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論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他在春秋末期社會的矛盾動盪中，對於民的作用與重民思想進行反思，認識到民的問題實際是人的問題，於是發展了春秋時代已經出現但尚未定型的仁的觀念，使之成為十分重要的社會倫理政治觀念的一部分——“仁學”。孔子仁的第一個含義是給他人以關懷、愛護，仁愛不僅施於家族內部，而且也普遍地施於一切人，包括外族人和奴隸。他主張“愛人”、“泛愛眾”、“安人”、“安百姓”、“博施濟眾”。所謂眾即奴隸，百姓即所有族類。仁從積極方面説就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從消極方面説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見忠恕）。孔子的思想是春秋時期民本思想的新發展，適應當時奴隸的解放和各族各國交往的擴大和深入，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當然，孔子的仁並不是平等的愛，而是有差等的愛。孔子的仁與禮兩個概念是相互制約的，禮要求尊尊、親親，這就決定了愛的差等性，從君親到族內，再到族外所有的人，愛的分量在不斷減少。因此孔子的仁與法家的嚴刑峻法、刻薄寡恩不同，與墨家無差等的兼愛也不同。從秦漢以來的中國歷史看，孔子思想更適合於中國的專制宗法社會體制。

孔子的仁的另一個含義是道德準則（作為德目總名，仁包括恭、敬、忠、恕、寬、信、敏、惠等）、道德境界（“求仁而得仁”），特別是道德自覺。孔子説：“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約束自己實現周禮，這就是仁。這個仁指的是道德自覺，認識到道德使人不同於動物而自願遵守道德律，這是完成道德準則的內驅力，不是出自對刑罰和輿論等外在的壓力的畏懼，遵從道德律便覺得安心，否則便有負罪感。將仁的兩方面的含義綜合起來，便是《中庸》所説，“仁者人也”。 ^[1] 

仁的觀念的發展經歷了兩個歷史時期，從孔子創立儒家學説提出仁的概念到清朝初年為第一個時期，從戴震的仁學到孫中山的仁學為第二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屬於封建主義思潮，第二個時期屬於民主主義思潮。 ^[1] 

戰國時代，儒家分化為孟子的仁義派與荀子的禮樂派。這兩派都講仁義，他們的重要分歧在於，仁在社會生活中具有何種意義；仁是人天生就有的，還是從環境中學來的。孟子繼承併發揮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使之更為完整、系統。他明確提出，“仁者愛人”，並把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與仁的思想結合起來，發展成為“仁政”的理論。所謂仁政就是由統治者的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運用到社會政治領域而形成的有利於人民羣眾的種種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制民之產”即實行井田制，讓農民擁有私田，以便養活一家人，豐年飽暖，災年免於飢寒。他認為，統治者行仁政，愛利百姓，必然受到百姓的擁護與愛戴，他可以憑藉仁政王天下。這一點在征戰不已的戰國時代雖然顯得迂闊，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生活的真理。孟子對於不講仁義殘害百姓的君主，主張更換，甚至誅滅。他説武王殺紂並不是弒君，紂這種殘害仁義的人只能叫做一夫，殺了他不過是殺了一夫而已。這是儒家政治思想中最具民主色彩的理論，因此為歷代暴君所深惡。對於仁觀念的來源，他指出，人性是善的，天生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道德情感與道德觀念。這四心分別是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將四端充實拓展開去就是仁義禮智四德。孟子以為，四端擴充了可以保四海，否則不足以保妻子。四端是天賦的知覺能力，孟子稱之為良知良能。正因如此，求仁或提高道德修養的方法就是反身而誠，強恕而行。這種性善論在中國歷史上曾起過相當大的作用，成為封建時代正統思想。另外在對仁的理解與實行方面，孟子提出以義制約仁的思想，並非任何仁愛都是仁，只有同時也符合於義的要求的才是仁。

戰國時期，儒家禮樂派大師荀子與孟子不同，認為社會生活秩序主要不是依靠仁義，而是依靠禮樂刑政來維持的。他認為“人性惡”，就是説人性本身是非道德的，如人皆有衣食的需要等，讓這種慾望不受約束地得到滿足必然發展為道德的惡。仁義等道德觀念不是人本身具有的，而是人從環境學來的，人之善念善行是人對於自己加以改造的結果。為使人成善，使他們具有仁義的道德觀念，就不能用孟子擴充四端的方法，讓它們從內部充拓；而要依靠帝王與師長以禮樂教化和刑政獎懲的辦法，將它從外部灌輸進去。

在漢代儒學宗師董仲舒的思想體系中，仁也有重要地位，他認為仁的基本意義仍然是“愛人”、“泛愛羣生”。但作為他提出的五常之首的仁又有新的意藴，即“謹翕不爭”、“平易和理而無爭”，同時仁也是善的或道德的同義語。董仲舒的仁論重點闡述仁的神學來源。他認為仁這個道德觀念來自天。天作為最高的神，是有意志有意識的，它長養萬物，供人享用，對人表現了無窮極的仁。人受命於天，從天得到身體生命，也得到倫理觀念。因為得到仁的觀念，於是便有父兄子弟之親，忠信慈惠之心，禮義廉讓的行為等。帝王是天之子，所以應該從天意的仁中得到更多的東西，應以愛利天下為意，安樂一世為事。董仲舒綜合了孟子與荀子的人性理論，認為性分三品，聖人之性生來即善，本來即具仁義觀念；斗筲之性生來即惡，沒有仁義觀念；在二者中間的是中民之性，這是絕大多數人的性，是一種生髮善惡的質地，還不是現實的善惡。因此，前兩種性是不能改變的，只有中民之性可以導而善惡。要使這種人成為仁人善士，不是要他存心知性，而是接受聖人的教化，排除貪慾，在性的質地上培植仁善。（見性三品）

韓愈在佛、道勢力十分強大的唐代，為重新恢復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高舉儒家道統的旗幟，批判佛道思想。仁在韓愈的思想中，仍是愛人的意思，但是為批評佛老的需要，仁與義都被賦予新的意義。它們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他説：“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謂之道，足乎己無待於外謂之德。”（《原道》）仁義之所以為善，就是因為它們是儒家聖人為使中國人生存、繁衍而制定的思想行為的準則，具體説就是“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米蔬魚肉。”（同上）他認為，仁與義是實質，而道與德是虛名。佛老雖然也講道德，但不以仁義為內容，都不要君臣父子的社會倫理關係，不要中國的禮樂刑政和儒家文獻學説，佛徒甚至不要中國的語言、服飾，所以他們是完全錯誤的。

宋明理學家們在繼承仁是仁愛，是儒家德目總名的觀點之外，對於仁的倫理意義又有新的開拓。他們認為仁是與私相對立的公。程頤説：“仁者公也。”朱熹説：“唯仁然後能公。”“公而無私便是仁。”“私慾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公的極致即是“與物同體”、“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程顥説：“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可見公字是對愛人與克己復禮即遵守道德準則兩個意義的概括。

理學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對於仁的本體與修養方法進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討。所謂本體即是本來狀態，理學中的氣學派、理學派、心學派，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將仁變成某種存在於現象之後之上的本質。氣學派創始人張載將仁與天地萬物的根源太虛聯繫在一起。他説：“虛者仁之原。”仁作為人的本性是由太虛賦予人的，它比由人的形體而來的氣質之性更根本，更重要，它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至於修養方法，張載認為最重要的是虛和靜。虛即可以產生仁的觀念，虛靜是一切善的根源。他説：“虛則生仁。”“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

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派建立了以天理為最高範疇的世界觀體系。他們認為，仁即是天理，是最高的理太極的一個方面。太極之理表現在天地，即是天地的生物之心，存在於人身即是仁。朱熹説：“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仁是理，是人的天命之性，是人們為善的根據，但是人畢竟還有氣質之性，由後者產生的情慾有可能不符合仁性。因此修養之道就是用格物致知的辦法認識仁性，用誠意正心的辦法選擇仁道，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辦法實踐仁道。（見理氣、性體情用）

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派，繼承發揚孟子的心性理論，認為仁並不是程朱説的某種客觀理念，而是人心中固有的道德情感與道德觀念，其內容雖仍然是愛，但其普遍性是無與倫比的——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論人類、鳥獸、草木、瓦石，都在人的仁心的關切愛憐之中，有一不得其所，仁心即會感到不安。仁心是與生俱來的，是不需要學習思考就有的，所以説它是良知良能。王守仁説：“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大學問》）道德觀念既然是人的良知，當然就不須要從外面學來，人的修養功夫，只要發明本心，擴充良知就可以了。他們反對程朱的格物窮理，而主張從內心加以充拓，因此陸倡“先立乎其大者”説，王倡致良知説。 ^[1] 

如果説，孔子開始直到宋明理學家的仁論，都是在封建主義天命論這個範疇之內的話，那麼清代哲學家戴震的仁論與他們根本不同，認為仁的基礎是物慾而不是天命，在人間而不在天上。他指出，仁是惻隱之心，它來自人的懷生畏死的慾望。人的最大欲望就是懷生畏死。一個人由於自己懷生畏死，才能推知別人也是如此，才能幫助別人，使他們生活下去。這就是仁。如果自己不知道要生活，當然也就不會有惻隱之心，不會有幫助別人的思想和行動了。但戴震並不認為凡欲都是仁都是合理的。他説：“欲其物理其則。”仁是實現懷生畏死慾望的正確準則。人的心知能認識這個準則，並按它行動，於是才有仁這個美好的德行。戴震的仁論肯定人慾，肯定人生，是一種近代的人文主義思想，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在中國儒家倫理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頁。（見理存於欲）

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譚嗣同繼續發展了戴震的仁的理論，進一步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激進的平等觀。他説，“仁以通為第一義”，而“通之象夫平等”。通包括四個方面，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內外通、人我通，要求中外、上下、男女、人我的平等。據此他猛烈抨擊三綱，認為，三綱特別是君臣一綱黑暗到了極點，要求“廢君統，倡民主”，“沖決君主之羅網”，“沖決倫常之羅網”，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同時他還依據通的原則，提倡學習西方，革故鼎新，發展實業，救亡圖存。仁的最高境界是廢除國家，消除一切人間的藩籬，達到世界大同。（見《仁學》、仁即以太）

資產階級革命派領袖孫中山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批判封建主義的三綱五常，這就使為三綱五常做理論説明的仁論失去了存在的根據。中山先生力主互助論，以為互助是使人類得以發展進步的重要途徑，而道德就是指導人們互助的原則，認為中國固有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應該為了這個目的而發揚光大。他的理論體系——三民主義雖已超出儒家範疇，但對於傳統的仁的觀念給予了批判的繼承，使仁獲得新的基礎與新的意義。 ^[1] 

兩千年來中國的道德標準、道德理想都是與仁的觀念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在所有的華人社會、受儒學影響的東亞地區，仁總是意味着愛心、人道主義以及美好道德、完美人格等。人們在擺脱傳統社會，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仍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仁的價值，並在新的基礎上賦予它以新的意義與定位。儒家思想特別是仁的思想在東亞各國經濟發展中起了並正在起着重要作用，雖然目前人們對“儒家資本主義”還存在爭論，但是其作用是不能抹殺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