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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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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虺(huǐ),任姓,薛氏,名萊朱,字仲虺,號中壘,薛邑(今山東滕州市官橋鎮薛國村)人,華夏族。商朝開國元勳,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奚仲十二世孫,薛姓始祖。
二十四歲,繼任薛國君主,大力發展生產。後來。投靠成湯,擔任左相,成為滅亡夏朝的主要功臣,發佈《仲虺之誥》,輔佐商湯成就大業。去世之後,安葬於宋天堌(今山東省曹縣潘白劉村)。
別    名
萊朱
所處時代
商湯時期
民族族羣
華夏族
出生地
薛國(今山東省滕州市官橋鎮)
主要成就
湯革夏命,商湯革命
主要作品
《仲虺之誥》
本    名
仲虺
所屬作品
《左傳》《尚書》
職    位
政治家、軍事家
故    城
薛國故城
城    市
山東省滕州市
墓    地
山東省菏澤市曹縣宋天堌
姓    氏
任姓

仲虺簡介

仲虺,姓任,名萊朱,號中壘,是奚仲的第十二世孫,是繼奚仲之後又一位傑出的薛國國君 [1]  [1] 
出生時,雷聲虺虺,閃電如蛇,大雨傾盆,緩解了家鄉多年的的旱災。古時候形容雷鳴聲為“虺虺”,同時虺也是蛇的代稱,因為下雨時閃電就像一條條長蛇飛舞,於是他的父親給兒子起名叫“虺”,並給以赤蛇紋身。排行老二,字仲虺。 [2] 
仲虺24歲,繼薛國國君之位,他是一位極具才華與政治遠見的人物 [1]  。居薛期間,發揚先祖的優良傳統,帶領薛地民眾,着力改進生產工具,號召各個村落在低窪地帶打井取水,發展農業。他還倡導人們飼養牲畜,大力發展畜牧業。他設立農官,教人民用莊稼的秸稈飼養牲畜,用牲畜的糞便作為肥料,來提高土地的肥力。仲虺還重視手工業的發展。當時,銅器製造業、手工藝品製造業、皮革、釀酒、養蠶、織帛等,都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在仲虺的帶領下,薛國成為一個經濟較為發達、實力較為強大的諸侯國 [1]  。而此時的夏王朝,已是江河日下、眾叛親離。仲虺高瞻遠矚,欣然加入商湯滅夏的行列中,成就了一番偉業 [1] 
仲虺 仲虺
他與伊尹併為商湯左、右相,輔佐商湯完成大業。《左傳·定公元年》記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可知仲虺為奚仲之後,商湯左相,居於薛。薛,在今山東省滕縣南四十里。身為商湯的“左相”,仲虺在商代初年的政治生活中居於重要地位。《尚書·序》中曾經提到“仲虺作誥”,但東漢時已經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聞於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套自己的見解,《左傳·襄公三十年》記載仲虺的治國之道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這裏講的“國之利”,即《左傳·宣公十二年》仲虺所云:“取亂、侮亡、兼弱也”。
《尚書·仲虺之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政治主張

湯之賢相,與伊尹一起輔佐商王。《左傳》定公元年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可知仲虺為奚仲之後、商湯之左相、居於薛。薛,在當下山東省滕縣南四十里。《尚書.序》中曾經提到“仲虺作誥”,但東漢時已經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聞於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皮説:“《仲虺之志》雲:‘亂者取之,亡者悔之’”。可見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定主張 [3] 

仲虺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尚書·商書》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曰:
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後,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譯文:
湯和仲虺揮師大破夏軍,殲滅了夏軍主力,自夏凱旋,到了大坰,仲虺作誥,也就是天子的告示。
成湯將桀流放在南巢,心有慚愧,説:“我恐怕來世的後人,會以我作為口實。”
仲虺於是作誥,説:
嗚呼!思考那上天生育的這些人民都有七情六慾,沒有君主就會混亂,只有天生聰明的人時常能治理。那夏桀昏亂得到報應,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上天於是賜給大王勇氣與智慧,用標誌端正萬邦,繼承大禹所繼承的,遵循大禹的典籍常規,把這些尊奉為天的命令。
夏王桀有罪,詐稱的誣辭來自上天,來對老百姓發佈命令。上天使用了不善良的夏桀,從而使商接受了上天命令,使我們的軍隊明白。簡慢賢能依附勢力,這種人確實有許多同黨。從我們在夏朝立國開始,他們就把我們商看成是禾苗裏的雜草,穀粒中的空殼。我們商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害怕,沒有哪一個人不擔心無罪而招來橫禍。況且我們商的美德善言,能夠動人聽聞。
大王您不親近歌舞女色,不聚斂金錢財物。勉力品德之人用官位來勉勵,勉力功績之人用獎賞來勉勵。任用別人就象任用自己一樣深信不疑,改正過錯後就無遺憾。能夠寬厚能夠仁愛,對億萬人民明確地顯示了誠信。
葛伯與送飯者為仇,您的的征討從葛國開始。您向東征討,西邊的夷族人便埋怨;向南征討,北方的狄族人便埋怨,都説:“為什麼把我們放在後面呢?”老百姓盼望您前去,都舉家歡慶,説:“等待我們的國君吧,君王來了我們就更生了。”人民擁戴商湯,已經很長久了。
幫助賢能輔佐有德,顯示忠誠舉薦善良,兼併弱小攻擊昏昧,奪取動亂之國侮辱亡國君主,推翻亡國之君鞏固可存之主,邦國就會昌盛。德行日日更新,天下萬邦都裝胸懷;內心自我滿足,親戚也會背離。君主勉勵於大的德行,在百姓中建立起品德,以最佳行為方式來控制事物,以社會行為規範來控制人心,留傳給後代子孫。我聽説:‘能夠自己找到老師的人可以稱王,説別人不如自己的人會滅亡。謙虛好問的人就會越來越豐富,自以為是的人就會越來越渺小。’嗚呼!要謹慎結局,就要從開始做起。樹立起社會行為規範,顛覆昏暴的君主。恭敬崇尚天道,才能永保天命。
仲虺,商湯的政治助手。商湯把夏桀的政權打垮之後,夏桀逃到了一個名叫南巢的偏遠地方。雖然給夏桀留了一條生路,但是,商湯還是感到不安和愧疚,他擔心後世之人會反反覆覆地議論他,指責他的失德之舉:把天子都流放了。就在商湯沒完沒了地自責之際,仲虺寫下了這篇誥詞,其中心思想,是寬慰商湯:你毋須自責,你沒有任何可以指責的地方。概而言之,這是一篇揣摸“上意”的經典之作,是一篇典型的“頌聖”之作。那麼,仲虺是如何完成他的“頌聖之旅”的呢?
仲虺首先從政治哲學的層面上,論證了商湯打垮夏桀的正當性。他説,假如沒有君主,民眾就會為所欲為,這就會導致禍亂。因此,上天安排了聰明的聖王來治理民眾,防止禍亂。但是,夏桀卻不是上天安排的聖王。因為他不符合聖王的條件。他為人昏亂,不能體恤民眾疾苦;在他的治理之下,民眾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隨時都面臨滅頂之災。在這種情況下,上天特別賦予您智慧與勇氣,是要讓您救民於水火,成為民眾的依靠。
接下來,仲虺又進一步告慰商湯:夏桀的罪,在於偽造天命,虐待民眾。上天認為他不善,才把治理天下的重任託付給您。從前,我們商國立於夏朝,就像良苗生於莠草之間,雖不乏聖賢,卻沒有權勢,因而並沒有得到多數人的依附。再加上我們遠播的善德之聲,確實是很危險的,這就彷彿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在這種情況下,只因為您不近聲色,不愛財利,您把官職交給德高之人,把獎賞頒給功大之人,您的寬厚之德漸漸昭明於天下。因而,從征伐葛伯開始,您東征,則西夷埋怨您;您南征,則北狄埋怨您——都埋怨您把他們放在後面了。他們盼望您早日降臨,如久旱之盼雲霓,如罪人之盼福音。
讀完整篇誥詞,感到仲虺主要講了兩個主題:一是論證商湯滅夏的合理性,以解開商湯自責自擾的心結。二是闡述了一套普遍性的政治原則。
就前一個主題而言,仲虺的意圖主要是讓天子心裏舒服。為了加強論證效果,他使用了一些修辭手法,顯得比較華麗,也很有氣勢。文獻中雖然沒有“天子大悦”之類的記載,但估計已經產生了較好的效果。就後一個主題而言,仲虺一方面是想表現自己的政治責任感和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似乎也有“馴服天子”的隱秘意圖。因為他強調,天子應當依賴賢人,而他自己就是天子身邊的賢人,因而,自己有資格充任“王者之師”,有資格更多地參與決策,影響政治的走向。
不過,如果我們相信這篇誥詞確實出自商湯時代,那麼,事情也許還存在着另外一種可能性:這篇誥詞其實就是商湯授意的。
在這篇文獻的開始,就已經説明,仲虺寫這篇誥詞,是由於商湯滅夏之後的愧疚和不安引起的。但是,商湯怎麼可能為此事而不安呢?倘若他真有這樣的“婦人之仁”,怎麼可能成就滅夏的大事呢?在《湯誓》篇中,在征伐夏桀的前夕,商湯自己就已經為滅夏進行了義正辭嚴的論證。可見,對商湯來説,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在心理上早就已經解決了。因此,商湯內心不安之説,很可能並非真有其事,很可能就是商湯與仲虺密謀的結果。
更合理的情況也許是這樣的:商湯滅夏之後,社會上隨即出現了一些指責商湯的言論。而且,主導性的輿論很可能就是批評、不贊同。在巨大的輿論壓力面前,商湯與仲虺策劃了這起重大的宣傳方案:
第一步,先放出風去,就説商湯驅逐夏桀之後,自己也很慚愧,心裏也很不安。以這樣的姿態順應輿論,以博取輿論的同情。在這樣的姿態中,商湯的公眾形象不再是一個耀武揚威的征服者,反而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他內心不安,不斷自責,羞愧難當,經受着難以解脱的心理煎熬。這就給那些批判者提供了一個下台階的理由:人家都感到自己錯了,就不再窮追不捨了吧。
第二步,再讓仲虺代表羣臣、代表諸侯,同時也代表輿論,來寬慰商湯,讓商湯走出自責的陰影。當然,為了達到引導輿論、操縱輿論的目的,就不能僅僅止於寬慰商湯——其實商湯根本就不需要這個,而是要正面論證商湯滅夏的正當性。而且,為了轉移輿論的注意力,論證的重心還不能停留在“驅逐夏桀”這個事實上——因為這又會不斷地引發人們的懷舊之心,而是要把論證的重心放在“商湯作為救世主”這個事實上:四海之內,人們望眼欲穿地期待他,埋怨他為什麼來得這麼晚,等等。如此一來,公共輿論的注意力就跟着轉移了。除此之外,仲虺在後半部分闡述的為政之道,很可能也是他們君臣兩人共同策劃的結果,它的意圖是,通過積極的、前瞻性的政治建設,引導公眾積極地向前看,而不要再去糾纏已經過去的事物。 [4] 

仲虺墓地

萊朱死後,葬於亳城(今山東省曹縣)北,世稱宋天堌(今菏澤市曹縣潘白劉村)。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