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家

篇數之異，爭論尚小，次第排列不同，爭論乃大。六經次第，今文家為詩、書、禮、樂、春秋、易，系以內容深淺為排列根據。[注23]春秋古文家為易、書、詩、禮、樂、春秋。[注24]系以成立先後為排列根據。觀點不同，主張自異，爭論由此而起。爰列兩家差異之點如下。(詳見周予同《經今古文學》)

1．崇奉孔子；2．尊孔子為受命之素王；3．視孔子為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4．以孔子為託古改制；5．以六經為孔子作；6．以《春秋公羊傳》為主；7．為經學派；8．經的傳授多可考；9．西漢皆立於學官；10．盛行於西漢；11．斥古文經傳為劉歆偽造之作；12．今存《儀禮》、《公羊傳》、《穀梁傳》及《韓詩外傳》；13．信《緯書》，以為孔子微言大義間有存者。

1．崇奉周公；2．尊孔子為先師；3．視孔子為史學家；4．以孔子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5．以六經為古代史料；6．以《周禮》為主；7.為史學派；8．經的傳授不大可考；9．西漢多行於民間；10．盛行於東漢；11．斥今文經傳為秦火殘缺之餘¨2．今存《毛詩》、《周禮》、《左傳》；13．《斥<緯書>》為誣妄。(周予同《經今古文學》)

今文家崇奉孔子，尊為素王，無非以孔子為赤統，為漢製法，歆媚時主。因孔子為素王，故以六經為其所作。六經義理，有深有淺，施教先淺後深，即先詩書而後春秋，所以孔子為哲學家、教育家。孔子雖言堯舜，稱先王，然非真有堯舜，真有先王，系託古改制宜乎其為政冶家。

古文家崇奉周公，以孔子為先師，故以六經為古代史料，先有《易書》，而後有《春秋》。孔子系述而不作，為史學家，而非哲學家、教育家。

全在此數點，餘無關重要。至其內容之爭，依上述，今文家以《春秋公羊傳》為主；古文家以《周禮》為主。《春秋公羊傳》，系託右改制，所謂張三世，由據亂世到昇平世，再到太平世，系用漸進及改良之方式，改革社會，類今之右派，初小康而後大同。《周禮》姑不論真偽如何，則無此主張，而用突進及革命之方式，改革社會，類今之左派，直接登諸太平。漢儒如董仲舒公孫宏之徒，崇拜《春秋公羊傳》，故對於社會改革採用漸進方式，妥協辦法，仲舒嘗雲：“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漢書·食貨志上》)土地只用限田制，奴婢只去專殺之威，官賣鹽鐵，竟不敢行，後來武帝，畢竟比之略高一籌，毅然行之。然此改革社會，託古改制之限田，等於空託，毫無結果。至於公孫弘，位至宰相，等於伴食，尤於社會無補。當時司馬遷嘗罵之日：“公孫弘以漢相，布衣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史記·平準書》)先揚後抑，抑至五層地獄，弘之人格，宣告破產。

號稱博學多能，民眾領導之今文學家，既不能改革社會，而帝王減租，更惠富而非濟貧，益使貧富階級之矛盾尖鋭突出。小康未就，遑論大同，嘗考今文家之立論，全着眼於上層階級，非為下層民眾。漢儒政治之三大哲學觀，孔子為受命素王觀，名田制觀，以及轅固生與湯、武受命觀，聖人先目觀，亦莫不然，用意既如比，改革固無成。成，亦如減租，非下層階級之利。因此，古文家乃乘時之弊，採用突進及革命方式，徹底改革社會，救民於水火，遂發生王莽之變革。

為王莽改革之主謀，系古文家劉歆，包括井田制度、泉府制度與五均制度之周禮而為王莽改革之根據，傳亦作於劉歆。《周禮》一書，當時林孝存稱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鄭康成尊為“周公致太平之跡”，何休名以“六國陰謀之書”。劉歆為人，哀帝時師丹斥之曰：“……改亂舊章，非毀先王所立。”(《漢書·劉歆傳》)王莽地皇三年，公孫祿又斥曰：“顛倒《五經》。”(《漢書·王莽傳》)所謂“非毀先王所立”，“顛倒五經”，即叛經叛道。叛經叛道，無異推翻現存社會制度，予以根本改革，以求達到太平盛世。莽之改革，雖權勢不足，蓄謀無成，然實章良法美。社會改革，主張不同，乃古今文家內容之爭，亦即最重要之爭，區區文體篇數以及六經次第，乃其小焉者。（摘自黃現璠撰《漢代學術思想之三變》，載《掃蕩報》（文史地週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