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

這本書從技術談起，逐漸將視角擴大到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包括人類與動物不同的學習機制、語言的機制和歷史、信息的組織方式、法律和傳播過程的關係、傳播和社會政治的關係、知識分子的角色問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語言中的曲解問題等等話題。 ^[2] 

維納於1948年出版了《控制論》一書，如若説它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莫不如説是一場巨大的衝擊。從控制論出發，在機電工程中形成了大量的自動機器、自控裝置、自動生產線以及弈棋機、機器人和電腦等等；在哲學領域中人們在談論着信息的本質，物質、能量、信息的關係問題，認識活動過程中反饋的作用，人的大腦活動的機制，能不能設計一個人工的大腦的問題，機器人是否能超過人，控制人的問題；在社會領域中，人們在探討社會系統的自動控制的問題。似乎人應當是社會自動化管理機器上的一個被控制的零件。總之，控制論的出現幾乎完全更新了人們的傳統觀念，而這裏受到影響最大的就是“人”這個概念。為了認真回答控制論所引發的這些問題，維納在控制論發表兩年以後出版了《人有人的用處》。 ^[4]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這是一本將熵和信息傳遞的概念貫穿始終的著作，並以此作為觀察其他社會問題的線索。讀這本書將有助於從更為深廣的層面上理解傳播過程的本質。

維納認為控制人們環境的命令都是人們給予環境的信息。這些命令和任何形式的信息一樣，要在傳輸的過程中解體。它們一般是以不太清晰的形式到達的。在控制和通訊中，人們一定要和組織性降低與含義受損的自然趨勢作鬥爭，亦即要和所講的增熵趨勢作鬥爭。

維納的論點是：生命個體的生理活動和某些較新型的通訊機器的操作，在它們通過反饋來控制熵的類似企圖上，二者完全相當。它們都有感覺接收器作為它們循環操作中的一個環節：也就是説，二者都以低能級的特殊儀器來蒐集外界的信息並以之用於操作中。

維納區別了單向傳播的“消息”和作為“與外界交換來的東西”，即信息。消息，只是從消息的發出者抵達消息的接受者的單向的過程；而信息，則是對一個消息刺激的反應的再提取。但是，這個過程顯然不能無限地誇大，即不能以為獲得消息的過程會忠實地反映外界的確切知識。事實上，維納的反饋理論的意義就在於此。維納認為，消息有天然的“磨損”傾向，有天然的“增熵”趨勢，有增加混亂的必然。反饋的作用就在於同這個“自然的增熵趨勢做鬥爭”。

信息的傳輸其實比實物的傳輸更為重要，主要是因為信息的傳輸是人的感覺和能力的延伸，可以從一個世界延伸到另外一個世界。信息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而且在傳輸信息的過程中還伴隨着人類所特有的人文的東西，人之所以有人的用處主要在於人有區別與其他物體和生物的道德、人格、靈魂、精神、記憶等精神活動，拋開這些來談論信息純屬無稽之談。

一個體系抵抗組織程度衰變的重要方法就是保持開放，這就是維納的結論。不斷地與外界交換信息（和能量），調節體系內部變量之間的綜合，抗拒組織解體的自然趨勢，是保持體系充滿活力的重要途徑。

傳播學對控制論的運用是普遍的，現代傳播學中的制度、規範、法規、政策與管理，受眾與傳播效果等幾乎所有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無不滲透着控制論的觀點，控制論對傳播學的重大的貢獻是把反饋的概念引入了傳播過程的研究，這對於認識人類社會傳播過程的雙向性和互動性具有極為深刻的意義。 ^[2] 

麻省理工學院電子學研究室教授Walter A．Rosenblith：自1950年以來，這本書深刻地影響了眾多科學家、工程師、社會學家、政治家、社會政策制訂者看待技術進步中社會變革的方式。 ^[2] 

N．維納（1894—1964）是美國科學家，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數理邏輯學教授，控制論的創始人之一。1935至1936年期間，維納曾來中國擔任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維納主要從事製造高射瞄準器和導彈方面的研究工作。維納和他的同事們在從事高速計算器、雷達機件的研製過程中發現：這類機器和人類的頭腦及神經系統存在着某種相似，並於1943年維納發表論文《行為、目的和目的論》，奠定了現代控制論的基礎。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