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作

詞目：仵作

注音：wǔ zuò

英文：coroner

基本解釋：舊時官府中檢驗命案死屍的人，工作性質如現代的法醫；例句：只怕被仵作看出破綻來。

詳細解釋：舊時官府中檢驗死傷的差役。亦稱以代人殮葬為業的人。

戰國後期有“令史”一職，專門帶領隸臣從事屍體檢驗和活體檢驗。漢代，法醫學檢驗已相當盛行，一個縣約設置仵作一至三名，每年可以得到三四兩銀錢的“工食銀”。隋唐時期，“仵作”一詞已出現，是負責殯葬業的人，後來逐漸發展成組織，五代王仁裕《玉堂閒話》載：這類殮屍殯葬民間行會的成員就叫作“仵作行人”。

宋代這種類似現代法醫專業的吏役，正式被稱為“仵作”或“行人”，又稱為“團頭”，同行還有“坐婆”、“穩婆”等，遇到婦女下體的檢驗時，必須藉由“坐婆”檢驗。南宋的宋慈編撰《洗冤集錄》，頒行全國，成為宋朝以降歷代刑獄官辦案必備參考書籍。元明時仵作成為正式檢驗鑑定吏役。清代仵作事業最上軌道，《清朝文獻通考·職役三》載：“大州縣額設三名，中州縣二名，小州縣一名。仍各再募一、二名，令其跟隨學習，預備頂補。各給《洗冤錄》一本，選委明白刑書一名，為之逐細講解，務使曉暢熟習，當場無誤。將各州縣皂隸裁去數名，以其工食分別撥給，資其養贍。”

儘管忤作長期從事人命關天的工作，但古中國封建思想極重，自堯舜時代即由賤民或奴隸檢查屍體並向官員報告情況，也就相當於是古代的法醫雛型。仵作在古代都是由地位低下的賤民擔任，大抵是殮屍送葬、鬻棺屠宰之家，其後代禁絕參加科舉考試，故成為不少人奚落和嘲諷的對象。在官方正史中，極少有關仵作的言行記載，在古典小説裏仵作更被描寫成無賴形象，因此仵作的素質難以提升。《無冤錄》上卷格例《省府立到檢屍式內二項》評：“其仵作行人南方多系屠宰之家，不思人命至重，暗受兇首或事主情囑，捏合屍傷供報。”“仵作人曉得官府心裏要報重的，敢不奉承？把紅的説成紫的，青的説成黑的，報了致命傷兩三處”。

清朝時，仵作地位稍有提升，《大清律》明文規定：“其有檢驗得法，洗雪沈冤厚給予之”，但官署仍多視仵作為賤役，吝於賞賜，清末護理雲貴總督沈秉堃疾言呼籲要提升仵作的專業能力，他説仵作被“視為卑賤，工食亦極微薄，自好者多不屑為”，“誤執傷痕，顛倒錯亂，不一而足；若遇開檢重案，無不瞠目束手”[2]。清末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關鍵點在於初審時仵作的疏忽大意，將骨頭髮黴視為中毒死亡事件，事後翻案的關鍵竟仍依賴於在刑部任職六十年的老仵作，案件才得以扭轉，參考的仍是宋代出版的《洗冤錄》一書。與現代法醫最大的不同是古代的法醫是不能解剖屍體的。明清兩代規定基層州縣官必須親自驗屍，實際上是在現場指揮仵作檢驗。

在古代，仵作屬36行之一，稱“仵作行”。其實，仵作既驗傷，主要還是驗非正常死亡的屍體，驗致死因由，近似於後來的法醫。但嚴格的説，仵作跟今天的法醫有差別。仵作屬於“吏”，一般是很卑賤的出身（在宣統以前，仵作的後代甚至不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在刑事案件出現以後，驗屍官和仵作要一起去，驗屍官其實是不動手的，靠仵作動手翻弄屍體，仵作看到什麼，就跟驗屍官報告，最後是由驗屍官來寫報告的，對驗屍報告負責。法醫是兩者的結合。

一般的鬥毆，檢驗方法比較簡單。驗屍便複雜得多，仵作要在沒有解剖屍體的情況下，把詳細的檢驗結果報告給有司，作斷案的參考。因之，仵作要懂許多專業知識，精通解剖學及藥理病理，知道何處經絡受傷便危及哪處臟腑，中何種毒便出現什麼症狀，判斷越準確，對破案越有幫助。所以，仵作幾乎都靠名師傳授。認真負責的仵作，檢驗屍體極其詳細，從毛髮到指甲，決不放過任何細節，一具屍體總要翻來覆去地勘查，尋找可疑之處。那些已腐爛的屍體，高明的仵作也有辦法驗證，甚至根據枯骨的顏色來判斷當初中的何種毒藥。

仵作需要對案件的亡者進行詳細的勘察，並推測出死因，死亡時間以及致命的部位，這些對府衙判斷和分析案情有着重大的關係，往往可以直接影響案件結果，所以仵作的作用也就舉足輕重。

仵作會留下驗屍結果和驗屍單，並附錄在案情的卷宗內，以便查看。案件卷宗的記載也很詳細的記錄當時仵作的驗屍結果，這不僅可以找出同一個人的作案手法，也可以為以後翻案或者重新調查案件等提供幫助。

仵作在古代都是由地位低下的賤民擔任，仵作的兒子是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的。與現代法醫最大的不同是古代的法醫是不能解剖屍體的。古代縣官一般都要兼備仵作的職能。

歷史上最著名的仵作是南宋人宋慈。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南宋福建建陽人，法醫學家。少受業於同邑“考亭高第”吳稚門下，受朱熹的考亭學派（又稱閩學）影響很深。南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進士，歷任主簿、縣令、通判兼攝郡事。嘉熙六年（1239），升提點廣東刑獄，後又移任江西提點刑獄兼知贛州。淳佑年間，除直秘閣，提點湖南刑獄併兼大使行府參議官，協助湖南安撫大使陳處理大使行府一切軍政要務。宋慈居官清廉剛正，體恤民情，不畏權豪，決事果斷。20餘年官宦生涯中，大部分時間與刑獄方面有關，深知“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認為檢驗乃是整個案件“死生出入之權輿，直枉屈伸之機括”，因而對於獄案總是慎之又慎，“不敢生一毫慢易心”。發現吏仵奸巧欺侮，則亟予駁正；若疑信未決，必反覆深思，決不率然而行。認真審慎的實踐，得出一條重要經驗，“獄情之失，多起於發端之差；定驗之誤，皆原於歷試之淺”，於是博採近世所傳諸書如《內恕錄》、《折獄龜鑑》等數家，薈萃釐正，參以自己的實際經驗，總為一編，名曰《洗冤集錄》，刊於湖南憲治，供省內檢驗官吏參考，以指導獄事的檢驗，達到“洗冤澤物”的目的。宋慈死後，理宗為表彰他的功績，曾為其御書墓門。其摯友劉克莊（後村）在墓誌銘中贊他“奉使四路，皆司臬事，聽訟清明，決事剛果，撫善良甚恩，臨豪滑甚威，屬部官吏以至窮閭委巷，深山幽谷之民，鹹若有一宋提刑之臨其前。”他於1247年寫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清同治六年，這本書傳入西方，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對推動世界法醫學的發展起到極為深遠的影響，宋慈因此被西方人稱作“法醫學之父”。中國大陸CCTV電視台2005年播放了描寫宋慈斷案的電視劇《大宋提刑官》。

上海方言裏 下流 讀音“ woo zok ”，漢字寫成“下作、下着”，和“仵作”沒有任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