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頤

程頤的祖先世代居住在中山博野縣，高祖程羽在宋太宗時期任三司使，以輔翊功顯，被皇帝贈予“太子少師”，賜宅第於京師開封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遷居河南府洛陽；祖父程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親程珦，天聖年間，宋仁宗念及太宗朝舊臣，錄用舊臣子孫一人，程頤的父親程珦被選中，任黃陂縣縣尉 ^[2]  ，又任興國縣縣令，歷知龔、鳳、磁、漢諸州，後來官至上柱國。 ^{[2]  [4]}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八月十五日，程頤出生於黃州黃陂縣草廟巷（今武漢黃陂區前川街道）。 ^[5]  程頤自幼小聰明，十四五歲時，與哥哥程顥同時受學於理學創始人周敦頤。 ^[6] 

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歲的程頤上書朝廷，指出宋朝社會的危機，開出救治時政闕失的良方，救之當以王道，但宋仁宗未加理會。 ^[7] 

嘉佑元年（1056年），二十四歲的程頤京師太學讀書，主管太學的教育家胡瑗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程頤在這篇文章中寫道："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而力行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 ^[8]  這篇文章受到胡瑗賞識，胡瑗授予程頤"處士"的身份。

嘉祐四年（1059年），程頤廷試落第，遂不參加複試。 ^[5]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偕兄於嵩陽講學。

元豐元年（1078年）知扶溝縣，“設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程頤雖然沒有考中進士，但按舊例，程家世代為官，其父程珦享有蔭庇子弟當官的特權，而程頤卻把每次“任恩子”的機會讓給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沒出去做官，長期以“處士”的身分潛心於孔孟之道，並且又大量接收學生，從事講學活動。

據今尚保存在河南嵩縣程村的碑刻記載：元豐五年（1082年），太尉文彥博鑑於程頤“著書立言，名重天下，從遊之徒，歸門甚眾”，就在洛陽鳴皋鎮的一個小村莊撥了一塊土地，專門為他建修了一座“伊皋書院”，讓他在此講學近二十年。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王安石變法失敗。由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推薦，程頤被授為汝州（今河南汝州）團練推官，西京洛陽國子監教授等職。在司馬光等人的推薦書中説，河南隱逸之士程頤，博學好古，安於貧賤，恪守節操，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希望朝廷讓他出來做官，委以重任。 ^[9]  程頤沒有接受任命。次年應詔入京，受命為崇政殿説書，其職務是教皇帝讀書。當時的宋哲宗年幼，司馬光等人推薦程頤教他讀書，共目的是讓宋哲宗不再奉行宋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頤就職之前，就給皇帝上奏，提出了君子應重視“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養，還要經常接近品行高尚，敢於當面規勸君主之過失的臣僚。此外，他還提出，要讓給皇帝講書的侍講官坐着講，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論經筵事札子》）。上述建議，表現了自孔、孟以來，儒家學者不遺餘力宣揚“聖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師”自任的本色。就職以後，他經常以向皇帝講書的機會，借題發揮，議論時政。由於他在君主面前，敢於“議論褒貶，無所顧避”，這就一方面使其名聲越來越大，吸引了許多讀書人紛紛向他拜師問學，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對他的不滿，有人指責程頤 ^[10]  ，要求把他“放還田裏，以示典刑“（《道命錄》）。在這種形勢逼迫之下，他只好上書，自動要求辭職回鄉。

元祐三年（1088年）起，程頤便基本上脱離了政治生活，在洛陽從事講學活動。

宋哲宗即位，以司馬光的舊黨人物上台，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共同上疏，推薦程頤。

元佑元年（1086年），程頤以布衣受詔，任崇政殿説書，程頤竭盡忠誠，訓導年幼的哲宗，完全是為了輔助國君實現堯舜之治，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程頤由布衣一躍成帝王之師，致使一部分人對他反感，以蘇軾為首蜀派同程頤為首的洛派互相攻擊，引起了在京城兩派對立局面，程頤受到諫議大夫孔文仲的奏劾，被罷去崇政殿説書之職。

紹聖三年（1096年），在新、舊兩黨的鬥爭中，因新黨再度執政，他仍被定為反對新黨的“奸黨”成員，貶到涪州（今重慶涪陵） ^[11]  ，交地方官管制起來。在弟子、涪陵人譙定的幫助下，程頤在涪陵北巖講學，黃庭堅在北巖多次和他探討學問，併為他的講學堂題名“鈎深堂”。 ^[12] 

元符元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遷程頤至峽州（今河南三門峽），短暫恢復其官位。

崇寧元年（1102年），恢復新法的宋徽宗還下令追毀了他的全部著作（實際上，由於其著作對鞏固封建統治有用，在其門人保護之下，仍被保留下來）。程頤又被奪去官位。

大觀元年（1107年）九月十七日，程頤病逝於洛陽伊川，卒年七十五歲。 ^[13] 

程頤死後，洛陽地區凡與他有關係的朋友和門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張繹、範域、孟厚、尹焞四人。” ^[14] 

程顥、程頤兄弟，世稱“二程”。二程十五、六歲時，受學於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宋神宗趙頊時，建立起自己的理學體系。二程的學説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並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説的基礎，認為“理”是先於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於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於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慾。人慾矇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慾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慾”。要“存天理”，必須先“明白天理”。而要“明白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係。

二程不僅是北宋時期開創新儒學的“五子”之一，他們所創立的“洛學”，還使理學具有了完整的形態，因而又是宋明理學的實際創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讀聖賢之書 ^[15]  。後來，兄弟二人終於成一代儒學大師，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紛紛拜師於其門下。二人不僅竭盡全力為之傳道受業，並開創了自己的學派——洛學。程頤年輕時在太學一舉成名，20餘歲就開始接納門生，教授儒學。程顥自詡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二程集》第638頁）程顥於北宋熙寧五年（1072年）退休回鄉，便同其弟住在一起，二人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由於兄弟二人長期講學於洛陽，其所形成的學派才被稱為“洛學”，這個學派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響。

二程從事學術活動多年，培養了大批理學人才，特別是跟隨程頤求學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謝良佐、楊時、遊酢、呂大中、呂大均、呂大臨、邵伯温、蘇口、尹焞、張繹等人。在這些人之中，又以楊時和謝良佐最為出色，此二人對洛學的貢獻、對二程學説的承傳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4] 

從哲學角度講，理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問題，其着重點主要是探討社會人生問題，對於宇宙自然的探討在儒家來説，歷來重視不夠。《論語·公冶長》説：“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對於人的本性問題，孔子只講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句，他基本上不講天道，對自然和社會的關係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這大概是受子產“天道遠，人道邇”這一思想影響。然而，孔子很重視“天命”，相信命運之天或主宰之天，因為這個“天”是不可捉摸、不可駕馭的。從經驗上講，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無意志，故孟子説：“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孔子強調盡人事、知天命，對有益社會國家的正義事業，要竭盡全力去做，作一個“君子”，應該對社會負責到底，做得到的，則是“天命”可為，如果失敗了，也“不怨天，不尤人”。荀子十分重視對天人關係的研究，提出了“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學説，他不相信“天命”，認為天是自然現象，沒有意志，特別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漢代的董仲舒從神學角度鼓吹“天人合一”，斷言天有意志，能主宰萬物、主宰社會人事，把一切自然現象都説成是天的意志所為，乃至説人是天的副本，是天依照自己的模樣複製的。他還提出“天人感應”的説教，斷言一切人事皆由上天支配。他從《公羊春秋》出發，把儒學思想同天命神學相結合，從而神化了儒家學説。這種理論經不起社會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的檢驗，因而失去了它作為封建統治者的精神支柱作用。 ^[14] 

理學創始人，雖然也着重研究人道問題，但他們為了從形而上學的高度去論證“聖人之道”和倫理道德的至高無上性，為了把天道與人道統一起來，因而也重視對天人關係的研究。理學奠基人之一的邵雍就説：“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他們認為，天地萬物和人，都統一於“道”。二程主張“理”即是“道”，程顥説：”理便是天道也”（《遺書》），又説：“理無形也”、“無形為道”（《粹言》），“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粹言》），所以人們也把理學稱之為“道學”，因為在他們那裏，“理”和“道”是同等的概念。 ^[14] 

程頤既是北宋理學家，同時還是教育家。為程顥之胞弟。程頤24歲時曾在京師（今河南開封）授徒講學。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偕兄於嵩陽講學。元豐元年（1078年）知扶溝縣，“設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豐五年，文彥博將其鳴皋鎮（今河南洛陽伊川縣境）之莊園贈給程氏，乃自建伊皋書院，講學其中幾達20年。同程顥一樣，主張教育目的在於培養聖人，“聖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以天地為心，“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須以培養聖人為職志。

在教育內容上，主張以倫理道德為其根本，“學者須先識仁。仁者藹然與物同體，義、智、信，皆仁也。”《宋史》稱他“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指南，而達於‘六經’”。他不僅勤奮好學，還謙讓大方。曾從師於周敦頤。

教育以德育為重，強調自我修養，“格物致知明本末”，其途徑為致知、格物、窮理。“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致知乃在窮理，即盡天理。致知的辦法是“格物”。“格者，至也”，“格”是內感於物而識其理。“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因此認識事物的關鍵乃在“心”。心“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故致知重“內感”而不重外面事物。在學習方法上，強調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另外，主張讀書要思考，“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其乎？”其教育主張和思想對後世教育影響極大。後人曾在他講學之地設書院以為紀念，如河南嵩陽書院、伊川書院等。另外，全國各地亦有紀念他之書院，意在追蹤繼軌，以示其思想綿長。

程顥與程頤一起，創立了“天理”學説。程顥曾説過：“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理”因此成為二程哲學的核心，宋明理學也就從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謂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則，也是指人類社會的當然原則，它適用於自然、社會和一切具體事物。這就把儒家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達了出來，中國上古哲學中“天”所具有的本體地位，此時開始用“理”來代替了，這是二程對中國哲學的一大貢獻。

在程頤的哲學中，對孔子的“仁”學有新的發展。他認為，“大抵盡仁道，即是聖人”。又説：“學者須知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他把先秦儒家“仁學”所強調的愛人、博施濟眾、克己復禮等，進一步發展成為與“萬物為一體”的境界，認為前者還只是仁的“用”（表現），後者才是仁的“體”（根本）。這一思想與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有相通之處。

在修養方法方面，程頤提出了“定性”的理論。所謂“定性”實際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內心的安寧與平靜。他認為，要使內心平靜，不受來自外部事物的干擾，就應該雖接觸事物，卻不執著、留戀於任何事物，“內外兩忘”，超越自我。這一“定性”的理論，是程顥發揮了孟子的“不動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養經驗後而成的。

程顥和程頤的思想，人們一般統稱為二程之學，實際上兩人的思想還是有一定的區別。程顥比程頤更注重個人內心的體驗。有的學者認為，程顥的思想是後來陸九淵“心學”的源頭，程頤的思想則後來朱熹“理學”的源頭。程顥一生沒有專門的學術著作，他的講學語錄及一些書信，詩文，被後人與程頤的著作合編在一起而為《二程全書》，今有校勘標點本的《二程集》。

程顥、程頤兄弟，思想體系同中有異。二程將易學的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伊川易傳》為義理易學詮釋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程氏易傳》是伊川易學的精華，它繼承了王弼義理派易學傳統，將儒家解《易》推闡發揮到極致，可以説是集義理派著作之大成，並對朱熹易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説王弼易學是魏晉玄學、易學興起的重要標誌，那麼，程氏易學則實現了由王弼易學道家化、玄學化的義理向儒家義理的轉變。

二程的著作有後人編成的《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説》等。其中“洛學”的著作計有二程的《遺書》25卷，《外書》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傳》《經説》《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灝的詩文集，後八卷是程頤的詩文集。《經説》中的《繫辭》《書》《詩》《春秋》《論語》為程頤所作。《改正大學》為二程所作。《伊川易傳》是程頤對《易經》的註解，這部書集中體現了二程的理學思想，是程頤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楊時精選後編寫出來的二程語錄。以上各種著作，已被合編為《二程集》，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於世。 ^[14] 

程顥、程頤的思想及其洛學學派程顥、程頤兄弟（一般簡稱二程）開創的洛學學派，是北宋時期影響最大，也是最為典型的理學學派。張載的思想學説，對二程思想體系的構造和發展影響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創見。二程把“理”作為其思想體系的最高範疇，基本內涵包括三個層次：

第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存在。

第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

第三，“天理”也具有事物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

這樣，精神性的“天理”就和張載的物質狀態的“氣”一起成為宇宙本原的本體了，成為最高本體的地位。

二程的人性論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與“氣稟之性”的區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在至善無疵的；後者則是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使“理”受到“氣”的侵蝕，產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徵，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度的慾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慾”或“私慾”。“人慾”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二程在其“天理”論的基礎上對《大學》裏的“格物致知”進行了新的闡釋，形成他的認識論。二程還以其“天理”論發揮孔子“克己復禮”的命題，提出了自己的修養論。

總之，二程的理學思想體系，是北宋時期理學初創階段比較典型的形態，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學的基本輪廓，為朱熹思想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具體到二程各人，他們的思想盡管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學術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異的。程顥認為萬物本屬一體，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發明本心，自覺達到與萬物一體，因此較多地強調內心靜養的修養方法，不大重視外知。後來的陸王，大致沿着程顥的理路，發展為心學。而程頤則主張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於居敬窮理，格物致知，較多地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內知。後來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頤的理路，發展為純粹的理學。所謂的“程朱理學”，實際上主要指的是程頤和朱熹的理學。當時有許多人追隨二程學習，尤其是程頤弟子很多，主要有謝良佐、遊酢、呂大忠、呂大臨、呂大均、侯仲良、劉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蘇昺等（其中三呂與蘇昺原為關學學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學學派，為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龐大的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 ^[14] 

程顥、程頤兄弟倆都是宋代博學之士。進士楊時，為了豐富自己的學問，毅然放棄了高官厚祿，跑到河南潁昌拜程顥為師，虛心求教。後來程顥死，他自己也有四十多歲，但仍然立志求學，刻苦鑽研，又跑到洛陽去拜程顥的弟弟程頤為師。

於是，他便和他的朋友遊酢一塊兒到程家去拜見程頤，但是正遇上程老先生閉目養神，坐着假睡。這時候，外面開始下雪。這兩人求師心切，便恭恭敬敬侍立一旁，不言不動，如此等了大半天，程頤才慢慢睜開眼睛，見楊時、遊酢站在面前，吃了一驚，説道：“啊，啊！他們兩位還在這兒沒走？”這時候，門外的雪已經積了一尺多厚了，而楊時和遊酢並沒有一絲疲倦和不耐煩的神情。

後人將此事稱為“程門立雪”。表示求學者尊敬師長和心誠意堅。 ^[16]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剛滿二十歲的程頤隨父親程珦來到京師開封。位於鐵塔下的太學，接納了這位後來成為北宋思想界一代大師的青年才俊。

宋朝的太學是皇室的最高學府。當時著名的教育家胡安定執掌太學。胡安定是兩程之前“開伊洛之先”的人。一日，程頤遊太學。見胡安定正在講堂上問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胡安定並以此文為題目讓太學生寫策論。程頤寫了一篇《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所獨好學者，何學也？學以聖人之道也！”

程頤開宗明義，指出顏子一生追求研究的，是達到聖人的道德和境界！繼而程頤指出：聖人是可學而知之。那麼什麼是聖人的道德境界呢？程頤説：“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五行之秀即仁、義、禮、智、信。做到了五行，就進入了聖人的境界。五行為中，“中正而誠，則聖矣”。

“故顏子所好，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無言，非禮勿動”。胡安定讀了程頤的文章後，當即約見程頤，並以學職之位相許。也就是説一篇文章，使程頤由弱冠之年的儒生登上了堂堂太學的講壇。

程頤不僅有高尚志向，同時有養物不傷的仁者情懷。有一次他看到家人買小魚喂貓，便寫了一篇《養魚記》：“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仔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慼慼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政禁，數罾不得入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讀着這篇文字，我們看到程頤由愛魚之生命而及萬類天地中的生命，感受到他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的情懷。 ^[17] 

宋仁宗時期，河南人程遹在黃陂縣為官，繼而落籍黃陂西郊程家鄉坊。因積勞成疾，不幸病故，朝廷任命他的長子程珦為黃陂縣尉。

北宋天聖十年（1032年），程珦的夫人侯氏，一天夜裏做了一個夢。夢中和官人一起逛花園。走到一棵梧桐樹下，抬起頭，看見梧桐樹上有個雀窩，他們正準備爬上去掏雀蛋，忽見遠處兩隻金鳳筆直朝花園飛來。金鳳越飛越低，在程夫人身邊盤旋了一週以後，朝她胸懷撲來，程夫人趕忙將金鳳緊緊摟住。官人望着兩隻金鳳，仰天大笑，夫人就驚醒了。沒過幾多時，程夫人懷孕了。生下長子，取名程顥，隔年，又生下次子程頤。

程顥、程頤自幼好學，尊崇孔孟，才華出眾，後來成為著名的理學家。明朝年間，人們建起一亭，命名為雙鳳亭。

程顥、程頤的父親程珦，在黃陂做縣尉，看中了鳳凰台的環境幽靜，就把這兩個兒子送來讀書，程氏兄弟在樓上發奮勤學，白天不下樓，每晚熬到三更。到了大年三十夜晚，倆兄弟還不休息。這時候，進來了一個素衣女子，上前道福。程氏兄弟問她：“你來做麼事？”女子含笑道：“奉太陰真君嫦娥仙子之命，特來給兩位文曲星君掌燈。”説罷，用手指在粉壁牆上畫了一個圓圈，頓時放出光華，清亮無比，照着弟兄倆夜讀。附近的人都傳：鳳凰台，三十夜裏出月亮，稱為“夜月樓”。 ^[18] 

宋神宗時，黃河的水兵，按律法不必服其他勞役。宦官程昉為河防大臣，仗勢不把州郡律法放在眼裏，想徵調黃河水兵整治三股河。程頤以不合律法拒絕，程昉便上奏神宗，朝廷於是下令程頤撥八百水兵給程坊。時正值天寒河水凍結，士兵受不了程昉的暴虐，紛紛逃離。

次晨，州官齊集官府議事時，突有吏卒稟報：“水兵集體逃亡，即將入城。”眾官怕得罪程昉，想拒開城門，程頤説：“如果不開城門，一定會有亂事發生，程昉果真怪罪，由我程頤一人擔當。”説完親自到城門口迎接，並宣佈水兵可以休假三天再回去服役。士兵們在一片歡呼聲中進城。程頤又將水兵受虐待的情形稟報朝廷，終於免除水兵再服勞役。

事情過後，程昉對程頤便很畏憚。有一次程昉因事路過本州，見到程頤，只敢説些好話奉承程頤。然而，私底下程昉卻又不甘心，曾當着多人之前揚言：“黃河水兵的潰逃，是受了程頤的鼓動，我一定要上書奏明皇上！”很多人都替程頤擔心，程頤笑着説：“他怕我，不會對我怎樣的。”日後程頤果然無事。 ^[19] 

鳳凰網（《宋學泰斗：程顥·程頤》）：二程所開創的理學，被朱熹加以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比較嚴密邏輯體系的學説之後，程朱理學從此便在中國後期封建社會的思想領域中，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理學中的“心學”一派，也是從二程那裏衍生出來的，所謂“陸王心學”，基本上導源於程顥的主觀唯心論思想，這一理學流派，也對後期封建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北宋至清末，理學在中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佔居統治地位達七百餘年，這都和二程有着直接的聯繫。 ^[14] 

程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

朱熹：昭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 ^[20] 

湖北省人民政府網（《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程頤論述為學的方法時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説。認為格物即是窮理，即窮究事物之理；最終達到所謂豁然貫通，就可以直接體悟天理。他所講的窮理方法主要是讀書、論古今人物、應事接物等。關於知、行關係問題，程頤主張以知為本，先知後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結果。程頤的哲學，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題，對宋明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雖然二程都以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但程顥是以心解理，開了以後陸王心學一派。程頤一般是把理與氣相對來論述的，開了以後朱學一派。 ^[18] 

《宋史·列傳第一百八十六·程頤》卷四百二十七（脱脱和阿魯圖） ^[8] 

高祖父：程羽，在宋太宗時，有顯功，贈太子少師，賜第於京師。 ^[4] 

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 ^[4] 

祖父：程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遷居河南府伊川縣。 ^[4] 

父：程珦，歷任黃陂縣尉、興國縣令、又知龔、鳳、磁、漢諸州。 ^[2] 

母：侯氏，侯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 ^[4] 

兄：程顥，承議郎宗正寺丞。 ^[14] 

兒子：程端中，靖康末（1127年初）隨高宗趙構南渡，居池州，知六安軍，兼管內農營田事。 ^[21] 

二程故里位於洛陽市嵩縣田湖鎮程村，近臨陸渾水庫，是宋代大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的故居。程顥、程頤兩兄弟是中國北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宋明理學奠基人。

二程故里初建於宋高宗紹興辛亥（1131年）年間，明朝天順年間，昭封"兩程故里"。明成化、萬曆、天啓，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間的均有修復。兩程故里程村中有二程祠，全祠總面積為4392平方米，佈局系三節大院。前節有"欞星門"、"誠敬門"、"春風亭"、"立雪閣"；二節有"道學堂"，兩則伴以"和風甘雨"、"烈日秋霜"二亭，左右神庵廂房；三節中立"啓賢堂"，兩廂設有講堂兩座，後面為"著述樓"，兩側各設講堂一座，祠堂內尚存宋、元、明、清碑碣25塊，清康熙御書"學達性天"，光緒賜書"伊洛源淵"，慈禧太后賜書"希蹤顏孟"3副匾額，掛道學堂正中。

程頤墓在洛陽市伊川縣城西。程顥（1032年-1085年）、程頤（1033年-1107年）兄弟都是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是北宋理學的奠基人，世稱二程。二程墓為程顥、程頤及其父程珦的墓地。包括程墓和程祠二部分，前為祠廟，後為墓冢。祠由門樓、廂房及大殿等組成，另有明清時代的石碑數十方。墓冢前有墓碑、供案及石羊、石馬等，四周有墳牆迴護。墓、祠一帶古樹參天，烘托出肅穆幽靜的氣氛。

據黃陂的《明代志》《康熙志》《同治志》記載：洛（今河南洛陽）人大中大夫程珦，初任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生子曰顥，字伯純，又明年生子，曰頤，字正叔。黃陂程鄉坊是北宋理學創始人程顥、程頤二程兄弟的出生地。二程祖父程遹、父親程珦先後擔任黃陂縣令、與黃陂縣尉時，就落户安家在武漢市黃陂區的草木巷內，並建有紅砂石牌坊，上書“程鄉坊”三個大字。南宋朱熹《二程祠記》有記載。

程氏故居有一個石坊高6米，寬8米，上書宋體的“程鄉坊”，在石坊不遠的有青石素瓦的硬山石結構的民房，民房是三重四合小院，黑漆字大門，門的兩旁有一對石獅子守護，邁進石門檻，迎面就是一個青磚砌起的照壁，繞過這個照壁之後，就是青石鋪的天井，兩邊的廂房，正中為會客廳，二重為雅堂，書房，三重是後宅，廚房。

根據《黃陂縣誌》等書記載，二程祖孫三代在黃陂生活了68年，留下了雙鳳亭 ^[22]  等遺蹟，被海內外稱為二程第一故里。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