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國

2000年6月，江澤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法律與道德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繫、互相補充。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 ^[1]  德治以其説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道德規範和法律規範應該互相結合，統一發揮作用。"2001年1月，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他明確提出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治國方略。 ^[1] 

江澤民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以德治國”，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我國社會經濟步入新的發展時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國方略，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治國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科學論斷，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重大發展。

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對承擔着治理國家任務的各級領導幹部即人們常説的“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為“官”者，必須有“德”，且不斷提升其自身道德修養，才能通過言傳身教，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達到治國安邦的目的。因此，以德治國重在“官德”。

領導幹部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官德”建設對以德治國進程的影響和導向。毛澤東同志在建國初曾經指出，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官”為民之表率，“官風”決定着民風。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是從羣眾中產生的，他們的道德行為應成為羣眾的楷模和標杆。領導幹部對自己所倡導的道德身體力行，就會以自己的榜樣和模範行動，來影響廣大羣眾，他就有人格魅力，就有威望，恰如古人所説：“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相反，如果領導幹部不能以身作則，以道德來規範自己的行為，言行不一，甚至貪污腐敗卻不以為恥，就不能做人民羣眾道德的表率，對人民羣眾的道德教育就成為空洞乏力的説教，以德治國就會遇到很大阻力。正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人們常説的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倒下來就是這個意思。領導幹部自身道德水平不高，還會使一些羣眾產生失望情緒，從而降低對自身的道德要求，導致“官德毀而民德降”的不良後果，給國家、社會和人民帶來災難。

為“官”要有“德”，是以德治國方略的固有之義。以德治國首先要求執政黨的黨員幹部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説服力和影響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對承擔着治理國家任務的各級領導幹部來説，只有達到了相當的思想境界，具備了相當的道德水準，才能擔當領導職務，也才能勝任領導工作。孔子曾以“修己以安百姓”為最高境界。那麼，對我們的領導幹部而言，這種思想境界和道德要求，就是必須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和黨性原則，自覺履行“三個代表”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立黨為公，才能增強責任意識，處理好權力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的關係，才能愛民、為民、富民、安民，德治才有保障。

中國是一個具有德治傳統的國家，道德在整合社會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歷來十分重視道德的這種作用，要求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要廉潔奉公，忠於職守，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脱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要求廣大黨員幹部尤其是黨的領導幹部要為人民的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這種道德要求，使一代又一代優秀的領導幹部為了黨的事業和羣眾利益艱苦創業、無私奉獻；也正是這些領導幹部的典型示範作用，引導社會形成愛祖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的道德新風尚。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隨着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成分、利益主體、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方式日趨多樣化，不可避免地給人們的思想觀念帶來一些影響，包括一些消極的影響；歷史上產生並遺留下來的一些腐朽落後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這些問題反映到黨內來，表現為一些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放鬆對自己的道德要求，甚至嚴重違背共產主義道德。有的以掌權者自居，官氣熏天，唯我獨尊，不可一世；有的頤指氣使，作風粗暴，甚至作威作福，欺壓百姓、魚肉鄉里；有的不懂裝懂，辦事主觀武斷，既不依靠集體領導，更不依靠廣大羣眾；有的言行不一，滿口謊話，説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甚至違紀犯法、腐化墮落，等等。這些行為對社會風氣產生十分消極的影響，它渙散人心，消磨意志，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與黨和人民對幹部的道德要求與期望背道而馳，引起人民羣眾的強烈不滿。如果任其滋長蔓延，勢必惡化社會風氣，阻礙社會全面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

樹“官德”，當務之急是要立德，也就是要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領導幹部道德規範體系。從本質上説，領導幹部的道德也是一種職業道德，是執政黨、國家機構和全體公職人員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在公共行政領域所應遵循的道德要求，既包括作為個體的公職人員所應遵循的道德要求，如公正廉潔、恪盡職守、勤政愛民、熱愛學習、掌握政策等，也包括作為羣體的各級黨組織和各級國家機構所應遵循的道德要求，如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等。近年來，黨中央以黨紀形式對領導幹部的道德行為規範也作出了一些規定，這些規定對領導幹部起到了較好的約束作用，但在有些方面還失之過粗、過寬、過軟。因此，迫切需要將現有的領導幹部道德規範加以充實和完善，並根據新形勢，針對新問題，制定新的領導幹部道德規範，督促所有領導幹部遵行。

樹“官德”，要靠領導幹部的自身努力。從根本上説，道德強調的是內在的自律。這種自律表現為通過不斷地強化自身內在的道德良知，逐步養成道德責任感和道德評判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視個人修身，甚至把修身同個人立身處世、治國安邦聯繫起來。我們黨和政府，本質上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因而，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都必須按照領導幹部職業道德原則的要求，以“君子檢身，常若有過”的態度，自覺地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時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眾，在道德修養方面成為民眾的表率。這就是我們常説的，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言必行，行必果。

當然，自律還要與他律結合，德治尚需和法治並行。樹“官德”，還要強化領導幹部道德的監督機制。從這幾年查處的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來看，對領導幹部的監督還存在薄弱環節，還沒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因此，要儘快建立健全對領導幹部進行監督的制度和機制。在領導幹部的選拔任用中，要認真貫徹德才兼備原則，將幹部道德素質作為一條重要的標準；要加大監督力度，特別要加強主動監督，把監督的關口前移，把事前監督、過程監督和事後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做到領導幹部的權力行使到哪裏、領導活動延伸到哪裏，對他們的監督就實行到哪裏。這樣，自律與他律緊密結合，必將有助於形成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官德”，從而推動以德治國方略的實現。

董永綿

“以德治國”，不僅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而且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內在要求。我們教育工作者要深刻領會這一治國方略，在思想上、行動上重視德育工作，真正把德育放在首位，實施“以德育人”。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完成黨和人民交給的任務。

21世紀的國際競爭是綜合國力、科學技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大學生是21世紀振興中華的重要力量，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希望所在。能否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關係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關係到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道德素質規定和影響着其他素質的形成和發揮，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有利於大學生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和建設者。由於高校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更應突出加強“德治”。突出德育的首要地位，是高校改革、發展的基礎。因此，我們在教育管理上應把提高思想道德素質放在首位，實施“以德育人”。

首先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決定着一個人的道德傾向，因此，只有具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具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我們的教育工作者才能提高其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的水平和自覺性，增強道德建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自覺地擔負起培養振興中華的一代新人的任務。

第二，高尚的職業道德是“以德育人”的基本保證。江澤民總書記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指出：“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我國，人民教師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傳播者和建設者。”教師不僅要傳授知識，更要培養學生怎樣做人，怎樣處事。因而，教師要自覺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擁護黨的方針政策，對祖國、對民族有強烈的責任感；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忠誠黨的教育事業，愛崗敬業，對工作滿腔熱忱、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關心愛護學生，尊重學生人格，與學生建立平等的師生關係。模範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努力學習，不斷整合自己的知識結構，營造一個寬鬆、和諧、健康向上的學習生活環境。加強人格修養，樹立師表形象。德高為師，身正為範。教育是一種以人格塑造人格的事業。大學生正處在思想、知識、心理等方面日趨複雜和成熟的時期，對人際關係的承受力也日益增強和深化。因而潛藏在教職工言行之中的高尚人格形象，就是一部好的教科書，高尚的人格無聲無語地具體化、日常化於教師的一舉手、一投足、一笑一顰、一喜一怒之中，是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對學生所起的作用是潛移默化的、巨大的、深遠的。孔子曾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因此教職工必須時刻檢點自己的言行，把自己的為人處世和言談舉止時刻置於學生的監督之下。在思想上，要實事求是，表裏如一；在工作上，要愛崗敬業，科學嚴謹，認真求實；在為人上，要胸懷坦蕩，光明正大，誠實守信；在生活上，要先人後己，廉潔奉公，端莊穩重，平易近人。知識要豐富，語言要準確生動，儀表要清潔整齊，舉止要文明和諧，以實際行動感召、帶動和影響大學生。

第三，加強校風建設，營造良好的育人氛圍。校風是學校長期育人實踐所積澱的共同心理定勢、心理特徵、行為規範和精神追求，併為全體師生所認同，對大學生起着統一思想、凝聚人心、理順情緒、振奮精神的作用。校風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師風和學風。師風體現了教學風氣、學術風氣、管理風氣和服務風氣。學風的核心是學習風氣，主體是學生。師風對學風有帶動和促進作用，沒有良好的師風，很難形成優良的學風，更談不上健康向上的校風。只有置身於健康向上的校風中，通過耳濡目染和內心體驗，大學生才能得到心靈的感染、情操的陶冶、哲理的啓示，學校的德育才能內化為大學生的思想和品格。因此每位教職工都要樹立對國家、對社會和對學校高度負責的精神，嚴格要求自己，把德育滲透到各項業務中；管理幹部要做建設優良校風的表率，清正廉潔，求實創新，堅持原則；業務教師要做到敬業愛生、嚴謹治學、為人師表；後勤職工要全心全意為大學生服務，以優質的服務為大學生提供一個舒適的生活學習環境。只有這樣，才能使大學生在學習上養成崇尚真理、刻苦鑽研、富於開拓、耐心細緻的風氣，在日常生活上養成敬重師長、誠懇禮貌、遵紀守規、舉止典雅、樂於奉獻的風氣。

點評：這篇文章的顯著特點是空泛無物，毫無內容。只是空喊口號，對於以德育人之“德”為何物，以及如何以德育人毫無觸及，可謂八股文之典範。

《光明日報》 2001年7月07日

王聯斌李衞星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於道德在治國安邦中的地位與作用歷來予以高度重視和評價。馬克思曾提出，國家教育的重要任務就是使每個社會成員“把個人的目的變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變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獨立性變成精神的自由。”恩格斯也提出要“創造建立在純人類道德生活關係基礎上的新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他們的道德理論直接運用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從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的重要內容。列寧的道德理論也藴含着德治的精義。他明確指出，“道德是為人類社會升到更高的水平”服務的，“應該使培養、教育和訓練現代青年的全部事業，成為培養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的事業”。

毛澤東等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尤為重視道德在治黨、治軍、治政、治國中的地位和作用。從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到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都把道德建設提高到了“治”的地位，肯定道德是可以育人、可以治世的。首次把“德治”提高到治國方略的高度來認識並加以闡述的是鄧小平。他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麼能建設社會主義？”1982年，鄧小平親自提議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寫進憲法。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關係到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大事；並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四有”社會主義公民、樹立和發揚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大力加強職業道德建設的偉大號召。鄧小平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實際上也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德治理論。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同時，反覆強調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開闢了以德治國的新境界。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確定了新形勢下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基本方針和重要措施，是指導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明確提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一重要思想，是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形勢下領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深刻揭示了當代中國治黨、治軍、治政、治國的特點和規律，不僅深刻闡明瞭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的辯證關係、德治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戰略地位和功能，而且開闢了以德治國的新境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説。

《人民日報》 (2001年04月29日第六版)

法治與德治是相互促進的。一方面，加強法治能賦予社會道德規範以權威性，促進社會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強德治能有效提高人們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精神境界，從而在根本上防範和減少違法亂紀現象的滋生。沒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沒有根基的。在當代中國加強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凸現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時期，公共社會規範的內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會結構的複雜程度直接決定了公共社會行為規範的控制方式。在結構簡單的社會中，人們從事生產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空間極為有限，經濟組織、家族組織、政治組織等往往合而為一。緊密的社會關係、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們生存的彼此依賴性，迫使人們不得不自覺地遵守社會組織內部的各種規則。這時的公共社會行為規範是以習慣、族規和宗教體現的。在這種結構簡單、規模狹小的社會里，社會成員道德自律的重要性還未充分凸現。隨着生產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生產方式的變更以及社會生活的多樣化，社會組織結構的複雜程度不斷提高；維持公共社會行為規範的控制手段也隨之改變。社會結構越複雜，社會活動的空間越廣闊，個人行為所影響的直接對象就越少，行為後果的直接利益影響也越不明顯；相反，在社會幅員廣大、組織結構複雜、人口眾多而且流動量大的社會背景下，個人的隱匿條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網絡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卻不斷增加。這時，社會成員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會行為規範維護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現出來。二是科技的現代化呼喚着德治的強化。如生物學“克隆”技術的發展、網絡技術的發展以及企業倫理、地球生態等問題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問題提到更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發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現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對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現代化首先是觀念現代化，造就現代人，首要前提在於培育現代主體意識。現代主體意識具有廣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領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確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養，是現代主體意識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發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現代人為基礎，因為只有這樣的現代人才能具備現代的民主意識。

其次，處於經濟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呼喚着德治的強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擴大，極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增強了人們的改革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然而與此同時，意識形態的控制方式呈現出更為複雜的狀況，如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對我的滲透將進一步加大；商品交換的法則一旦侵蝕到社會政治生活和人們的精神領域，勢必引發見利忘義、權錢交易，導致國家意識、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奉獻精神的減弱；經濟轉型期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利益調整以及一些難以預測的突發事件，難免會引發人們思想的波動。尤其是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價值觀念也趨向多樣化。面對新形勢，如何在各種思想和文化相互激盪，特別是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滲透的情況下，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廣大社會成員中確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為實現新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在依法治國的同時強化以德治國，是一個關係到我國命運和前途的重要舉措。　再次，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把德治置於更重要的地位。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實現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文化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社會發展中，文化始終是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紐帶；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更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和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社會的綜合國力是包括自然資源、經濟、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國民素質、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種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綜合體。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財富的形式及對別國的影響力、輻射力顯示其綜合國力。當今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知識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競爭。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為文化的核心，在綜合國力中尤顯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衝突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進文化對於調節社會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協調社會運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相應文化環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光明日報》 2001年5月22日

幾年前，學術界關於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討論，曾經引起人們對市場運行機制的反思。然而，曾幾何時，人們又迷戀法學的“帝國主義”，恨不得將社會的一切行為法律規範化，法律的重要性被強調得無以復加。無情地事實告訴我們，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法律制度，都無法徹底改變社會信用的危機。市場上假貨依然氾濫，欺詐現象愈來愈普遍，不僅市場主體言而無信，相當一部分政府機關也不遵守對市民的承諾，甚至國家的一些法律也是越改越頻繁。這個社會到底缺少些什麼？

提倡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學者早就看出，這一機制下不會產生高尚的人格，他們甚至喊出了“不講道德的經濟學”這樣的口號。在市場經濟社會里，遵守承諾應該是基本的行為準則。但這裏的守信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礎上的。當遵守承諾將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時，市場主體寧願作出違約的選擇。這種利己的運行機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互助精神存在着天然的隔閡，於是人們越來越關注對市場的制約作用。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的興起，為市場中弱者權益的保護提供了充足的理論，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出現則使文明社會的互助精神從法律上找到了依據。

然而，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並且將以德治國作為治國的方略就很有必要了。因為這是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進行校正，也是為法治的實施提供有益的基礎。在德治的光輝下，法治的陰影會消除，市場的侷限會得到彌補，整個社會將和諧發展。

不管我們是否承認，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法律制度本身，都是建立在“性本惡”基礎上的。市場運行機制就是利用人們原始的追求財富的本能推動資源的配置。在一個對財富無動於衷的人面前，市場經濟無法發動起來；但在對財富充滿佔有慾望的人們面前，市場會自行運動。然而，由於市場上每個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必須建立基本的運行規則，法律會在交易中內部生成。當國家順應市場的需要，將市場規律法律化後，市場運行機制就能夠繼續發展下去；當國家不能順應經濟的要求，及時將市場的運行規律法律化，或者強行頒佈扭曲市場運行機制的規則後，市場就會發生混亂。可以説，市場的一個基本的假定就是包含着法律規則。然而，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市場運行機制同樣會面臨衰亡，例如當資源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時，競爭的機制就不會發揮作用。這時，人們要麼等待新的市場進入者，要麼坐視壟斷者獨享高額的利潤。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過程中，消費者和社會上弱勢羣體的利益必將遭受損害，法律在這裏應該再次發揮作用。這就象是一個不停滾動的鐵環，如果沒有推動者必然會停止轉動，自然倒下。然而，在需要法律的地方，我們往往看不到制度的倩影，法律總是在無休止的爭論中，在各種利益的妥協中誕生。在這些滯後的法律面前，利益的最大受損者往往是弱勢的羣體。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社會和經濟的變革中，承受動盪成本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弱的人羣，而對弱者的保護規則總是在各種利益的較量中姍姍來遲。 既然我們不能依賴市場本身為我們提供社會文明發展的推動力量，我們也無法保證法律天然地保護社會弱者的利益，我們還能借助什麼來實現社會的正義呢？ 道德，惟有道德！道德可以使市場主體有所顧忌，也會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適用者擁有基本的準繩。所以，提倡以德治國，實際上是糾正市場的缺陷，也是彌補法律之不足。道德的時代意義不在於維護市場的尊嚴，而是對市場運行機制進行理性的批判。回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話，我們應該更深刻地領會其中的意義。

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着飛速的變化，處在市場經濟的旋渦中，人們也會不由自主地接受市場的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識，認為市場萬能，甚至讓市場的理念主宰社會的一切領域，其結果將會使一切不可以交易的東西成為交易的對象，一切不可以法治的行為法治化。人們將越來越屈從於自設的規則陷阱，而無法自拔。當年，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曾經從醉心研究的市場“看不見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倫理問題，現代經濟學家也開始關注經濟學中真正的人。而我國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是不是也應該從制度的沉迷中醒過來，關注社會道德的作用？誠然，道德的觀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規則也是非強制的，但關注道德，實際上是關注人本身，它會使市場運行得更有理性，也會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潘琦

江澤民總書記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提出了“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並把“以德治國”作為一項重要的治國方略加以強調，意義十分重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治國方略的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兩者雖屬於不同的範疇，但都是管理國家、治理社會的重要手段。

道德的社會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對社會具有積極的規範、教育、導向作用，所以，道德歷來成為人們修身養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國安邦的重要工具。

貫徹執行“以德治國”的方略，必須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高度，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現階段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着眼於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思想道德體系。

江澤民總書記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鮮明地提出了“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並把“以德治國”作為一項重要的治國方略加以強調。他指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現代國家固然需要強調依法治國，但同時也需要強調以德治國。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性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而德治則以其説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內在自律意識，從而達到規範行為的目的。所以，“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一致的。

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道德概念表徵的是文明素養和言行禮貌。善於根據自然、社會的客觀要求自覺調適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這是有修養、有道德的表現；不遵循自然界、社會生活的法律和法則，不將個人的價值融於社會價值之中，觀念和行為與環境格格不入，是缺乏教養、缺乏道德的表現。所以，道德被理解為調整人們之間及個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的總和。

道德作為調整人類行為的規範，既是人類自身發展的手段，又是人類發展的目的。“道德不倡，天下不寧。為物生貪慾，貪慾生妄念，妄念即禍根，禍根必大亂。”道德是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調控手段，一個和諧協調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需要有良好的道德來規範和維繫。道德興則國興、家興、業興；道德不振，於國於家，於人於己都意味着是一種災難。

我們中華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積澱，其中關於人的道德修養的智慧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要豐富和全面。傳統道德修養強調“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樣一些準則，培養“智、仁、勇”兼備的健全人格。這些道德觀念固然帶有明顯的封建色彩，但數千年來，它們又的確充當了維繫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紐帶的作用。古人把道德操守提高到了極致，提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用孔子的話講就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把道德看得比生命還寶貴。

江澤民總書記提出“以德治國”，將道德建設提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境界，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治國方略的重大提升。這裏強調的是以社會主義道德治國。社會主義道德是無產階級道德與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道德有機結合的產物，是植根於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優秀道德傳統的土壤上，又體現時代特徵，是融傳統美德與現代美德為一體的現代道德，是充分體現了時代性與歷史繼承性相統一的新道德。

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要堅持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堅持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相結合，堅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並積極吸收外來的優秀文化成果，要正確處理和認識各種利益關係，樹立社會主義義利觀；要周密制定和實行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道德建設指導計劃。根據形勢發展的要求，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搞好規劃，把基本道德要求融於有關法律法規和各項具體政策中，融於社會的各項管理中，不斷推動社會道德體系的形成和完善。道德教育，不能脱離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不能脱離廣大人民羣眾的實際生活，而應該努力做到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為羣眾所樂於接受。

《光明日報》 2001年2月27日 1,高國希: 道德哲學復旦大學出版社03年版2,沈宗靈: 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00年版3,魏定仁: 憲法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05年版4,錢淦榮: 鄧小平理論概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99年版205—208 5,鞏獻田:法律基礎與思想道德修養高等教育出版社 99年版28--38頁

一、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含義…1,依法治國的含義2,以德治國的含義…………………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係…1,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的基礎2,依法治國是以德治的保障…3,社會主義法律和社會主義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4,法治不能完全代替德治,德治有法治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實現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途徑……1,宣傳、教育…2,發動羣眾3,領導示範4,道德的能動性【摘要】:治理國家，就是國家運用各種辦法去引導、控制和規範社會成員的活動，以便維護社會的穩定並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治國”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它是由治黨、治軍、治校、治廠、治家等等具體領域組成的。在這些具體領域中，都離不開法律和道德的治理。治理國家靠什麼？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道德……等等。本文論述用法律和道德來治理國家，即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依法治國 (法治)的法律，是符合道德的法律，而不是脱離道德的法律；以德治國（德治）的道德，是和法律相一致的道德，而不是和法律相違背的道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