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NP)除以該國國民人口的總數所得出的商。即指分攤到每個國民份上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平均值。在經濟學上，一般用來衡量或表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

1990年代初，世界銀行派代表團對中國統計體系進行考察之後，發表了一篇考察報告：《轉換中的中國統計體系》。報告認為，中國統計體系雖然進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調查範圍、調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紮根於傳統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調查範圍仍主要限於物質生產領域，調查方法仍以傳統的全面行政報表為主；中國價格體制雖然進行了許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傳統價格體制的許多本質特徵，許多產品的價格仍然處於政府控制之中。這些情況導致中國官方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數據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

1994年，世行發表了一篇專題報告：《中國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報告為依據，對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進行了較大幅度的向上調整。世行公佈的1993-1997年的中國人均GNP數據是在其調整後的中國1992年GDP總量數據和中國官方公佈的經濟增長率數據基礎上計算出來的。因此，世行公佈的中國1992-1997年人均GNP數據遠大於中國官方人均GNP的美元折算數。（由於中國官方GDP和GNP數據差距不大，世界銀行在計算中國官方人均GNP時是以中國官方GDP數據，而不是以GNP數據為基礎）

世行斷定中國統計數據低估了農業產出，事實上，中國的經常性農業統計還存在高估的成分。全國農業普查結果表明，1996年統計年報中的肉類產量高估了22%，豬、牛、羊存欄頭數分別高估了20.7%，、21.1%和21.8%。因此農業總產出和農業增加值被高估了。針對這種情況，GDP應當相應地向下調整。這是世行所沒有料到的。

世行關於中國農村服務業統計不完善的判斷和數據調整對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國統計狀況來説，是不過分的。但是，中國在1993至1995年開展了首次第三產業普查，對包括農村服務業在內的全部服務行業進行了全面調查，同時，根據普查資料對GDP歷史數據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事實上，這種調整已經大大超過世行對農村服務業的調整。例如，世行對農村服務業數據的調整導致1992年GDP數據上升6.5%,而第三產業普查之後，中國對同年GDP數據的上調比例達9.3%。因此世行對中國農村服務業統計的判斷和數據調整已經不再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90年代初以來，中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的目標模式，價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嚴重扭曲的價格結構得到明顯改善。例如，從1990年到1997年，世行認為土地和資本回報率最低的服務業和煤炭工業價格分別上漲了222%和206%，而屬於土地和資本回報率最高的消費品製造業的食品工業和紡織工業價格僅分別上漲96.8%和60.3%。特別重要的是，市場機制在中國貨物和服務價格形成中已經起了主導作用。貨物的價格基本上由市場決定，除部分服務業，如居民福利性住房服務業仍偏離市場價格外，絕大多數服務業的價格也由市場決定。即使那些偏離市場價格的服務業也正在迅速向市場價格過渡。例如，隨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服務將市場化，福利性住房服務不久將不復存在。

另外，有關部門在對33種具有代表性的商品進行國內外價格比較時發現，1998年11月，國內價格高於國際價格的有22種，佔69%，其中包括小麥、玉米、大豆、豆油等農產品，硫酸、鹽酸、尿素等化工產品，汽油、柴油等能源產品，鋁錠、生鐵等冶金產品，等等。

總之，在中國的價格形成機制、價格規模和價格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如果世行仍然依據1987年投入產出表對各行業進行價格方面的調整，也勢必導致人均GNP數據的高估。

國民生產總值是西方國家使用的概念，它不僅包括物質生產部門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的價值，也包括非物質生產部門（金融、保險、社會服務和文化娛樂事業等等）和居民服務行業（理髮、浴室等）提供的非生產性服務的“價值”，連資產階級國家機關人員和家庭僕役領到的再分配收入也包括在內。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通用方法是“支出法”，即按社會最終使用的產品和勞務來計算，它包括四部分：

（1）售予消費者作為最後消費的商品和勞務；

馬克思對這種理論作了批判

（2）作為將來生產用的固定資本的投資儲備；

（3）售予政府的商品和勞務；

（4）售予外國人或輸出商品和勞務的純額。國民生產總值計算方法是以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中生產三要素的理論以及凡是經過市場的服務都是生產收入的理論為基礎的。按照這種理論，勞動取得的工資、資本取得的利潤和土地得到的地租都是生產收入。這種理論和計算方法完全掩蓋了利潤、利息、地租的剝削性質，把剝削階級的收入看作是永恆的和合理的。馬克思對這種理論早已作了透徹的批判。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資本主義國家反映生產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最綜合指標，在國際經濟核算和國際經濟水平對比中廣泛應用，因為它把生產和人口兩個因素都包括在內。例如聯合國確定可以接受國際援助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標準是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確定的，聯合國會員國繳納會費的高低也是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決定的。世界銀行給各國貸款往往也參考接受貸款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來決定。

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社會主義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的差別在於：後者不包括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務或服務的收入和固定資本折舊、間接税，而前者則包括。

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經濟結構變動及工業化程度的比例關係

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結構變動率存在着一定的比例關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50-13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最高的第一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220-3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很高的第二時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360-860美元時是產值結構變動率較高的時期。中國改革以來，按世界銀行圖表集法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因此可知中國這一時期的產業結構處於高變動率階段。

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根據錢納裏等人的理論，可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1）初級產品生產階段，（2）工業化階段，（3）發達經濟階段。工業化階段是結構轉變幅度最大的時期，這一時期，需求結構及生產結構、外貿結構發生顯着的變化，中國在改革開始時工業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卻是相當低的。這是由於改革前中國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政策傾向過於偏激所導致的工業化過程的片面演進和產業結構關係的嚴重失衡。一般而言，工業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為前提的，工業化程度超過人均收入水平的狀況必然會影響到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變動。

中國經濟結構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狀況，這一狀況嚴重製約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但這種不合理狀況不是由於過去重工業的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為當前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導致現行經濟結構不再適應當今的經濟發展。從中國消費領域的整體來看，醖釀着一次新的消費升級“住行消費升級”（在此之前，已有幾次消費結構升級）。其間消費投入大，積蓄時間長。這使得消費需求不足現象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2、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引起結構變動的原因

收入的增長必然引起消費水平的增長，而消費水平的增長又會引起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一變化用恩格爾定律可以明顯表現出來。恩格爾定律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隨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也可以表述為居民食品消費佔居民總消費的份額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總消費的增長而下降的一種趨勢，以中國1987-1997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恩格爾係數及其消費結構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係數從0.53下降至0.46，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係數則沒有多大的變化，僅從0.56降至0.55，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有較大的變化，而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卻沒有多大的變化。可知消費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結構的升級，但需求結構又是如何引起整個經濟的變動呢？根據經濟學原理可知，需求結構的變動會引起資源向消費需求多的產業部門轉移，從而實現經濟結構的變化。

3、結構的變化反過來又會帶來收入水平及消費水平的增長

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增長，結構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會總要素的生產率，進而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這樣就必然能夠帶來消費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