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鋭

任鋭，1891年出生於河南新蔡，16歲入河南女子師範讀書，3年後轉北京女子師範學習。1911年加入同盟會，往來京津之間，運輸炸彈，參加了攻打天津署衙門的戰鬥。她經常裝扮成達官顯貴的“閨秀”，帶着外表華麗、內裝炸彈的箱子，昂然坐上黃包車，來往於大街小巷。

1912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遜位。任鋭退出同盟會返校讀書。當時，校長關鼎昌以任鋭曾參加革命，喪失了婦女“道德”，表示輕視。同時，因他的昏庸使整個學校陷於不良狀態。任鋭為了自己和同學們的前途，聯合其他同學向教育部控告吳鼎昌。教育部與吳鼎昌臭味相投，仇視革命，以“學生囂張之風不可長”的罪名，將任鋭等7名學生開除出校。教育部的決定，引起輿論界的憤慨，各報紛紛揭露吳鼎昌的罪惡。在這種情況下，吳鼎昌被迫辭職。學校恢復了任鋭的學籍，但由於經濟困難，她無力再進校讀書了。

1913年春，任鋭與孫炳文結婚。當時形勢緊張，袁世凱到處捕殺革命黨人。為了躲避反動當局的迫害，他們回到了孫炳文的家鄉——四川省南溪縣。

1916年，在反對袁世凱的鬥爭中，孫炳文與朱德結成莫逆之交。

1922年9月，朱德、孫炳文結伴出國留學。任鋭堅決支持丈夫出國，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她在北京，一面撫養子女、一面繼續學習。1922年11月，孫炳文和朱德在柏林經周恩來介紹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孫炳文回國。經孫炳文介紹任鋭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3月18日，任鋭參加了北平青年抗議北洋軍伐段祺瑞賣國行徑的示威遊行，在和反動軍警搏鬥時受傷。同年6月，北伐開始，孫炳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後方留守處主任。任鋭也到了廣州，任孫炳文的秘書。

1927年春，正當北伐軍節節勝利時，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瘋狂屠殺共產黨人。4月中旬，孫炳文在上海遇難。任鋭強忍悲痛，逃到武漢，揮淚寫文，痛斥蔣介石的罪行。她親自將文章印成傳單，到街頭散發。

大革命失敗後，任鋭和中共失掉了聯繫，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她回到南溪縣，劣紳忌恨她，告她搞暴動，要逮捕她。為了撫孤成人，她帶着子女至安徽，任浮山中學圖書館主任。不久，有人以安排“共黨家屬”攻擊董事長，任鋭被迫去上海。她在上海貧病交加，幾陷絕境。1930年，由鄧演達資助，先在上海辦起了明清小學，後在北京辦起了北辰中學。

1934年，重返上海找到黨組織。次年春任黨組織的“外圍交通”。後因負責人被捕叛變，任鋭又與黨組織失掉了聯繫。

1936年返回新蔡任教，屢受國民黨縣黨部的迫害。

抗日戰爭開始後，任鋭在鄭州組織婦女救護隊。後加入鄭州各界抗敵後援會，任慰勞隊長。年底，考入山西民大學習，始與朱德取得聯繫。1938年2月，經朱德介紹到延安。到延安以後，任鋭和女兒孫維世同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主義學院學習。由於任鋭年齡大，同學們親切地稱她為“媽媽同志”。毛主席在給她的信中也以“媽媽同志”相稱。

1939年9月，任鋭被分配到壁山兒童保育院工作。是年冬，又調重慶辦事處搞圖書館工作。

1941年初，因形勢緊張，組織上為了她的安全，又把她調回延安，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監印。

1943年，在大生產運動中，任鋭和青年們一齊開荒種地，餵豬紡線，組織上照顧她年老體弱，每月發給她生活補貼，她用這些錢買來白糖和雞蛋，分給有吃奶孩子的母親和身體不好的同志。她自己的生活艱苦樸素，衣服補了又補，把發給她的新衣服送給前線的同志。

1945年秋，任鋭的三兒子孫名世由前線歸來探望老母，組織上打算把名世留下來照顧她，她又毅然把兒子送回前線。

1949年4月11日，任鋭在天津病逝，安葬於北京香山公墓。墓碑上雋刻着周恩來的親筆題詞：“任鋭同志之墓。” ^[2] 

任鋭15歲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在北京女師學習期間，正值孫中山倡導發起的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任鋭積極擁護同盟會的政治主張，喜歡閲讀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及其它進步刊物，深受其影響。1911年，任鋭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京津支部（簡稱京津同盟會）。在同盟會的活動中，結識了北京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學生孫炳文等，深受他的進步思想的影響。不久，任芝銘從奉天昌圖入關天津，適逢彭家珍、黃復生、孫炳文等人組織革命黨人暗殺團，遂命任鋭加入。她在這一活動中，擔任保藏和運輸炸藥的任務。為了防止敵人的搜查，她經常扮裝成豪門閨秀，攜帶着裝有炸藥的皮箱來往於京津間，並參加了攻擊天津督署門衞和刺殺楊一德的活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北洋軍閥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慘遭鎮壓，孫炳文等人組織的革命黨人暗殺團相繼敗露。任鋭回校學習，因參加了革命活動，遭到校長吳鼎昌的迫害。為申張正義，倡導新思想，抨擊舊禮教，她聯合進步同學與校長吳鼎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並向教育部控告校長迫害學生的罪行。教育部不僅不支持學生的革命行動，反以“囂張之風不可長”為由，指令學校開除了任鋭等7名學生。一時引起社會公憤，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吳鼎昌被迫下台。

1912年夏，孫炳文擔任《民國日報》總編輯，任鋭等3位女同志應邀擔任婦女版的編輯工作，積極宣傳婦女解放，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強調婦女在改革社會中的作用，在當時的反封建鬥爭中產生了積極影響。

1913年春，經鄒吉庵介紹，任鋭和孫炳文在北京敍館結婚。不久，“鐵血團”暗殺袁世凱敗露，孫炳文是緝捕的對象之一。為避開反動勢力的追捕，在同學胡金祖的資助下，任鋭夫婦離京返回孫炳文的家鄉四川南溪。 ^[3]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以軍艦兩艘進駐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守軍，國民軍奮起還擊。日本帝國主義便以此為藉口，聯合英、美、法等國於3月l 3日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後通諜，無理要求國民軍停止津沽之間的軍事行動，撤銷防務，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為激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門前集會，聲討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賣國罪行。當時，在北京大學當旁聽生的任鋭，懷着身孕參加集會和遊行。當愛國羣眾結隊遊行示威，到段祺瑞政府門前請願時，段祺瑞政府下令衞隊向徒手請願的羣眾開槍射擊，並用大刀鐵棍砍殺追打革命羣眾，劉和珍等47名愛國羣眾當場犧牲，150多人受傷，製造了“三·一八”慘案。任鋭在這場與荷槍實彈的敵人搏鬥中，被手持鐵棍的衞隊打倒，腹部受重傷，血染北京街頭，仍然堅持鬥爭，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為祖國尊嚴不怕流血犧牲的錚錚鐵骨。 “三·一八”慘案後，孫炳文去北京接任鋭及子女寧世、維世、名世到廣州。為了北伐戰爭的勝利，任鋭盡力協助孫炳文工作。 ^[3] 

任鋭在山西臨汾民大學習時，於1938年2月，收到了在山西抗日前線戎馬倥傯的朱總司令來函，介紹任鋭到延安抗大學習。是年秋，她的六妹任均也由父親任芝銘親自送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閤家抗日戰士歡聚一堂。

任鋭到達延安時，女兒維世已在那裏學習。母女同窗，分硯裁詩，一時傳為佳話。在學員中，任鋭的年齡最大，有較深的閲歷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學習和生活中能夠嚴格的要求自己，起模範帶頭作用，她語重心長地説： “過去那有這樣好的條件呀！看一本馬列主義的書要克服多少困難，一不小心被發現就要坐牢。現在黨給了這樣好的條件，可要認真學習啊！”任鋭在學習中，聯繫自己的親身體會，生動地在小組會上發言，很受大家歡迎。因為她是革命隊伍裏一位老同志，大家都很尊敬她。所以維世喊媽媽，其他學員也都親切地喊“媽媽同志”。延水河濱，寶塔山下，人人都知道有個年齡雖大，鬥志彌堅的“媽媽同志”。連毛主席在給任鋭的信中也以“媽媽同志”相稱。周恩來副主席，在贈給任鋭的一張鄧穎超的照片後面寫着： “代送給任鋭同志媽媽。”

1938年5月，任鋭在延安抗大學習期間，經李士揚、呂英（均是抗大指導員）介紹，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鋭從馬列學院畢業後，組織分配她到四川壁山第五兒童保育院工作。那裏有500多個孩子，都是從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搶救出來的。任鋭懷着深厚的階級感情，視孤兒們如親生兒女，從學習到生活無不關懷備至，孤兒們被分成若干中隊，其中有病的孩子編在一起，任鋭特別關心病隊中的孩子，她親自照顧他們大小便，送水給他們服藥。為浸孩子們儘快恢復健康，他用自己的生活津貼費買來白糖等營養品分給孩子們。她經常給孩子們講革命故事，講抗日救國道理，講日本侵略者慘無人道的罪行，讓孩子們牢記階級仇、民族恨，讓革命的種子在孩子們的心靈深處紮根，後來這些孤兒中有不少人走向革命道路。 ^[3] 

任鋭同志的—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她在腥風血雨的逆境中，不改忠貞之志，生死存亡關頭，不失報國之心，表現了一位女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3] 

1950年4月11日， 《人民日報》在紀念任鋭逝世週年特刊上， 刊登了中共創始人之一董必武老人寫的《為紀念任鋭同志逝世週年作》三首詩：“五十年來變故多， 人生甘苦味如何？ 夫死毒謀兒戰歿， 身逢勝利染沉痾。革命原非為個人，支持羣眾得翻身。即今此事初如願，況復芝蘭秀有春。革命兒童愛不賒，羣呼孫母老媽媽。慈祥愷悌流風遠，春日墳前共獻花。”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