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羣

1933年，我家裏窮得吃不起飯，家裏一位叔叔參加了紅軍游擊隊，在他的影響下，我參加了革命，和其他幾個兒童團隊員一起為游擊隊站崗放哨。有時也去參加打土豪，我還從大地主鄒子善家裏搬了一把太師椅到農會駐地。1934年，由於鬥爭形勢發生變化，游擊隊從陳河撤到空山壩（位於川陝交界處，空山戰役發生地），剿滅盤踞在深山老林裏的土匪。剿匪結束後調到南江縣參加整訓，天天都要練隊列隊形、刺殺格鬥。整訓3個月後，回到通江，被編入紅二七四團，成為一名真正的紅軍戰士。我們團長是石志本（1955年授了少將軍銜），威風得很，打仗很兇猛。當時我們的部隊駐防在平昌邱家和鎮龍一帶，防禦達縣方向的川軍。每一次白軍來犯，都被石團長指揮部隊打得狼狽逃竄。我當時小，沒有上前線，在營部當勤務兵，但也經常聽到槍炮聲。有時部隊轉移，一天要跑好幾十裏山路，再累都得咬緊牙關堅持跟上。 ^[2] 

1935年，紅四方面軍從通江縣撤離，去接應中央紅軍，後來一同參加長征。由於張國燾錯誤路線，我們三十一軍過草地就過了兩次。由於沒有吃的，好多戰友都餓死了。雖然出發前，上級通知準備乾糧，由於行軍緊急，不少戰士都還沒有準備好就出發了。在茫茫草地上，有時兩天都吃不上東西，喝不到一口熱水。如果不是營長張九山照顧我，用他的戰馬把我馱出草地，我肯定走不出草地。走出草地後，我們的部隊在鎮原縣一帶整編。當時為了支援策應西路紅軍，中央軍委成立了援西軍。西路軍失敗後，為了使在鬥爭中失散的西路軍指戰員能夠很快找到紅軍部隊，援西軍在蘭州到西安的公路上沿途書寫和張貼通告，寫明紅軍的駐地，歡迎他們歸來。當時徐向前總指揮就化裝成乞丐來到了鎮原的援西軍指揮部要見劉伯承司令員，衞兵沒認出來，硬是不讓進。那個時候，幾乎每天都有不少潰散的西路軍指戰員冒着生命危險來鎮原尋找紅軍大部隊。每接到一批戰友，聽到大量的戰友犧牲，每個人心裏都憋足了勁，要為同志們報仇，要上前線殺敵。 “西安事變”發生後，部隊行進到山西遼縣（今左權縣），我也同時進入隨營學校，一直學習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當時的教官劉金山對我特別嚴厲。像我這樣的窮苦人家出來的孩子，沒有文化底子，要學會讀書寫字太困難了，我寧願去訓練也不想認字。但劉教官把我每天要認的字抄在一張紙上交給我，到了規定時間，就把字分別剪下來，一個字一個字地考我，直到全部認得、寫得來才算過關。是組織讓我這個窮孩子學習了文化，掌握了獲取知識的工具。 ^[2] 

抗戰全面爆發後，我被分配到邊區縱隊，在電台學習報務。我們的台長是秦華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南京電信學院政委。秦華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也回訪過通江，每一次來通江都要專門來看我。通過幾個月學習後，我調到機要科當譯電員，由於作戰密碼經常更換，我們也就要經常重新記憶那些枯燥的數字。一組4個數字對應一個漢字，我們把收到的數字信號翻譯成文字，必須要準確，做到萬無一失。這項工作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必須要勤奮用腦，苦記加巧記，方能適應工作的開展。我熱愛這項工作，一直幹到1942年。

1942年，組織上決定派我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陸軍中學學習。當時我們1000多個學員分成了9個隊，在縱隊戰上的護送和沿途接應部隊的策應下，我們用最快的時間穿越了鐵路、公路和汾河三道封鎖線，基本上都是白天隱蔽，晚上行軍。曾經一個晚上行軍180華里，整個晚上都在急行軍，一路上小跑，但沒有一個人掉隊。到了延安，賀龍還給我們講了話，並給我們每個學員一人發了一把鋤頭，要我們邊學習邊生產。我們的營房、教室、操場都是自己修建的。我們在西華池豹子川一帶搞大生產運動。白天開荒種地，晚上學習各種課程。我曾經一天開過3畝荒地，全靠一鋤一鋤挖出來的，種上穀子。當看到一車車我們自己種出的糧食送到前線時，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那時候年輕，不知道疲倦，每個人白天勞動時都是光着膀子幹，汗水太多，衣服濕透了。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被調回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在後勤處保衞科工作。1946年，部隊南下時，我被調到濟南一兵工廠任政治指導員。我們廠主要生產手榴彈和炮彈。每出廠一批手榴彈和炮彈都要進行試爆。在一次試爆時，我把弦一拉開，手榴彈剛扔出去，還沒飛遠就爆炸了，只聽到轟的一聲，我眼前一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後來聽醫院裏的醫生説，我被送到醫院時，渾身都是血，到處都是洞，右胸膛有一個大洞，從外邊都可以看到肺葉在跳動。他們都説我命大，手榴彈在那麼近的地方爆炸都沒有去見“馬克思”。説真的，這是我參加革命以來遇到的最大危險。我一直都在機關工作，沒有上過前線，沒有經歷過槍林彈雨，沒有經歷過九死一生 ^[2]  。

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等榮譽。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