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雍

在《皇矣》一詩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漢代鄭玄註解該詩道：“作， 為也，天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該詩中談到了太伯和王季兩人關係十分和諧。南宋朱熹在《詩集傳》卷16對詩中提到的這種和諧關係加以解釋，認為：“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最早的資料談到古公的兩個兒子，其中太伯對周族開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勞的，王季對長兄極其友善，用朱熹的話説王季接受了王位，當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樣子。不過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詩中沒有談到仲雍。 ^[3] 

《左傳》僖公五年記載，虢國大夫宮子奇説：“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這裏宮子奇的意思是説，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兒子，泰伯不從父命，未能繼承王位。晉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12的註解説：“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這裏的虞仲，不少學者認為就是仲雍。按這一句的解釋，我們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兒子，他們沒有聽從父命, 所以把國家讓給了季歷而自己跑到吳地去了。宮子奇説這話的時候，距商末周初已過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經常被人們提及。但奔吳是杜預的説法，宮子奇口裏沒有提到。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子貢這裏的回答談到了春秋時人們對太伯和仲雍事蹟的描繪：太伯是穿戴整齊，用周禮治理剛建立的國家。大伯死後，繼位的仲雍改變治國的方式，不再單純用禮致化，而是入鄉隨俗，效仿當地風氣，斷髮文身。《左傳》並沒有談到太伯和仲雍治理的是哪個國家，但晉代杜預注云：“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眾。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闢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杜預認為仲雍是將禮與“吳俗”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他的意思是兄弟兩人治理的是吳國。 ^[3] 

今本《竹書紀年》卷下詳細記載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來是古公認為季歷的兒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傳給他，而仲雍和太伯這兩個哥哥為了成全父親，也為了不影響季歷的即位，來到了江南，最後至死也沒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返，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為嗣及昌。昌為西伯，作邑於豐。”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業發揚光大，在這種情況下，太伯和仲雍遂讓出位子，離開岐周來到“越”，應該指南方。 ^[3] 

《逸周書·世俘解》雲：“王不格服，格於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按這裏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後，把太伯、虞仲、伯邑考與大王、季歷、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們報告了殷人的罪孽，説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經有做國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們與大王、季歷、文王同時祭祀。 ^[3] 

《論語·微子篇》中談到逸民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評價説：“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他認為虞仲能逃世隱居，行為廉潔，拋棄權術。有人認為仲雍兄弟是兩人一起逃到南方的，為何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泰伯？他們推測這裏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其實這種推測是沒有依據的，因為《論語》中孔子對泰伯有專門的評價，孔子應該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考量兄弟兩個人在歷史上的功績。《論語·泰伯》中孔子對泰伯有最高的評價：“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認為泰伯是多次讓王位，所以他的行為已達到“至德”的高度。也許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放棄了王位的繼承權，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達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隨泰伯隱居，他與王位關係不是很大，最多隻是放棄了繼承王位的一點可能性，但他終身不後悔在落後地區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應該説也是了不起的。 ^[3] 

“赤烏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於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這段話中説太王古公亶父統治着西土的周王國，而封他的大兒子太伯到東吳去，給了他財寶和管理的權力。《穆天子傳》中的一些記載不少學者認為不可靠，一些人認為此書是漢代以後人作，但也有人認為是戰國時的作品，如吳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吳説”不宜輕易否定》（《歷史教學問題》1991年第4期）認為：“按《穆傳》與《紀年》等同出汲冢，是戰國時的作品當無疑問。” ^[3] 

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對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記載明顯較以前的文獻更長，關於商末期周族的王位變更記載十分詳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 ^[3] 

西漢後期劉向的《列女傳》是專門記錄西漢以前傑出女性的著作，卷1《周室三母》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美。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這段話對《史記》作了補充，因為《史記》只説太姜是季歷的母親，現在這裏説三個兒子都是太美生的。以往有學者根據《史記》認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歷，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制，所以太伯和仲雍雖為長但不是嫡妻生的，沒有資格登上王位，可能猜測的成份較濃重。劉向認為三人都是太姜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讓位更可值得後人的敬重。但同樣我們不知劉向的依據是什麼。 ^[3] 

東漢前期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對仲雍和泰伯有一段簡單的描述：“周太王亶父興岐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採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大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 ^[3] 

如同樣編於漢章帝時期王充的《論衡》，在卷3《初稟篇》中雲：“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主要是強調王季的兒子昌很小的時候就受命於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去爭王位。卷14《譴告篇》中雖沒有專門談到仲雍，卻提出太伯是以採藥為名以避王季的，之後在吳立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這裏的“歷者，適也”和到吳越的採藥，我們可以看到與《吳越春秋》上的記載特別相像。如果説這段話《論衡》不是來源於《吳越春秋》，那麼也可以説它與《吳越春秋》採用了同一來源的材料。又卷23《四諱篇》雲：“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闢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史記》説太伯“文身斷髮，示不可用”，這裏王充進行了深入闡述，認為太伯因為斷髮了，就説自己是“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這通話其他的文獻未見描述，只是出於王充的筆下。 ^[3] 

此外如王符《潛夫論》卷9雲：“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倮以為飾。”他將《左傳》的“端委以治周禮”，解釋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禮”，雖不一定完全準確，但似乎更符合東漢人的看法。 ^[3] 

一世諱仲雍

吳氏傳代始祖，字孰哉，號虞仲，周太王古公亶父次子。生於殷高宗武丁四十四年庚子，與兄泰伯同奔吳，第二位吳國君主，在位5年，卒於殷小乙九年辛未，享年92歲，娶萬氏，葬虞山。子二：季簡、居簡

【事蹟】太王有意傳位給季歷之子昌，太伯攜弟仲雍逃到荊蠻句吳，易服毀容，完全改從吳人文身斷髮習俗，以江蘇無錫東南梅里（今梅村鄉）為都城，建立吳國。 ^[4] 

仲雍，吳國第二代君主，吳地和常熟的始祖；姬姓，名雍。

父親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兄弟排行第二，哥哥太伯，弟弟季歷。

仲雍是一位萬人景仰的常熟先賢，他的謙恭禮讓、開拓進取，是千百年取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5]  （南京圖書館研究部主任、研究館員徐憶農）

仲雍和其兄長太伯的行為向世人昭示了“讓”的美德，併成為“讓”德的符號，他們的行動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思想和倫理道德。在當下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之際，如何汲取仲雍所體現的禮讓、包容和開拓的精神，有着現實價值和意義。常熟和岐山兩地都是歷史文化名城，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讓國南來—仲雍》贈書儀式及學術研討會） ^[1] 

仲雍與泰伯讓國南來，不僅開創了吳國600年基業，還讓出了周朝800年偉業；仲雍與泰伯之讓，是中國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源頭，在周公——孔子——言偃的思想文化遞承中，是導源性的一環。 ^[6]  （蘇州日報）

這裏，有一個問題始終令人疑惑仲雍像 不解：仲雍為什麼又稱“虞仲”。仲雍又稱“虞仲”，不僅常熟地方誌上有，而且許多的古籍上都有記載，如《史記·微子篇》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據漢代班固認為，孔子在這裏所説的虞仲就是仲雍）。眾所周知，仲雍姓姬，“虞”不會是仲雍的姓。據古籍載，仲雍的曾孫有一個叫虞仲，《史記·吳太伯世家》載明吳之世次為：泰伯嗣位於仲雍，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周章的弟弟被武王封國於周之北夏墟——虞（今山西省運城市平陸縣東北的張店鎮），故稱“虞仲”。仲雍的曾孫叫虞仲，仲雍本人為什麼也稱虞仲呢？距今七百多年前的南宋著名文人范成大曾思索過這個問題，並在他的鉅著《吳郡志》中作過考釋，他的意見是：仲雍是周章弟虞仲的始祖，而虞仲被武王封國於虞，後代人把虞仲的封國“虞”的名稱冠於他的始祖仲雍之前，所以仲雍又稱虞仲。這個考釋，庶幾解決了仲雍何以又稱“虞仲”的疑案，可以説找到了解釋這個問題的一種頗為妥善的辦法。范成大的考釋原文不長，茲抄引於後：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夏墟，是為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雲：“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雲：“太伯、虞仲，文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當時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當時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為虞仲。（見《吳郡志》卷四十八《考證》）

大體而言，至東漢，關於仲雍生平的描寫已達到一個高峯，人們在不斷地發掘和提煉仲雍和泰伯資料的過程中，漸漸地對兩位聖人加以美化，細節描寫增多，人物的心理活動不斷豐富，個性越來越生動，對話變得詳細。關於仲雍的基本事實，東漢的文獻都是認同的，所以主體的部分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在細節上卻更加充實，使一個本該遠去的人物卻隨着時間的推移反而變得越來越清晰，人物形象越來越豐滿。這種層層疊加的堆積，必然不可避免地會使後人擔心起關於仲雍史實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通過對不同歷史階段文獻中仲雍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仲雍這個人在歷史上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否奔吳，先秦的文獻中並沒有肯定的説法。其次，隨着時間的推移，兩漢時期記錄仲雍的生平資料越來越詳細，內中免不了有學者憑空創造的成分，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各種文獻關於仲雍的基本史實都是有依據的，所以他們述説的仲雍事蹟還是可以參考和引用的。文獻對仲雍的記載，可以使我們發現，仲雍的形象從模糊變得清晰起來。由於仲雍與泰伯讓國奔吳的行為，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禮讓、孝恕的道德標準，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敬仰和稱頌，因而關於他的形象就在不斷堆積。大體而言，漢代以後文獻記載中的仲雍，已不再是仲雍原本生平的敍述，而是兩漢時期人們需要的仲雍。他們需要對仲雍在歷史上的作用進行推崇，對仲雍的道德和思想加以放大。 ^[3] 

仲雍墓在虞山東麓，是常熟有史可考的最古的墓葬，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墓門石坊，面臨北門大街。墓前有墓碑，居中者書：“商逸民虞仲之墓”字樣。仲雍墓建有墓道、墓坊、墓周松樹環抱，氣勢磅礴，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墓前原有三道石牌坊，第一道是清乾隆年間建，上書“敕建先賢仲雍墓門”，第二道正面是江南督學使曹先題的四字牌“南國友恭”，第三道正面有“先賢虞仲墓”。兩側石柱上刻一楹聯“一時遜國難為弟，千載名山還屬虞”。牌坊之後，墓上有四塊墓碑，正間一塊是明代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飛題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