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長統

仲長統自幼聰穎好學，博覽羣書，善於文辭。二十餘歲時，遊學於青州、徐州、幷州、冀州之間，並在上黨結識了常林。 ^[6]  所有與仲長統交友的人都覺得他很特別。 ^[2] 

當時的幷州刺史高幹是袁紹外侄，向來尊重有名望的人，他招攬四方遊士，許多士人都歸附於他。仲長統經過幷州時，高幹招待並訪問當時之事。仲長統説：“你有做大事的志向卻沒有做大事的才幹，喜歡招攬士人卻不善於選擇人才，這就是您要十分戒備的事情。”高幹向來自視很高，沒有采納意見，仲長統就離開了。不多時，高幹憑藉幷州反叛曹操，最終落得失敗的結局。幷州、冀州之士於是都佩服他的知人之明。 ^[3] 

仲長統性格豪爽灑脱，敢於直言，不拘小節，性情變化不定，當時有人稱其為“狂生”。每逢州郡徵召為官，便稱病拒絕。他認為凡是遊説帝王之人，不過是想立身揚名罷了，可是名不能常在，生命又容易磨滅；而悠閒自得，與世無爭，卻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並作《見志詩二首》二篇，以表現其志向。 ^[4] 

尚書令荀彧聽聞仲長統的名聲，舉薦他為尚書郎，後來還參與了丞相曹操的軍事謀劃。仲長統每論起古今及世俗行事，常發憤嘆息。因此著述《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萬字。漢獻帝禪位那年，仲長統去世，時年四十一歲。 ^[5] 

仲長統十分重視研究社會歷史經驗和現實社會生活，他的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也有着特殊的歷史地位，並將其集中表現在了《昌言》這部哲學政治著作之中。他提出了“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唯物觀念，認為“天”即自然，沒意志和目的，天的運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為此，人們的社會生活就應該順應“天時”，如種植莊稼，只要按照時令及時播種，過程中勤於管護、照料，自然就會有好的收成，即“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收成的好壞與“天命”無關，關鍵在於耕作者是否充分發揮了自身的主觀能動性。

東漢當時的主流思想是封建宿命論，認為一個王朝的興衰是由“天命”決定的。仲長統卻與時人“背道而馳”，他還認為創業者奪天下，建立霸業，乃至王朝由盛而衰，毀業亡國，都是由“人事”所致，反對將自然現象與人間吉凶附會起來，從根本上否定了“天命”決定社會興衰的説法，從而否定了宗教神學的統治地位。這在兩漢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見。同時，仲長統批判了“神學主義”者，強調“信天道而揹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

對於社會危機的根源，仲長統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社會統治地位和被統治地位的形成和劃分並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是變化、發展的，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的享樂腐化，以及他們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他説：“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仲長統把社會歷史的發展概括為“亂世”——“治世”——“亂世”，他用春秋至漢末近五百年的歷史發展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同時，他還用社會的原因來分析“治”與“亂”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會、超自然的“天命”來解釋。

而在治理國家方面，仲長統認為，政治上採取什麼措施，用不着求“天”問“神”，只要考察現實社會的實際經驗，從中找到“損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張一切治理社會的措施、法律，凡是對時代有利，對現實生活有效的，就説明它有采用和存在的價值，就必須堅持，相反的就應當放棄和反對；對過去行之有效的，而今已經失去作用的，就必須改變，如果已經改變而還不如從前的，就應當仍然恢復原來的東西。這種以現實的實際效果決定政策的取捨的觀點，對於打破神學迷信的支配產生了積極影響。

仲長統在法制問題上有以下主要觀點：

一、因時勢決定法律，繁簡寬猛相濟。他雖然持儒家“德主刑輔”觀點，強調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 “刑罰為之佐助”；但並不反對使用重刑。他主張“繁簡唯時，寬猛相濟”，當“□宄成羣”，非嚴刑峻法不足以“破其黨”時，則必須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簡、輕重應當根據形勢的需要而變化。

二、“治”、“亂”在於用法者。他認為，國家 “治”、“亂”，不在於“法制”的不同，而在於統治者執行“法制”的好壞。“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

三、恢復肉刑有利於懲罰“中罪”。西漢文帝十三年(前 167)下詔廢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後，時有人提出恢復肉刑，東漢末期甚至開展爭論。仲長統也主張恢復肉刑。他認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間增設肉刑，有利於懲罰“中罪”。因為對“中罪” 殺之則太重,髡之則太輕,如果沒有與“中罪”相適應的肉刑,必然造成執法上的混亂,使刑罰“輕重無品”，罪與罰“名實不相應”。

仲長統還認識到，上古人民大體平等的社會結構解體以後，貧富相差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户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在當時，財富之集中，已達到令人驚歎的地步：“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嫗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這確乎是社會發展之必然，直到現代社會，財富集中的情狀更令人驚駭。連社會主義革命都未能解決的社會貧富問題，讓幾千年前的古人解決實在荒唐。仲長統也未開出什麼好藥方。但他能對這種現象有所認識便很可貴，這對於思考宏觀養生與個體養生，恰恰是已存在的事實，不能不加以正視。

從個體養生來説，奉養過厚，並非好事。仲長統認為，今人不像古人那樣長壽，正因“所習不純正”，由個人淫樂，到影響後代，使得今人先天不足，疾病難醫，少高壽之人：“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數百。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户室輸其血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宴內不出，遊外不返。王公得之於上，豪傑馳之於下。及至生產不時，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脈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綿纊。爍之以五味，胎傷孩病而臆，未及堅剛，復縱情慾，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奸佐其問，過謬常有。會有一疾，英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這種見解十分正確。許多“富貴病”，正與營養過剩、護衞過當所致。

那麼，怎樣才利於養生呢?仲長統形象地提出自己的人生理想，實即一種隱居避世、養性保壽的養生術：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布。 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具兼珍之饈，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餚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王之門哉!”這種既無勞苦又無干擾的閒適生涯，只能是個幻想，很難成為現實，所以，這種養生術並無推廣價值。真正的隱士，有耕作之勞，有斷炊之虞，有虎豹盜賊之害，並不那般瀟灑。

《見志詩二首》

其一 ^[7] 

飛鳥遺蹟，蟬蜕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

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恆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侷促。

其二 ^[8]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

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

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遊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

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詩》 ^[9] 

春云為馬。秋風為駟。按之不遲。勞之不疾。

繆襲：“統才倜儻足繼西京董、賈、劉、揚。” ^[1] 

范曄：“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 ^[1] 

嚴可均：“然其譖陳善道，指抲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非過譽也”。 ^[10] 

馬國翰：“其言時事，切中利弊，繆熙伯以董、賈、劉、楊擬之，洵非溢美”。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