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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

鎖定
任白戈(1906年6月5日—1986年8月23日),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團地委宣傳委員、中共重慶臨時地委成員。1928年先後任中共江北縣委書記、組織部長。土地革命時期,在上海、日本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和左翼文化活動。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從事抗日軍政幹部的教育訓練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擔任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十八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長。解放後,歷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副部長、重慶市委副書記、重慶市市長、四川省副省長、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中顧委委員等職。 [1] 
中文名
任白戈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906年6月5日
逝世日期
1986年8月23日
出生地
四川省南充市
筆    名
杜微、甘丹、宇文宙等
原    名
任煜
代表作品
翻譯《伊里奇的辯證法》《機械唯物論批判》

目錄

任白戈人物生平

任白戈,本名任煜,1906年6月5日出生在四川省南充縣(今南充市)龍泉鄉九洞碑楊村溝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6歲那年,他進入私塾讀書,後因母親病逝,家裏無錢供其上學而不得不輟學。1922年,在姑母的資助下,任白戈進入鄉辦的國民小學七寶寺高小念書。1924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南充縣立中學職業師範班。
1925年,五四運動爆發,任白戈積極投入這場反帝愛國運動中。在這次運動中,任白戈茁壯成長為革命戰士,也得到國民黨左派黃千風、吳季幡的賞識,經吳季幡和任啓憤的介紹,光榮地加入了共青團。隨後,任白戈就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在學生中宣傳孫中山提出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以及“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等主張,鼓動民眾起來參加國民革命。1925年下半年,他奉命籌建國民黨左派黨部,相繼建立了學校國民黨左派區分部、縣黨部。
1926年夏,任白戈帶領學生參加了南充絲廠工人針對資本家湛克勤的工人運動。運動激怒了軍閥何光烈,揚言要逮捕參加工人運動的人。任白戈也成為反動軍閥的目標,他根據組織安排,拿着吳玉章的名片,離開南充,來到黨辦的重慶中法大學學習。在中法大學,任白戈為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闇公所賞識,楊闇公給他壓擔子,安排他到重慶團地委城郊部委任書記,負責農民運動。隨後,組織上選他進入團地委領導班子,任幹事會成員,負責宣傳、領導學生運動。 [1] 
1926年秋天,任白戈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負責共青團重慶地委宣傳工作。他根據中共重慶地委的部署,大力宣傳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號召重慶民眾起來開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動。
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發生,任白戈當時在打槍壩會場擔任總記錄。在大屠殺中,他從會場突圍,從通遠門跳城牆後渡過嘉陵江,九死一生,逃過一劫。
隨後,他按照楊闇公的安排部署,與鍾夢俠、劉成輝組成重慶黨團臨時特別委員會,負責“三三一”慘案的善後工作。在“三三一”慘案後的腥風血雨中,他千方百計地四處尋找戰友,聯絡黨員,率領倖存下來的黨團員,整理慘案善後事宜,清理和恢復了部分組織。
“三三一”慘案後,白色恐怖瀰漫整個重慶,革命陷入了低潮。無情的現實,逼迫任白戈來到成都,與川西黨的負責人劉願庵會商全省的工作。1927年秋,黨中央派傅烈到重慶,成立中共四川省臨委,並擔任省委書記,任白戈任省委秘書。不久,他接到省委的命令,要他以特派員的身份立即到鄰水,組織指揮暴動事宜。任白戈到鄰水後,通過調查研究,發現暴動條件不成熟,決定暫不行動。隨後,他被調回重慶。
1927年11月5日,中共四川省臨委組織部決定,成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一屆中共江北縣委,由任白戈任書記,何祝嵩管宣傳,李炳奎管組織。任白戈接受籌建中共江北縣委的任務後,迅速來到江北縣城,找到中共江北城學校支部書記何祝嵩和江北城工人支部書記李炳奎,研究建立縣委的相關事宜。在江北縣原有江北城工人支部、江北城學校支部、靜觀場支部和農民支部這4個支部的基礎上,於1928年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江北縣委。同年4月,根據中央有關規定,要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成分,省委決定,由李炳奎任書記,任白戈改任組織部長,何祝嵩仍任宣傳部長。
1928年夏,團省委書記彭興道叛黨,而彭興道對任白戈一直有成見,省委決定將任白戈調離江北縣委。七八月間,任白戈離開江北縣,偕同在省委工作的王義林回到南充暫時隱蔽。隨後,經省委允許,任白戈和志同道合的王義林、葛喬、任光俊一道到上海開展革命工作。
羅瑞卿、郝治平和任白戈(一排右二)等在一起。 羅瑞卿、郝治平和任白戈(一排右二)等在一起。 [2]
任白戈等人到上海以後,找到當時在滬東區招商局公學教書的楊伯愷、銀雨蒼、肖華清、陳子中和傅金耀。他們曾是重慶著名的教員,也是任白戈的老師。一到上海,任白戈就通過他們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在滬東區委領導下工作。
1930年初,招商公學的黨組織與滬東區委失去了聯繫,5月6日,惲代英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恰巧這時,招商局的局長趙鐵橋被暗殺,局長換人,學校很多教員被解聘。任白戈被限期在暑假之前離開學校,從此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 [1] 
失去黨的組織關係後,任白戈並沒有消沉下去,他下決心抓緊時間多讀一些書,用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
1930年下半年,蔣、馮、閻大戰時期,北京有幾位原來和任白戈熟識的朋友,約他到北京一起籌辦書店、出版刊物。任白戈本想通過他們接上組織關係,卻因他們相繼被捕而未能如願。1930年底,山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的校長張鬱光到北平聘請教員。經陳澤恩介紹,任白戈和肖寄語、傅金耀等人應聘到曲阜二師做教師。
到校後,任白戈教西洋史、世界地理和論理(邏輯)學。不久,在任白戈的周圍,就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的教師和同學。1931年春假期間,他通過自己的學生裴康珍與山東泰安縣委接上組織關係。重新回到黨組織懷抱的任白戈在第二師範學校發展壯大黨的組織,不久就發展了程照軒、張天民、夏輔仁等人入黨,成立了黨的支部。後因託派分子告密,任白戈不得不離開學校,再次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 [1] 
1933年夏,任白戈不幸被國民黨誤捕,經過沙汀、史良的營救出獄。任白戈出獄後,知道“左聯”是黨領導下的一個革命組織,就下決心先參加“左聯”,再解決組織關係。因此,出獄不久,任白戈就由沙汀介紹加入“左聯”。
1934年前後,任白戈用杜微、甘丹、宇文宙等筆名,經常為《申報·自由談》等報刊寫稿,發表文章。1935年7月,任白戈向周揚、夏衍提出暫離上海,到外地避居。隨後,在史良的幫助下,任白戈以“雨田公”之名東渡日本。
1935年秋冬,任白戈根據周揚的指示,在日本成立“文總”,任白戈任書記,負責領導“左聯”“社聯”和外圍進步文化團體。從此,任白戈在日本依靠“左聯”和“社聯”去宣傳羣眾,組織羣眾,積極擴大黨的影響。1936年初,“左聯”決定解散。為了統率東京留日學生中文化界的進步活動,任白戈成立了文藝界和社科界兩個核心小組。
1937年春,任白戈離開日本,回到上海。 [1] 
1937年9月,任白戈偕愛人李柯到了延安,在時任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的羅瑞卿的幫助下,找到了中央組織部長李富春,彙報了自己脱黨期間的工作情況。1937年9月,任白戈被分配到陝北公學當教師,講授哲學。後來,任白戈調到陸軍中學做校長。1938年3月,任白戈任抗大總校政治教員。在抗大,任白戈的組織關係得到恢復,並先後擔任過政治主任教員,政治教育科副科長、科長。1942年,任白戈被調至抗大附屬陸軍中學當校長。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堅持獨裁,悍然撕毀停戰協定,掀起內戰。正在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的劉伯承、鄧小平,電告任白戈立即趕赴延安接受命令。隨後他調到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做宣傳部長。
1947年7月,劉鄧大軍在魯西南強渡黃河,向大別山挺進,到外線作戰去了。任白戈調任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任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十八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長,跟隨徐向前轉戰晉冀魯豫地區。1949年9月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他被選為部隊的代表,和胡耀邦一道到北京出席會議。 [1] 
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從南京出發西進大西南。出發前,二野政委鄧小平交給任白戈六萬元(舊幣),叮囑他與周欽嶽、孫志遠、天寶幾個人隨三兵團入川。10月28日,任白戈、周欽嶽等4人隨劉鄧二野領導機關進抵武漢,並隨軍向西南進發。
重慶解放,百廢待舉。任白戈先後擔任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兼文教接管委員會主任,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副部長。他加強時事政策的宣傳,抓住理論與政治建設,創辦了《重慶日報》,為重慶的宣傳文化事業的恢復與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1954年12月,中央決定任白戈任重慶市委副書記;1955年,在重慶市第一屆二次人代會上,任白戈被選為市長;1956年在四川省人代會上,任白戈又被選為副省長,並任四川省委常委。20世紀60年代初,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任白戈任西南局委員;1964年又被任命為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1979年至1986年,任白戈曾擔任四川省顧委委員、四川省政協主席和中央顧委委員。1986年8月23日,任白戈因病逝世。 [1] 

任白戈人物事蹟

任白戈

任白戈在革命生涯裏,與沙汀相知相處最深。自1929年二人在上海橫濱路德恩裏一間簡陋的閣樓裏認識後,長期相處。據沙汀回憶,任白戈“不只是瞭解我的為人,且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1929年,任白戈、沙汀等九人在上海創辦辛墾書店。“辛墾”有辛勤墾植之意。
任白戈和沙汀在堅持辦店方針以及實際業務上做了大量工作。任白戈先後翻譯了《伊里奇的辯證法》《機械唯物論批判》兩書,沙汀的第一部小説集《法律外的航線》也由辛墾出版,二人還組織編輯刊物《二十世紀》,在當時造成較大影響。
1933年夏,任白戈不幸被國民黨抓捕,經過沙汀、史良的營救出獄。1935年,任白戈根據周揚的指示,在日本建立了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任白戈任書記,負責領導“左聯”“社聯”和外圍進步文化團體。任白戈在日本依靠“左聯”和“社聯”組織羣眾,積極擴大黨的影響。 [3] 

任白戈

從白戈同志任市委宣傳部長到任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的17年間,戲劇藝術事業空前繁榮,出人齣戲出科研成果,被全國戲曲界稱之為“重慶川劇的黃金時代”,其中就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為了全面貫徹戲曲改革的方針政策,他從戲曲界複雜多變的實際情況出發,批准成立了重慶市戲曲工作委員會,由文化部門的領導、戲曲專家、戲改幹部、名老藝人組成,作為從事川劇、京劇等地方戲曲改革的專門機構,創造性的運行社會活動的方式,而不是單一的行政方式,以川劇為改革重點統一領導和部署全市的戲曲工作,既有權威性,又有羣眾性。他還經常親自聽取彙報,研究問題。這個委員會內只設辦公室,5位工作人員,分工聯繫各個劇團,制定整理、改編、創作的劇目規劃,主持討論、研究、劇本及表演、導演問題,主編出版川劇劇本叢書和川劇藝術研究專輯,總結出“幾套鑼鼓一齊打”的一整套戲改經驗,成績卓著,碩果累累,多次受到國家文化部的表揚。
珍視和尊重川劇藝術傳統,是白戈同志一貫的思想。1952年我調到宣傳部文藝科不久,就隨白戈同志到市文化局檢查川劇工作。為了糾正和克服當時戲改工作中出現的粗暴與保守兩種傾向,白戈同志親任工作組組長,成員由宣傳部和文辦的幹部多人組成,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調查研究,分別召開各方面的座談會。他親自聽取名老藝人、戲改幹部和文化主管部門的意見。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作了總結講話。他沒有指責任何人,而是從如何認識川劇藝術優秀傳統着眼,精闢分析精華與糟粕之所在,闡明貫徹推陳出新方針的正確性,使文化局和川劇院的領導、戲改幹部和藝人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啓發,保護了大家進行戲曲改革的積極性。
白戈同志在多次講話中反覆強調:川劇藝術來自民間,紮根在羣眾之中,為人們喜聞樂見。一些戲蒙上了封建主義的灰塵,但也往往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願望和追求。在戲改工作中,要按照馬克思主義批判地對待文化遺產的精神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十分審慎而又正確地辨別精華與糟粕,予以取捨;有些東西一時把握不準,不要輕易丟掉,可以暫時保留。在全市戲改幹部訓練班上,他又作了專題報告,全面闡述了由周恩來總理簽署的《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精神,指出“改戲、改人、改制”的關係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是個政策性很強的工作,既要反對急躁粗暴,又要防止因循保守。他提出會後要採取“先易後難,先存後改”的步驟,既慎重又穩妥地進行戲曲改革,使後來的戲改工作繼續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
白戈同志關愛川劇工作,常常採取抓住主要矛盾重點突破的方法解決主要問題。1960年冬至1961年初,重慶市為準備川劇進京彙報演出,組成重慶市川劇演出團,集中在三書場(山城曲藝場)整理和改編排練了《紅梅記》、《荊釵記》《繡襦記》《荷珠記》等一批優秀傳統劇目。其中將《繡襦記》列為重點加工的劇目就是他提出來的。市文化局和川劇院根據他的意見,專門成立了修改小組,劇本大改了四、五次之後,又邊排邊改,他幾乎是排一場看一場。時值冬季,他看完後就讓大家圍着火盆而坐,從對戲的主題思想的把握,人物性格的刻畫、主要演員的表演要求,喜劇風格的展示等方面,談他自己的意見,又聽取大家的議論;對有爭議的涉及川劇的思想藝術方面的問題,總是引導大家各抒己見,求同存異,在排演中逐步加以解決;最後歸納成切實可行的修改方案,交導演、編劇去執行。這樣既民主又集中的領導藝術,使《繡襦記》的改編達到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和諧統一,成為川劇舞台上長期保留的優秀喜劇劇目。1961年3月,重慶市川劇演出團帶着這批節目赴京演出,受到了首都文藝界和廣大觀眾的好評。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田漢主持召開了川劇座談會,與會者一致肯定這幾齣戲都是川劇推陳出新的優秀成果。當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齊燕銘和徐平羽,在會上分別發言,充分肯定了重慶市在挖掘整理傳統劇目和培養新人方面的成功經驗,並向其他劇種推廣。後來文化部還對重慶市在挖掘整理川劇傳統劇目工作上的突出成績給予了獎勵。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