的手把禮帽打開，戴在了自己的頭上。過大的禮帽隔絕了她與外界的關係，這是一種自我的再次封閉。下了飛機的伊琳娜回到了常態社會中，迴歸了家庭，這表明傳統的婦德思想再次統治了她的生活，她必須回到賢妻良母的角色中來。人性，十分複雜。正義與邪惡同體，高尚與卑下共存，人類的慾望更是如此。對於女性的慾望，積極引導才是好的解決辦法，盲目的忽略和壓抑，只能使女性本以艱難的人生再次挑上更加沉重的擔子。鐵凝通過伊琳娜這個美好女子的情慾衝突給予讀者啓示：當女性慾望得到合理疏導，女性的艱難處境或許才能有所改善。

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金錢萬能論”的影響逐漸擴大，不少女性為了金錢不惜出賣自己的尊嚴和未來，鐵凝敏鋭地發現了這一社會現象，並在《伊琳娜的禮帽》中進行了辛辣的揭露和諷刺。剛上火車的“我”就在飛機上發現了一幕不堪入目的景象：“那男的顯然是個莫斯科新貴，他面色紅潤，頭髮清潔，指甲出人意料的整齊，如一枚枚精選出來的光澤一致的貝殼，鑲嵌在手指上。他手握一款諾基亞超大彩屏手機正向一左一右兩位捲髮濃妝少女顯擺。”“似乎就為了它，她們甘願讓他對她們又是掐，又是咬，又是捏着鼻子灌酒，又是揪着頭髮點煙”。僅僅因為對象是一位有錢人，兩位少女就在他的面前失去了該有的矜持和尊嚴，萬般的討好於他，以求能夠獲取些許的好處。美好的愛情、優美的人性不堪金錢的強大攻勢，慢慢讓位於虛榮和享樂。赤裸裸的金錢世界已經慢慢腐蝕了部分女性的心靈，而這自我主動的淪陷，相較於在封建強權之下的被動壓迫，似乎更能引起人們的深思。女性一直以來，都處於經濟社會的弱勢一方，個人經濟的依附地位帶來了人格的的軟弱和缺失。由此可見，平等的受教育、工作等權利對塑造一個完整女性的極端重要性。作者精心的把整個故事的發生安排在外域，不僅給作品增添了異國情調，更重要的是啓示讀者：真正的人性往往具有普遍性，而女性的困境也是相通的，“他人經受的，我必受之！”問題的解決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小説的敍述者“我”是一個靈魂由陰暗扭曲慢慢走向寬容、光明的偷窺者形象。這麼一個自私、陰暗的女性，帶着滿腔的抱怨與憤懣不平走上了從莫斯科飛往哈巴羅夫斯克的飛機。在飛機上伊琳娜和瘦子的調情事件在“我”的偷窺下徐徐展開。在偷窺的過程中，“我“極力偷看卻又表示出一幅對事情不感興趣的樣子，説到底，這是一個行動和心理有着很大距離的女性，也是一個不敢正視自己內心慾望的女性。然而這麼一位內心陰暗的女性卻在薩沙的童心面前得到了感化，薩沙把他那根筍尖般細嫩的小小的食指豎在雙唇中間，就像在示意“我”千萬不要做聲。對“我”來説，這是一個不可辜負的手勢，這手勢讓“我”感受到了薩沙一種令人心碎的天真。在這個過程中，“我”深深地覺出了自己的重要性，從而感嘆道：“説到底，人是需要被人需要的。”如果説，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導致了敍述人“我”的幸災樂禍的偷窺，那麼童心的無言託付和信任，人與人之間的温情則促使了“我”的自我救贖。在關鍵的時候“我”挺身而出，將遺落的禮帽歸還給伊琳娜，避免了事情的敗露。作為一名女性，“我”的心靈在童年的陰影和不幸的婚姻中逐漸扭曲，卻在童心中柔軟復甦。“愛”是鐵凝開出的一劑拯救世界的藥方，鐵凝對筆下的人物還是有體恤之情的，理解她們，包容她們，給予她們改過的機會，並且不斷用文字傳達對世界和人的情意與善意。 ^[6] 

2010年9月，該小説獲首屆郁達夫小説獎短篇小説獎。 ^[3] 

鐵凝，女，漢族，1957年9月生，河北趙縣人，1975年7月參加工作，197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高中學歷，文學創作一級。現任中共二十屆中央委員，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1975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説《玫瑰門》《大浴女》《笨花》等4部，中、短篇小説《哦，香雪》《第十二夜》《沒有鈕釦的紅襯衫》《對面》《永遠有多遠》等100餘篇、部，以及散文、隨筆等共400餘萬字，結集出版小説、散文集50餘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