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國之爭

1913 年教育部召開的讀音統一會審定了六千五百多個漢字的法定國音,制定了國語注音字母,這樣就在漢語發展史上第一次確立了現代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注音字母正式公佈(1918)後的第二年,教育部又推行了根據讀音統一會審定讀音編成的《國音字典》(初1919)的好地推行語。但是在行語的熱潮中許多地方發生了京音教員和國音教員互相爭吵甚至打架的事國語標準音如何統一的問題凸顯出來。 ^[1] 

1920 年8月第六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上海開會時議決“請教育部廣徵各方面的意見，定北京音為國音標準照此旨修正《國音字典》即行頒佈。”於是，“京國問題”大紛爭就這樣展開了。 ^[1] 

“京國之爭”是由民族共同語的語音問題引發的但爭論的內容卻涉及確立民族標準語的方方面面,問題相當複雜。最根本的問題是作為民族標準語的國語究竟應該建立在官話還是京話的基礎上?官話之官音究竟是一種什麼音?它跟京音又是什麼關係?此外,作為一種標準語,它當然應該包含語音詞彙和語法三個方面,可是這三者性質又是不相同的。以京音或國音作為標準音是否也意味着詞彙和語法也要隨之以京話作為標準?就漢字的字音而言,往往又有口語音和讀書音的區別。在歷代的傳統文化中都認為前一種是俗音，後一種則是正音。國語以京音或官音作標準,指的又是哪一種語音?京話有讀書音和口語音的區別,那麼官話呢?官音指的是歷代相傳演變而來的讀書正音,那麼當時口頭上通行最廣的官話,又是一種什麼音?諸如此類的問題,爭論的雙方並不是很清楚,因為問題本身很複雜,即便現在也不敢説已經完全清楚。 ^[1] 

“定北京音為國音標準”,是南方京語派提出來的。但就文獻資料看,京音國音的討論,主要是在國語派內部展開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劉復、胡適、錢玄同和黎錦熙。 ^[1] 

劉復主張把國語建立在官話書面語(白話文)的基礎上;國語就是“普及的、進步的藍青官話”。 ^[1]  他首先強調“統一國語”,跟“統一天下”不同,後者是“削平羣雄、定於一尊”,而前者則是“消滅一切方言,獨存一種國語”。但是“我們並不能使無方言合而成一語所做的我們所要作的，只是在無數種方言之上造出一種超乎方言的國語來”這種超乎方言的國語怎麼“造”?劉復也有明確的主張，他認為“中國的國語已經有了很好的根基,那就是已經接近全國一致的白話文白話文“從遠處説,是數千年來文言統一的副產物;從近處説,至少也是宋元以來一切語體文字的向心力的結晶”,所以不應該廢棄“這遠自數千年,近自數百年來歷史所構成的國語的根基”。這是“中國語言的“心’”,也是“國人對“語言的心’”的觀念,不應該把它轉移到京語身上去”。由此,劉復認為:他理想中的國語，“只是個普及的、進步的藍青官話”所謂普及是指把從前只是少數人説的官話普及於最多數;所謂進步是説從前的官話,並沒有固定的目標,現在卻需造出一個目標來。 ^[1] 

胡適關於國語本身(即“中國語言的心”)的描述，比劉復要籠統模糊。胡適的意見跟劉復並個完全相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他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説:“我們現在提倡的國語,也有一箇中堅分子。這個中堅分子就是從東三省到四川、雲南、貴州,從長城到長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種大同小異的普通話。這種普通話在這七八百年中已產生了一些有價值的文學,已成了通俗文學一一從《水滸傳》《西遊記》直到《老殘遊記》——的利器,他的勢力,藉着小説和戲曲的力量,加上官場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國語區域以外的許多地方了。現在把這種已很通行又已產生文學的普通話認為國語,推行出去,使他成為全國學校教科書的用語,使他成為全國報紙雜誌的文字,使他成為現代和將來的文學用語——這是建立國語的唯一方法。胡適在這裏所説的通行在從東北到西北西南等廣大地區的“大同小異的普通話”當然就是散佈在北方廣大地區的官話。在這種北方口語的基礎上生髮的口語體文學，即白話文學。而它又使口語的勢力“侵入”其他方言地區。胡適認為把這種“已產生文學的普通話”,推行到全國去,使它成為“現代和將來的文學用語”,這樣就把國語建立起來了。兩相比較,胡適關於國語本身(即“中國語言的心”)的描述,比劉復要籠統。 ^[1] 

錢玄同對“什麼是國語”的回答,跟劉復、胡適明顯不同。他在《理想的國語》一文中説:“國語應該用一種語言做主幹。這種語言若用官話,固然也好,不過我的意見最好還是採用一種活語言,就是北京話······用北京話不但是活的,而且標準易得,師資易求。官話雖然號稱普通話,通行的區域很廣,然而夷考其實,是全無標準的。我們簡直可以説,凡官話都是“藍青官話’。惟其如此,所以在實際上説到官話,大家都隱隱以北京話作為標準······既然如此,則我説以北京話為國語的主幹,即無異於説以官話(或普通話)為國語的主幹。 ^[1] 

劉復、胡適、錢玄同都是在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中極有代表性的人物,從他們的意見中,可以看到京音國音之爭的根本性問題在於我們的民族標準語究竟是以京話還是官話作為基礎。值得體味的是錢玄同一方面明確主張國語應該用北京話作主幹,比用官話要好，方面卻又繞了一個圈子説:“以北京話為國語的主幹,即無異於説以官話(或普通話)為國語主幹。” ^[1] 

明清以來,官話的社會地位是很高的,文人學士心中的官音實際上指的是正統的讀書音。而作為一種活的語言北京話,它的口語音(包括北方官話的口語音)在文人學士眼裏,地位卻是不高的。趙元任在《什麼是正確的漢語》一文中指出:京音之所以身價不高是因為它在演變的過程中發展較快,變化較大，“有些傳統的區分由於有規律的語音演變的結果在北京話裏消失了”,在聲韻調各個方面喪失了中古音類的許多區別,文人學士從正統的繼承文化學術傳統、保存文化遺產的角度出發,當然會維護從切韻系統一線相傳發展下來的讀書音、官韻，而看不起，貶低一般老百姓説的口語音。當時,知識界的讀書人崇尚的是官音,即傳統的讀書正音,1913 年讀音統一會之所以會制定出這樣一個“兼顧南北,牽合古今”的國音系統和注音字母來,也是理所當然的。 ^[1] 

但是,這種參照《切韻》制定的國音(官音)系統是一種“人造國音”,趙元任説過:1922 年他在美國哈佛大學教的就是這套音，當時“這種給4億5億或6億人定出的國語只有我一個人在説”。 ^[1] 

迫於各地的抗議甚至抵制，國民政府教育部為此修改了 1919年初版根據讀音統一會對字音的審定而編著的《國音字典》,但在《校改國音字典》(1921)的訓中仍然説： ^[1] 

查讀音統一會審定字典,本以普通音為根據。普通音即舊日所謂官音。此種官音,即數百年來全國共同遵用之讀書正音,亦即官話所用之音,實具有該案所稱通行全國之資格,取作標準,允為合宜。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較最多故北京音在國音中佔極重要之地位;《國音字典》中所注之音,什九以上與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者,即以此故。惟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與普通音不合，且與北京人讀書之正音不合,此類土音,當然捨棄,自不待言。 ^[1] 

一直到1932年“老國音”早已調整為“新國音”了,在出版根據新國音”注音的《國音常用字彙》時仍然在正文前的“説明”中重申: ^[1] 

國音就是普通所謂官音。這種官音本是北平音,元周德清之《中原音韻》即用此音;明之官書《洪武正韻》以《中原音韻》為藍本,故也以此音為根據。它靠着文學與政治的力量,向各地推行,600 年來早已成為全國的標準音了。 ^[1] 

國語羅馬字成為官方方案後，“國羅派”雖然積極宣傳和推行國語羅馬字,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國語羅馬字自始至終未走出精英圈子。1937 年抗戰全面爆發,在內憂外患的社會背景下，這一方案几乎銷聲匿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