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銘善

任銘善（1913—1967），字心叔，江蘇如皋雙甸人；1935年畢業於之江文理學院國文系，獲文學士學位，留校任助教。

抗日戰爭期間，曾在浙江龍泉的浙江大學分校任教。繼而在杭州的浙江大學文學院任副教授、教授，並指導研究生。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任浙江師範學院教務長，中文系教授，後任杭州大學教授。曾任中國民主促進會浙江省副主委，浙江省政協委員；“反右”期間被打為“極右分子”，經歷坎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任先生已患肝癌絕症；次年，終於鬱郁以歿，享年僅54歲。

任銘善治學以文字音韻訓詁為主，後專攻經學。曾與馬敍倫先生討論《説文解字》中的問題。解放後，除繼續以前的研究外，還從事語言學理論、現代漢語和方言的研究，在普及語言學基本知識、組織浙江方言調查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他率先開設“漢語史”這門課並編寫漢語史教材，為浙大該學科的建設起了奠基作用。1960、1961年，他參加《辭海》修訂工作，頗著勞績，是語詞部分的主要撰寫人之一。

任銘善在 《中國語文》《中華文史論叢》《中國文學會集刊》《學術集林》等各種刊物發表論文百餘篇，已出版的專著有《禮記目錄後案》（齊魯書社）、《漢語語音史要略》（河南人民出版社）、《古漢語通論》（與蔣禮鴻合著，浙江教育出版社）以及 《小學語法講話》《小學語言教學基本知識講話》等。他在詞樂、詞律、詞學文獻方面也有研究。

任銘善一生從事教學，在人才培養、引進，主流學科的形成、課程完善以及教學管理等方面，為學校做了大量工作。他嚴謹治學，誨人不倦，成就後進頗多。

他多才多藝，詩詞、書畫、篆刻皆精通；詩詞與夏承燾、王季思、徐聲越、朱生豪、蔣禮鴻等多有唱和，書畫篆刻則與酈承銓、陸維釗、胡士瑩、沙孟海常有交流。

任銘善先生，字心叔，江蘇如東雙甸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五年畢業於之江大學。曾師從鍾泰、徐昂、夏承燾諸位國學大家。早年治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後專攻經學。抗戰初，之江大學遷到上海，在租界內慈淑大樓租賃了幾間房屋作為教室，任先生在之江任中文講師。

七七事變後，我們一家從北平逃難到上海，母親怕我荒廢學業，通過老朋友之江教務長鬍魯聲教授請任先生來教我中文，以準備報考大學。

我每週三次到任先生住所上一小時課。那時任先生住在憶定盤路的一條弄堂裏。這條弄堂是戰後匆忙建起來的一排排兩層的簡易樓房。當時租界因不斷有逃難來的人湧入，人口驟增，房商新建了不少這種所謂新式里弄的簡便樓房，任先生就住在一座樓房的底層。

我第一次去拜訪任先生，看見他穿着一件長袍，個子不高，但兩眼有光，神情肅然。在我和他的接觸中，他似乎從未笑過。他並不是一個內向的人，也很直率，決不為了敷衍別人而隨聲附和。他是很講原則的，上課時，從不跟我講閒話。儘管任先生肅若秋霜，對人對己都有嚴格的要求，但他從未讓人望而生畏，感到凜然不可親近。他教我的時間不長，前後約一年光景，但他給我講授了《説文解字》《莊子》《世説新語》三門課程。《説文解字》依序按照部首一個字一個字講的；《莊子》用的是郭慶藩的集釋本，他講授了《內篇》和《外篇》，《雜篇》則沒有時間教了；《世説新語》是他指定我自己讀的。我除了每週三次到憶定盤路他家裏去上課外，有時他還要我到慈淑大樓去旁聽他在之江大學講課。任先生講課時全神貫注，聲音洪亮。我在他家上課時，雖然只有我一個人，他也是用同樣洪亮的聲音對我講解。

任先生生活簡樸，他的居室只有幾件木製傢俱和一把作為休息用的扶手藤椅，此外別無長物。我每次去他家，都看見他端坐在書桌前，孜孜不倦地讀書，從來沒有閒散的時刻。他經常讀的是三禮之類，都是線裝本。任先生後來在禮學上造詣甚深，恐怕與他早年下過苦工夫有關。書桌上還有一方小硯台和一錠小朱砂墨。我去時，他不是在埋頭攻讀，就是用硃筆在書上圈點或在書眉上批註。他寫的一手蠅頭小楷，清麗端正。任先生教我讀《莊子》，每遇到艱深難懂的句子，他總是把重要的諸家註釋逐條地解説。最後再加以分析和評斷，向我闡明哪家之説不可通，哪家之説費解，哪家之説才最為愜恰。倘所有註釋全都不妥，而他也不能以己意解通，就取存疑態度。例如他對《養生主》中的“指窮於為薪”一句，就是如此。

就記憶所及，任先生曾對我有過幾次批評，卻從來沒有對我表揚過。這不能怪他嚴厲，那時我正忙於抗日救亡工作，對知識學問的價值和意義還不理解。以致去任先生那裏上課常常遲到，有時甚至缺席。任先生極為生氣，責我自由散漫。有一次，因為我沒有去上課，他從憶定盤路跑到古拔路我家中，留下一張便條，説他“久候不至”，問我為什麼不事先請假，並將此事向我母親訴説。我回到家中，看到便條，受到了母親的責備，雖然心中有些惶然，卻並沒有向他表示歉意。倒是多年以後，每一念及此事，他那消瘦的面龐、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發音洪亮的嗓音，就會出現在我面前，使我愧疚，使我不敢荒疏懈怠。

那時我讀了一些左傾書，社會閲歷淺，卻自以為掌握了“前進的意識”，有時也在報上發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出幾篇拿給任先生看。他讀了，只是冷冷地説：“寫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看你的文章氣勢這樣急促，這樣是不好的。”我聽了不禁感到澆了一盆冷水，心想任先生對我的要求未免太高了。過了幾天，任先生拿他的學生作文卷給我看。這些學生年齡和我差不多，但他們寫得確實好，使人從中感到有一股清新不迫的風味。我還記得一份描寫湖邊觀景的作文卷，有“遠山踏波欲來”之類的句子，任先生在旁加上了圈點以示褒獎。

在此以前，我不知道“文氣”是什麼，經過任先生的點撥，我開始有點明白了。當時我還把自己正在閲讀的金聖嘆批杜詩請教他。他叫我不要讀，説：“金批割裂了原文的氣勢，這是不好的。”“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有範疇。八十年代後期，我曾撰文談到，在西方很難找到和“氣”相對應的字，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氣”這個概念卻存在於各個領域。早在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之前，王充《率性篇》所舉“齊舒緩、秦慢易、楚急促、燕戇投”就已接觸“氣”這一概念了。九十年代末，錢鋼為我編學術年表，説我注重文氣是源於任先生的教導，就是指此而言。

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時被定為“極右”，原因一是鼓動學生走白專道路，二是因龍泉窯遺址遭到破壞，他曾提出過呼籲和批評。從此以後，他被剝奪了各種權利，不準教書，不準發表文章，每月只發生活費三十餘元，令他到資料室勞動。為了維持全家生活，他不得不將自己心愛的藏書和歷代碑帖賣掉。以上這些事在夏承燾佚聞和任先生哲嗣任平兄等所撰寫的文章中均有較詳的記述。任先生曾是夏先生的高足，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説是亦師亦友，感情篤深。反右後，任先生身處逆境，又患重病，卻仍勤奮治學。他寫出的學術論文除六一年暫短寬鬆時期得以本名刊出（如為《中華文史論叢》所撰《經傳小辨三題》），其他大多不能發表，夏承燾先生慨然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報刊上去刊載，稿費交給任先生去補貼家用。“文革”爆發，夏承燾先生為此多次被批鬥，兩人所遭到的凌辱和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那時任先生已患肝癌絕症。“文革”次年秋，任先生終於鬱郁以歿，春秋五十有四。任先生臨終前，曾説了這樣一句話：“我死了，夏先生可以少一條罪名了。”我是直到九十年代去杭州時，才認識任平賢伉儷的。一次我專程請任平兄帶我去他家拜見師母，並和師母合影留念，作為我對任先生的教澤師恩的一點表示。那時我已年逾古稀，任平兄叫我和師母並排坐下拍照。相互推讓了半天，我還是站在師母的身後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收入了我的畫傳《跨過的歲月》中。

論曰：章太炎嘗雲，瘢夷者惡燧鏡，傴曲者惡綆繩。故忠言常遭忌於當道，直行多為社會所不容也。嗚呼！任先生兩者兼而有之，怎能不陷入悲慘之境？他的敬業精神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他以直道事人，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有時想，他在為人處世上是不是太執着一些？對於這種品格，我不知道究竟應當加以讚美，還是為之痛惜？

前些年聽人説，五十年代初，任先生在大學任教務長時，一心想把教學工作做好，律己嚴，而且也以同樣的標準去要求別人。他曾在別人上課時去旁聽，發現講解有誤，就情不自禁地站起來直言説出，以至對方感到難堪。

我能夠理解任先生的性格。我相信，任先生這樣做，絲毫沒有揚才露己、貶損別人的成分，他比那些貌似謙遜的偽善者心地要善良得多。但是，他在做法上太激切了，太缺乏考慮了。

近讀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談到和與介問題。無邪堂認為，必須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與介是並行不悖的。又説“若己介必以介責人，則觸處皆荊棘矣”。《無邪堂答問》一書多重修身哲學，其中有許多精闢意見，令人折服，上面所引這些話也是不錯的。但無邪堂是理學家，不大重視甚或輕視人的性情方面。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規範所制約所塑造，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動。人是複雜的，人的性情有時也會衝破理性的樊籬，人的美德有時也會夾雜某些負面因素。因此，人固然應該向着臻於至善的方向努力，但是沒有人能夠真正做到臻於至善。語云“人無完人”，亦明此理。

任先生固然難免無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責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這種因素，要他和光同塵，與世推移，那麼恐怕也會使他身上那種耿介正直與敬業精神隨之消失。因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這是性格所生成，難以分解，去掉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復存在了。恐怕這也就是人生產生許多困擾和悲劇的原因之一吧。任先生也難逃此數。

一九三八年八月，朱生豪在上海租界內的《紅茶》半月刊上發表了《新詩三章》和《詞三首》等詩詞作品，這正是日寇侵佔上海的“八一三”事件一週年之時，朱生豪以筆作槍，警醒國人要銘記國仇家恨。這些作品堪稱是他後期詩詞中的代表作。

朱生豪早年（特別是學生時期）也寫過許多詩詞作品，在師友間頗受稱譽，那時的詩作雖有一些抒發情懷的豪放之作，但許多作品還是脱不了吟花弄月、寫景感懷的婉約套路。而此時的朱生豪已經過了近一年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真正嚐到國破家亡的切膚之痛。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寫的詩詞自然也和過去完全不同，作品中所表現的都是對國破家亡的悲憤，對侵略者的仇恨，以及決心投身到抗日救國行列中去的決心和對戰勝侵略者的信心。

《詞三首》中的一首《高陽台》是和宋清如原韻的，其中寫道“……望白雲迢遞，休嘆逝川。花月輕愁，從今不上吟邊。矛鋋血染黃河碧，更何心淺醉閒眠。聽不得竹外哀猿，山裏啼鵑。”朱生豪再也無心“淺醉閒眠”了，以此明志從此要投身到抗日救國的鬥爭中去。

《詞三首》中的《滿江紅》詞，其中有“屈原是，陶潛否”的句子，更突出地體現了朱生豪精神世界的昇華。朱生豪過去對屈原和陶淵明這兩位浪漫主義詩人都十分喜愛，特別是他平日為人沉靜超然，似乎傾向於出世，頗有淵明風度。而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他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立場，否定了陶潛那種在社會矛盾面前明哲保身的隱逸思想，熱情地肯定了屈原置自身榮辱禍福於不顧，為國家的利益上天入地，死而無悔，“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而且在以後的日子裏，朱生豪也確實拿起了筆，並以此為武器寫下了大量痛斥侵略者和漢奸走狗，鼓勵人民團結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文章。

朱生豪的《滿江紅》副題中説明是“用任彭二子原韻”，也就是説，這首詞是寫來唱和他的好友任銘善和彭重熙詞作的——兩人是朱生豪在之江大學的同學和之江詩社的詩友，都極有才氣，寫得一手好詩詞。當時，他們用書信往來彼此交流，互相激勵。只是一直以來，我們未能看到任、彭當時的原詞。

日前，任銘善先生的哲嗣任平先生來訪朱生豪故居，帶來了一本他所編的任銘善文集《無受室文存》，筆者驚喜地在其中發現了朱生豪與其唱和的那首《滿江紅》原詞。的確，兩首詞用韻處的字都是一樣的，顯然朱生豪那首是工整的步韻之作，而任銘善這首即是原詞無疑了。

任銘善先生是江蘇如皋人，當時他在如皋，而此時杭州已經陷入日寇魔爪，如皋也面臨入侵，岌岌可危。雲從（應該是任先生的一位親友）告訴了他這個消息，因此任先生在悲憤之中寫下了一首《滿江紅》，並寄給了朱生豪（估計還有彭重熙）。冬去春來，柳絮紛飛，本來是詩人們借景抒發美好心情的絕好背景，但這時卻成了“倦柳愁綿，近寒食、最無意緒”，詩人滿腔的憤恨無處訴説：“流水夢，春知否；舊曲恨，憑誰訴。”詩人的感情和朱生豪顯然是相同的，因此朱生豪也寫了唱和之作，並發表在當時作為“孤島”的上海的刊物上。讀了這兩首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一代愛國知識分子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精神狀態。讓我們記住那一段歷史吧！

任銘善先生先後在浙師院和杭大任教，他在古文字、古文獻和古漢語等領域都有極精深的造詣，為人極耿直。他未能逃脱上世紀五十年代那場歷史性的悲劇，而於一九六七年離世，直到八十年代得以昭雪。

任銘善

倦柳愁綿，近寒食、最無意緒。渾不記、江南江北，春深幾許。翠舞珠歌禁一顧，粉痕眉樣空遲暮。況晚來、情味正難禁，風兼雨。 流水夢，春知否；舊曲恨，憑誰訴。便咽成鉛露、忍拋塵土。一斛曾添當日淚，千金枉乞長門賦。數天涯、更有惜春人，春休去。

朱生豪

孤館春寒，蕭索煞、當年張緒。漫悵望、雲鬟玉臂，清輝何許。碎瓦堆中鄉夢斷，牛羊下處旌旗暮。更幾番、燈火憶江南，聽殘雨。 屈原是，陶潛否；思欲叩，天閽訴。慨蜂蠆盈野、龍蛇遍土。花落休吟遊子恨，酒闌擲筆蕪城賦。望橫空、鷹隼忽飛來，又飛去。

作者：任銘善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2005年

頁數：476頁

定價： 30.0

裝幀：平裝

ISBN：9787308039529

本書是一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內容賅備，方法慎密，提要鈎玄。

收錄作者古漢語、文獻研究學術論文40篇左右，涉及音韻學、訓詁學、語言研究方法、文獻學、經學詞學，許多論點發前人所未發。 ^[4] 

任銘善先生的父親任為霖是如皋雙甸的知名鄉賢，曾應試中過晚清的秀才，並負笈東瀛接受西學教育。

任銘善先生的母親陳氏是雙甸舉人、知名詩人陳國璋之女，幼通詩文書畫，賢淑超羣，後來直接在丈夫辦的學堂執掌教鞭授學。

任銘善先生的岳父馬久襄是如東的名士，清末庠生，擅長書法，兼工金石，是一位名中醫。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