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分為6章。在第1章“身心存在的等級次序”中，舍勒從與動、植物相比較出發，探討人的本質問題。舍勒依據當時生物學、心理學等方面的科學研究，提出在生物、心理領域內，存在着由低到高的4個等級：植物就具有的感情衝動，動物開始有的本能，高等動物才有的聯想的記憶和實用的智能。第2章“‘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中，舍勒認為決定人的本質的原則是“精神”，並從自由、對象化的能力和自我意識三個方面闡明瞭精神的本質，強調精神是純粹的活動性。第3章“觀念化的本質認識——精神的基本活動”中，舍勒發揮了他的現象學基本觀點，認為“現象學還原”不僅是把握本質的方法，更是揚棄“抵抗”的方法，是人（“生命的禁慾主義者”）的從生命到精神的昇華活動。第4章“‘否定’人論和‘古典人論’”和第5章“身心同一性”中，通過批判主張精神全能的古典人論和主張精神產生於禁慾的否定人論，舍勒探討了精神和衝力在自然、人、歷史和世界根據中的關係。第6章“論人的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和‘宗教’”是舍勒的哲學人類學向形而上學的過渡，表達了他的形而上學的基本觀點：人和上帝的同生共長。 ^[3]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所圍繞的中心問題，就是説明人是什麼，以及人在世界中有何等地位。從社會背景來説，這和20世紀初期歐洲資本主義危機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殘了人類精神文明；魏瑪時期隨着工業化過程及其物慾橫流的消費傾向，使得歐洲哲學家意識到發韌於希臘文化的歐洲文明的日暮途窮，陷入深刻的危機。人們對許多過去一向認為不可動搖的“價值”觀念、道德倫理觀念發生了根本的懷疑，乃至對理性本身失去了信心，對人的本質及其存在的意義提出了疑問，從而不可避免地向哲學家們提出了根本性的問題：人的本質是什麼？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什麼？這一系列的問題迫使舍勒去思考去探索。 ^[4] 

提出這種哲學人類學問題的直接背景，也和人類學各分支的迅速發展有關。人類學誕生於16世紀末，以卡斯曼1596年發表的《人類學》作為它的標誌，此後便出現了從各個不同角度對人類學的研究。在理論上，19世紀的生物進化論給人類學的發展以革命性的推動，20世紀的精神分析學給了人類學以新的啓迪。而舍勒在該書中所提出的哲學人類學思想，就是試圖把上述經驗科學對人的理解同對人的哲學思考結合起來，為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和完整形象提供統一的哲學説明。 ^[2]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通過人與各級生物的對比，提出了人的特殊本質在於人所具有的精神結構。在前言中，舍勒提出，他在該書所要闡明的哲學人類學主題，就是人是什麼，人在存在中佔有何等地位。他的目標是以與神學、哲學和自然科學傳統不同的新方式，在各種關於人的學科所獲得的巨大知識寶庫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關於人的存在的新觀念。舍勒認為，這三種傳統的基礎已經大為動搖。它們與其説是更多地説明了人的本質，不如説是更多地掩蓋了人的本質。因此，關於人的本質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突出了。

舍勒指出，所謂人是什麼的問題，是要説明人相對於動物而言的本質。在這方面，存在着兩種不同的人的概念。一種是將人作為隸屬於動物的一個特殊分支，另一種是將人作為與一切動物相對立的一種存在物；舍勒主張採取第二種人的概念，並通過對人和生物的心理結構的分析，證明自己關於人具有與動物不同的特殊地位的觀點。舍勒首先分析了各種生物的心理結構。它將生物心理形式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感覺慾望”階段，其主要體現便是植物。在這個階段，感覺和慾望尚未分離開來，沒有意識，沒有表象，只具有單純的趨近和避開兩種狀態。在植物身上，只存在包括在感覺衝動中的對生長和繁殖的一般慾望。它表明生命在根本上並不是尼采所説的權力意志。生物心理形式的第二發展階段被稱為“直覺”。這裏的直覺是一種行為，是感性的，具有固定不變的節奏，並總是針對典型的、重複出現的情況。它是天生的、遺傳的，而不是由學習而來的。第三階段的心理發展形式是“聯想記憶”。這個階段的生物通過嘗試和條件反射過程，以有意義的方式持續和緩慢地改變着自己的行為，出現了所謂的“習得的”行為。這時，整羣動物學習領頭動物的所作所為，並把它傳給下一代，導致了傳統的出現。第四種心理發展形式是仍受有機體約束的實踐智能。這種智能使生物能夠不依賴於以往的嘗試次數而去解決由本能慾望所決定的任務，並開始具有選擇能力和選擇行動。一些高級的動物已具有一定的智能，因此智能並不像傳統的理智主義哲學家所認為的是人所獨有的。

舍勒認為，人並不是一種更高級的動物，並不是生命的一個新階段。侷限在心理學和生理學的範圍內，把人的本質説成是具有比上述四個心理階段更高的心理和活動功能或能力，是不恰當的。使人成為人的是一種全新的本質，它不是自然生命的進化，而是遵行與生命相反的原則，它就是精神。精神這一概念在外延上包括了理智、思維以及善、愛、後悔、敬畏、恭敬、幸福和絕望等等意志行為、感情行為和自由決定在內的某種直觀。在內涵上，精神具有自由、自我依賴、不能對象化及自身軟弱四大基本特徵。

自由性是指人的存在不再受有機體的約束，不再受本能的制約，從而使他能獨立於環境，把環境變成“對象，向世界開放。動物只能按照自己的生理和其間接形態的特點，按照本能和感覺結構來測量環境的結構。它根據慾望目標的方向作出反應和改變環境，並隨着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心理生理狀況。與此不同，具有精神的人的行為動機獨立於本能衝動和由本能衝動所決定的外部感覺環境，要求直觀對象的真實本質和純粹的存在。他從人格出發去剋制本能衝動或開放被剋制的本能衝動，他的行為可以向世界的各個方向無限擴展延伸。“人乃是一個能無限地向世界開放自己行為的未知數，人的形成乃是依靠精神力量提高到世界開放性的過程”。

自我依賴性是指人依靠的是自己的精神力量。精神的出現不僅使人把環境變成對象，而且也把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素質、心理體驗和活動功能都變成對象，形成了自我意識。這進一步使人的環境和人的心理過程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也變成了對象。因此，只有人才具有鮮明的事物範疇和實質範疇，使各種感覺能在同一的現實核心上聯繫起來，使各種現象能夠集中到同一個具體事物上，從而形成一個統一的空間。也只有人才能夠超越自己，超越作為生物的自身，能夠對自己的存在嘲諷和幽默，從彷彿時空性世界的彼岸出發，把一切，其中包括自身，變成自己的認識對象。

不能對象化是精神的第三個特性。精神是唯一自身不能對象化的存在。因為精神的中心人格既不是具體的存在，也不是物的存在，它只有在精神行為的自由進行過程中才有其存在，它是一個自身不斷髮生的行為秩序結構。它只存在於其行為之中，並通過行為才表現出來。人只能通過跟蹤精神行為來獲得有關精神的部分知識。就知識的精神而言，獲得其本質秩序的部分；就愛的精神而言，獲得其客觀價值秩序的部分；就作為意志的精神而言，獲得其世界進程的目標秩序部分。

最後，軟弱無力是精神的第四個基本特徵。這涉及到精神與本能的關係。精神一方面使人從本能的束縛下解脱出來，使人能夠把與情感直接相聯繫的現實非真實化，能夠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性有力地説一聲“不”。在這個意義上，舍勒認為“人是那種能夠依靠自己的精神，面對激烈的生命而在原則上禁慾地行為的生物”，是“能説‘不’字者”，是“反對一切赤裸裸的真實的抗議者”，他從不滿足於周圍現實，總是貪婪地去突破此時此地此狀的侷限，努力去超越自己周圍的現實，包括自身的自我現實。但另一方面，精神的表現活動又要受到本能的制約。因為精神在其純粹的形式中本來完全沒有任何力量，它的活動能量必須靠禁慾的昇華來提供。精神的存在並不依賴於本能，但精神的能量化卻要靠對本能的抑制來提供。然而，也正是精神的存在才導致了對本能的抑制。這樣，人的精神和意願總是意味着引導和控制本能，精神的行為必然始終具有生理和心理的平行聯繫。

根據這種精神和本能的二元論的分析，舍勒批判了自然科學中的進化論、傳統哲學中的機械論和活力論，以及宗教神學對人的本質的解釋。首先，他認為進化論將人作為生命進化的高級階段是不恰當的。人不是以直線方式從動物中分離出來。人的特徵並不是具有更高的生理功能或心理能力，而是在於根據其精神而活動。精神使人和動物根本區別開來。其次，哲學上的機械論忽視了生命範疇的特點，也誤解了精神。哲學上的活力論則過高地估計了生命原則的範疇，貶低了精神的作用。最後，宗教神學所假定的一個精神性的、無所不能的人格神，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也無法用神的本質來確定人的本質。舍勒認為，人的本質只能通過對人本身的分析才能理解。人本身包含着精神和生命這一更高的、更深刻的矛盾，只有通過對人的精神和本能的相互對立和相互轉化關係的理解，才能真正把握人與動物的區別，把握人的本質，瞭解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2]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發表時，引起了德國哲學界的震動，從哲學角度對該書議論沸騰。該書以其巨大的影響力加速了人類論的發展。 ^[5]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代表着現代哲學人類學的開端，對現代哲學人類學的發展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後來的哲學人類學家都將舍勒提出的綱領作為實現的目標，即建立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描繪人在世界中的完整形象。 ^[2] 

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生於德國慕尼黑。1899年以《論邏輯原則與理論原則關係的確定》的論文獲博士學位。1907年在慕尼黑大學任教，受到胡塞爾現象學的重要影響，併成了胡塞爾主編的《哲學和現象學研究年鑑》的主要撰稿人。1910年辭去教職，作為自由撰稿人生活在柏林和哥廷根，並於1916年出版了其現象學的主要著作《倫理學的形式主義和實質價值倫理學》。第一次大戰期間，他寫了《戰爭的守護神和德國的戰爭》，為德國捲入戰爭作狂熱的民族主義的辯護。1917~1918年間曾參加德國外交使團，出使日內瓦和海牙。1919年後，他被聘為科隆大學哲學和社會學教授。舍勒一生中曾三次結婚，兩次離婚。1920年，舍勒加入羅馬天主教會，但兩年後又宣佈退出，並開始批判宗教哲學。他於1928年病逝於法蘭克福。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