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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存授經

鎖定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注引《魏略》載:“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
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在帝都長安向中國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從此佛教正式開始傳入中國,史稱這一佛教初傳歷史標誌為“伊存授經”。
《浮屠經》在當時產生重要的影響,儘管其中的內容只是一些佛教的常識,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佛經,但它在社會上層的流傳卻標誌着中國佛教的歷史從此正式邁開了第一步。正因為如此,經過中央有關部門的批准,中國佛教協會中國宗教學會才在1998年舉行了各種形式的“中國佛教兩千年紀念活動”。 [1] 
中文名
伊存授經
發生時間
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
發生地點
長安(今陝西西安
主要人物
伊存景盧
事    件
口授《浮屠經》(《復豆經》)
意    義
佛教正式傳入中國

伊存授經歷史背景

“伊存授經”的發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其一,西漢末年政權動盪,華夏大地歷經王莽篡漢,赤眉綠林起義,劉秀建立東漢……兵災連年,生靈塗炭,人民困苦,方技風行,為佛教流傳準備了客觀的社會條件。
其二,長安作為絲綢之路起點的地理優勢和帝都的特殊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楊曾文教授談到:中國佛教多傳自西域,長安乃中原與西域最為接近之區域,具有文化交流之功。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佛教沿着貫通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傳到新疆地區,經過玉門關河西走廊,然後傳到西漢首都長安 [2] 

伊存授經傳授過程

張騫鑿空之後,隨着中原西域交通的發展,佛教開始沿西域道傳入內地,其中於史有徵的最早傳教活動,即漢哀帝元壽元年的伊存授經。佛經亦同時傳入內地,即伊存所授之《浮屠經》。這部《浮屠經》當時被筆錄下來,並在其後的流傳過程中出現一些互有歧文的抄本。該經後雖亡佚,但不少書籍保留了它的若干片斷內容。可能是所據抄本不一,故保留下來的各片斷亦有矛盾互歧之處。但不管怎樣,《浮屠經》是可以考知的第一部漢譯佛經。 [3] 

伊存授經授經略考

“伊存授經”最早載於三國時魏人魚豢所撰《魏略·西戎傳》,有關史料見存於西晉陳壽撰《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的引注 [4]  。此外,在《世説新語·文學篇》註釋 [5]  ,《魏書·釋老志》 [6]  ,《隋書·經籍志》 [7]  ,法琳《辯正論》卷五 [8]  ,《太平御覽·四夷部》、《太平御覽·人事部》 [9]  ,《史記正義·大宛列傳》 [10]  ,《通典》卷一九三 [11]  ,《通志》卷一九六 [12]  ,宋董《廣川畫跋》卷二《書後》引《晉中經》 [13]  等,均有記述。 [3] 
“伊存授經”發生於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在長安向中國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
“浮屠”,《世説》作“浮圖”,即梵文Buddha之音譯,後通譯作“佛”或“佛陀”。故所謂《浮屠經》,意實為《佛經》。據現有材料,古代印度並沒有一部名叫《佛經》的佛教典籍,因此,《浮屠經》不能視為某一部印度佛典的完整翻譯。
《三國志》所引是《浮屠經》的早期流傳形態,而《世説》所引則為《浮屠經》的另一流傳形態,或引用時據當時的佛學水平有所刪正。
“天竺有神人,名沙律。”
沙律,或即梵文“Sariputra”之訛略名。Sariputra,後通譯作舍利弗或鶖露子,釋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智慧第一,但神通亦高強,《賢愚經》中有他與外道鬥法而勝之的敍述。
“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受經人:《世説》作“景慮”;《魏書·釋老志》、《畫跋》作“秦景憲”;《通典》、《隋書·經籍志》作“秦景”;《通志》作“秦匿”,均為傳抄之訛。
授經方式:《通典》作“秦景館受……伊存口授”,《畫跋》作“秦景憲使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辯正論》謂:“秦景至月氏國,其王令太子授《浮屠經》。”在此,到底是伊存出使到漢朝長安,向伊存口授了《浮屠經》;還是伊存出使到大月氏,從而學習了佛經呢?《隨書·經籍志》對此作:“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乾脆不提誰到誰那兒去。看來初唐時,此事已模糊不清,故魏徵撰《隋書》便説了句模稜兩可的話。從西漢時期絲綢之路的中西交通的形勢看,上述兩種可能均不能排除。但比較各種史料,謂伊存出使漢朝的史料出現得較早,故學界傾向於《三國志》的記載。 [14] 
“曰‘復立’者,其人也。”
《世説》等均作“復豆”。《酉陽雜俎》前集卷二謂:“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戈、身毒為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氏《復立經》是也。”均可證“立”乃“豆”字之形誤。“復立”,即“復豆”,亦即“浮屠”、“佛陀”;《復立經》即《浮屠經》。
同一種身份,出現多種不同寫法的音譯名稱,這説明:
(一)伊存雖依印度風俗口授佛經,景盧卻依中國習慣把它筆錄下來了;
(二)這種筆錄本在其後的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抄本,從而產生了名稱上的歧異。
綜上所述:張騫鑿空之後,隨着中原與西域交通的發展,佛教開始沿絲綢之路傳入內地,其中於史有徵的最早傳教活動,即漢哀帝元壽元年的伊存授經。佛經亦同時傳入內地,即伊存所授之《浮屠經》。這部《浮屠經》當時被筆錄下來,並在其後的流傳過程中出現一些互有歧文的抄本。該經後雖亡佚,但不少書籍保留了它的若干片斷內容。可能是所據抄本不一,故保留下來的各片斷亦有矛盾互歧之處。但不管怎樣,《浮屠經》是可以考知的第一部漢譯佛經,這一點可謂毫無疑義。 [15] 

伊存授經浮屠經

名稱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提出:“從《魏略》對《浮屠經》的解釋來看,最早的《浮屠經》大概叫作《復豆經》。” [16] 
“復豆”是中國對“Buddha”一詞的最早音譯,其後出現“浮屠”一詞,經名亦隨之改寫。
“復豆”即佛,故《復豆經》即《佛經》。由於古印度沒有一部佛教典籍的名字叫“佛經”,故這部《復豆經》不會是某部印度佛典的原原本本的翻譯,很可能是某經的節譯或諸經之撮要。
把這一譯本稱作“佛經”,是按照中國的傳統習慣,對諸子書以作者定書名,如《老子》、《莊子》、《管子》等。而稱之為“經”,則反映了對釋迦言教的崇拜 [17]  。當時,《老子》亦被稱作《老子經》,出於同一心理。 [3] 
內容
《中國佛教史》(第一卷)指出:“《浮屠經》很可能是如後來的《本起經》、《本行經》一類的講佛陀生平的經。”從《三國志》的引文可知,《浮屠經》中確有相當內容敍述佛傳。但是,它並非僅僅敍述佛傳故事。如《魏略·西戎傳》載:“《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可見其中必有敍述佛教教義的內容。 [16] 
流傳
《浮屠經》當時似有多種抄本同時流傳,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從資料淵源的角度也論述了這一問題:
“《廣川畫跋》引此文,謂出《晉中經》。《廣弘明集》載阮孝緒《七錄序》,謂《晉中經簿》有佛書經簿十六卷,則晉室秘府原藏佛經。又,《晉中經簿》源出《魏中經》(如《隋志序》),是魏世朝廷,當已頗收集佛經。疑其作簿錄時,伊存之經或尚在,並已著錄。……魚豢所記或用《魏中經》文(如《魏略》成書在《中經簿》之前,則系《中經》採魚書之文),與《畫跋》、《晉中經》語同出一源,故文若是之相同也。是則魚氏即未睹伊存之經,而《魏中經》作者必經過目。且其所見《浮屠經》當不只此一部。” [18] 
也就是説,該經自西漢末譯出後,經東漢、三國、西晉,一直以多種抄本形式在社會流傳,並被收入魏、晉兩家皇家秘藏。 [3] 
亡佚
《晉中經》著錄《浮屠經》,而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中無《浮屠經》,且從此《浮屠經》不見蹤跡,有理由推測,《浮屠經》很可能亡佚於兩晉之交的戰亂中。 [3] 
地位
《浮屠經》是中國現知的第一部漢譯佛經。佛教流傳華夏之初,中國人站在傳統的黃老思想的立場上去理解和接受它。這種傾向的產生,追根溯源,其濫觴就是這部《浮屠經》,就在其所宣傳的若干與黃老相通的教義上。正因為把佛教等同於黃老,才出現“老子化胡”的傳説,成為此後佛道爭鬥的一大公案。從這個意義上講,《浮屠經》是研究佛道關係史時不可忽視的資料。 [3] 

伊存授經學術研究

伊存授經國內

“伊存授經”,是在中國史籍中出現的關於佛法初傳的最早的國史記載。
大月氏使臣伊存於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在長安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一事,最早見載於《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其後,在《世説新語·文學篇》註釋,《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法琳辯正論》卷五,《太平御覽·四夷部》與《太平御覽·人事部》,《史記正義·大宛列傳》,《通典》卷一九三,《通志》卷宗九六,《廣川畫跋》卷二等,均有記敍。 [15]  [19] 
伊存口授《浮屠經》出於正史記載,可信性強。時間是在西漢晚年,政權動盪,方技風行,此時此刻正式接受外來的宗教完全可能。佛教是由經典教義、戒制、教徒組織、儀規和文化等等所構成,而經典教義是其中首要的樞機。有了佛教經典就是有了佛教。因為佛經是記載和保存佛陀言教的,是真正慧命之所在。經典的傳入須賴翻譯,如無翻譯,人們很難領會和研究教義,佛教的流通和發展就難以想象,所以“伊存口授《浮屠經》”為佛教的正式傳入標誌理所當然。永平八年在漢明帝答楚王英的詔書裏,用了“浮屠”、“伊蒲塞”和“桑門”等佛教專用詞,與伊存口授佛經説的傳入吻合。如果此前中原沒有流傳佛法,詔書所言便不能解釋。 [20] 
方廣錩等學者考證,這部沒有留存下來的佛經在當時曾產生很重要的影響,儘管其中的內容只是一些佛教的常識,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佛經,但它在社會上層的流傳卻標誌着中國佛教的歷史從此正式邁開了第一步。也正因為如此,經過中央有關部門的批准,中國佛教協會中國宗教學會才在1998年舉行了各種形式的“中國佛教兩千年紀念活動”。 [1] 
湯用彤 湯用彤
湯用彤
中國學者中,最早對“伊存授經説”進行翔實考證的著作,是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佛學家湯用彤的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為界內扛鼎之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在該書正式出版之前,湯用彤在大學授課時已經闡述了這一觀點。因此,中國學者翔實考證這一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完成。
“伊存授經説”在史籍中明載,從古到今不斷被引述,並非新論。自從1938年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對“伊存授經説”作了詳盡考證以後,此事件的歷史真實性得到進一步的證實,併為各界所接受。
湯用彤認為:“最初佛教傳入中國之記載,其無可疑者,即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經》事。”
“……《裴注》與《世説注》所引相同,而年代又均較早,則謂伊存使漢,博士弟子景盧受經,或較為確實也。”
“……諸書於授經地點人名雖不相同,但受者為中國博士弟子,口授者為大月氏人,則按之當時情形,並無不合。……據此,則伊存授經,更為確切有據之事也。” [21] 
著名的佛學家周叔迦於20世紀30年代末編纂《中國佛學史》,明確地指出伊存授經説“言而有徵”。 [22] 
學界、教界的另一位大家呂澂認為:“一般採用的,就是見諸記載而事實上也有可能的,乃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佛經的材料。”認為這就是佛教傳入的開始。 [21] 
在接受國家教委委託編寫《佛教史》高校教材時,佛教史專家杜繼文寫道:“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當為佛教傳入漢地之始。……事實上,《後漢書·楚王英傳》記,永平八年(61年),佛教在皇家貴族層已有相當的知名度,不必由漢明帝始感夢求法。” [21] 
蔣維喬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出版的《中國佛教史》中講到:“《魏書》所載,可稱實錄。……知其所載景憲事亦足據。蓋此時佛教當已盛行月氏也。” [21] 
黃懺華在20世紀50年代撰寫《中國佛教》中的《中國佛教史略》“後漢佛教”條目時,明確寫道:“……以上諸説,基本上是以佛教初傳於漢代為主;但除伊存授經一説外,大多數由於和道教對抗,互競教興的先後,遂乃將佛教東傳的年代愈推愈遠,所有引據大都是虛構和臆測的。……關於漢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種種異説,所以現代佛教史家懷疑到漢明是不是有求法一事,摩騰、法蘭是不是實有其人?這個問題現在還有爭論,未能決定。” [21] 
民國十一年(1922年),梁啓超在《中國佛教研究史》中則指出:“月氏使臣對於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學子之懷抱新思想者,從而問業,亦意中事。” [21] 
趙樸初 趙樸初
趙樸初
20世紀50年代末趙樸初撰寫的《佛教常識答問》提到此事,稱:“這是中國史書上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的記錄。”1981年出版的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一卷也把此事作為信史敍述,並作了進一步的背景考證。不僅中國的佛教界、學術界,海外也有很多學者都認可和採用這一説法。 [23] 
台港地區
關於佛教初傳的論述,以台灣佛光出版社1987年所出《佛教史年表》最為明確:“大月氏之使節伊存口授浮屠經予博士弟子景盧為中國佛教之始。”該《年表》編纂數年,鳩集人力,廣搜資料,參考了歷代佛教之編年史書,以及《望月佛教大辭典》所附之年表、山崎宏之《佛教史年表》、《中國佛教史辭典》、《日本佛教史辭典》、《日本史辭典》、《世界年表》、《東方年表》、《韓國佛教史》所附之年表,是一部出色的教史工具書。 [21] 

伊存授經海外

在眾多外國學者中,對中國佛教史有較深入研究的,首推日本學者。
望月信亨
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1942年):“中國佛教之初傳,約在前漢哀帝時代。……魚豢之《魏略》記載,前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有博士弟子景盧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總而言之,這是説明在前二年頃,大月氏王之使者,已將佛經以口授傳於中國學者,此即中國佛教最初傳來之説。” [21] 
龍谷大學
龍谷大學《中國佛教史》:“近來諸多學者頗加重視的是載於三國時代《魏略·西戎傳》中的史料。……這段歷史,是西漢武帝以來開闢西域交通的結果。到西漢末期哀帝之際,佛教在西域地區甚為普及,商人及僧侶進入漢地是當時很自然的現象。……西漢末期即西紀元年前後,佛教是一種自然的滲透,即所謂‘民間傳播’。” [21] 
鐮田茂雄
鐮田茂雄編纂出版的《中國佛教通史》(1985年)載:“佛教傳入中國的確實年代,雖然不甚清楚,想來必是隨着西域交通道路的開闢,而漸次傳播進來。在記錄上最為明顯的,當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憲(據《釋老志》)從大月氏使者伊存授予佛經開始。” [21] 
《佛教史概説》
野上俊靜(大谷大學教授)、小川貫貳(龍谷大學教授)、牧田諦亮(京都大學教授)、野村耀昌(立正大學教授)、佐藤達玄(駒澤大學教授)共著《佛教史概説》(1968年初版,1975年第7版)載:“《魏略》之記載,是被近代史家所注目的資料。史料的可信性高,是佛教初傳中最古老的資料,是大有價值的根據”。“佛教的經典,是以文字來保存聖法,這被認為是西元之初的事。佛教傳入中國,恰巧就在這一時期。” [21] 

伊存授經歷史意義

伊存授經宗教意義

中國古代的佛史記錄,有其複雜而深刻的歷史背景,關於佛教初傳的歷史紀年,不可簡單地以約定俗成而確認之。將“伊存授經”確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表明這一觀點已逐漸成為教界、學界共識,中國佛教界和學術界在尊重知識、尊重歷史、尊重宗教三方面都顯示了文明與文化的進步。從教理上講,也是“依法不依人”的一大範例。 [21]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宗教學會共同確認,1998年為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的紀念年,並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名譽會長趙樸初親自確定紀念活動,由中國佛教協會主辦、中國宗教學會協辦,是中國佛教界和中國學術界共襄盛舉的一段佳話。作為歷史性的紀念,以“伊存授經”為基點的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的紀念年活動將促使佛教界、學術界和社會各界更加全面瞭解中國佛教2000年來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相融合的史實,瞭解漢傳、藏傳、南傳三大系佛教作為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以及對亞洲乃至世界的深遠影響,瞭解中國佛教的歷史趨向及其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廣闊前景。

伊存授經文化意義

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來,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融攝,既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面貌,也極大地改變了佛教自身的形態,從而使外來的異邦宗教,逐漸演變成中國佛教,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並與儒、道兩教一起,成為支撐中國文化之鼎的三根主要支柱。 [23] 

伊存授經各方認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佛教歷史及其主要派別》:“佛教最早傳入中國大約是西漢時期,歷史上有‘伊存授經’、‘永平求法’等説法。‘伊存授經’是西域來的外交官應邀向西漢末年的上層社會傳授佛經。” [24] 
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國宗教概況》:“佛教最早傳入中國大約是西漢時期……‘伊存授經’是西域來的外交官應邀向西漢末年的上層社會傳授佛經。” [25]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現存史籍中關於佛教漢傳的最早記載,是《三國志·魏書》中作者裴松之所引用的《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曰授浮屠經。’” [26] 
中國佛教協會“將‘伊存授經’確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21] 
中國佛學院“佛教約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土。‘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被認為是佛教傳入中土的最早記載”。 [27-28] 
中國社會科學院“……《魏書·釋老志》、唐法琳《辯正論》等典籍中亦有關於此事的記載。可見,漢哀帝時代已有佛經傳入漢地是無疑的。” [29]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最初佛教傳入中國之記載,其無可疑者,即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經》事。” [21] 
呂思勉中國通史》:“張騫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經,事若確實,當可稱為佛教輸入之始。” [30] 
趙樸初佛教常識問答》:“前二年,大月支國原居中國甘肅的一個強盛的少數民族西遷中亞後建立的國家國王的使者伊存到了當時中國的首都長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經給一個名叫景盧的博士弟子。這是中國史書上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的記錄。我們可推斷,由於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漢武帝開闢西域交通的結果,當時由印度傳佈到中亞細亞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過行旅往來而向東方漸進。也有傳説:在與印度阿育王約前272-226在位同時的秦始皇前246-210在位時代,已有印度的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來到中國咸陽。阿育王時舉行第三次結集約在前250年,會後派大德赴各國傳教,前來中國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認為宋玉《高唐賦》和《史記·始皇本紀》中的“羨門”即沙門的,但因無譯述學説傳世,無從確考。” [31] 
白壽彝中國通史》:“佛教的傳入佛教大約在西漢後期傳入中國。漢武帝通西域,張騫曾在大夏看到蜀布、邛仗,説是來自身毒(印度)。這時,佛教是否也由印度傳入西域,再由西域東傳,史籍無考。漢哀帝時,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經。此事是可信的。” [32] 
任繼愈中國佛教史》:“漢哀帝元壽無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當為佛教傳入漢地之始。” [33] 
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會長潘·瓦納密提 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會長潘·瓦納密提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歷史教科書: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古代史》:“西漢末年,佛教經中亞傳入中國內地。” [34] 
中央電視台“1998年7月中央電視台,晚間新聞播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在全國佛協會上説:‘已經研究,可以認為佛教於公元前二年傳入中國,今年恰好是佛教傳人中國二千年的大記念年’。” [35] 
世界佛教徒聯誼會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會長潘·瓦納密提,在第27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大會、第18屆世界佛教青年聯誼會大會、以及第9屆世界佛教大學議會大會開幕典禮上的開幕詞:
寶雞市法門寺都是具歷史性的佛教地點。大約2000年前,中國佛教在陝西起源,然後傳播到其他省份以及鄰近的國家,終於成為中國文化一部分和中國人的指路明燈。” [3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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