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尹

秦代置內史，掌治京師。漢代沿置。 ^[1] 

西漢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右內史置（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分原右內史東半部為其轄區。職掌相當於郡太守。因地處畿輔，故不稱郡。為“三輔”之一，治長安縣（今西安市西北），轄境約當今陝西秦嶺以北、西安市以東、渭河以南及河南靈寶市西部地區。 ^[2]  “京兆”與“京師”意同，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因為是天子所居，大眾所聚，故稱“京兆”。《春秋公羊傳·桓公九年》：“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又《説文》：“尹，治也，握事者也。”京兆尹即治理都城之官。 ^[1] 

三國魏轄區改稱京兆郡，官名改稱太守。 ^[2] 

後周都關中，置京兆郡，長官複稱京兆尹。隋代沿置。 ^[1] 

唐開元初，升雍州為京兆府，往往以親王領雍州牧。而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並增置少尹，以理府事。 ^[2] 

北宋京兆府置牧、尹、少尹，但不常置。尹缺，則由知府理府事。 ^[2] 

1914年，改順天府為京兆地方，改府尹為京兆尹，1928年廢。 ^[2] 

西漢京兆尹中可知入仕方式者共37人，主要集中於察舉和其他，察舉入仕方式有有道、賢良、篤行、郡文學、明經、茂才、察廉、尤異、少修黃老術、治劇、習文法、賢良方正、舉直言、孝廉、光祿四行、以清行徵用、敦樸、有材行18種，其他方式有博士弟子課試（射策）、軍功、公府闢除、私人薦舉、任子、聲聞梁楚間、皇帝徵召、地方州郡闢除、以高弟入、家世忠孝、納訾、自街鬻、以方技為官13種方式。在這些方式中多集中於明經、察廉、私人薦舉、任子、皇帝徵召分佔統計人8%、9.2%、6.9%、9.2%、12.64%。 ^[4] 

西漢時期中央職官遷入京兆尹者，以諸卿及其屬官最多，佔70.59%，而地方職官遷入京兆尹者則較少。地方職官又以郡守遷入者最多，達15人，其次為諸侯王國相與縣官，再次為刺史遷入者。 ^[4] 

東漢京兆尹入仕方式仍以察舉為主，其中常科主要以孝廉、茂才、光祿四行為主，又以孝廉最多達10人。此時期京兆尹中出現了以圖讖入仕的情況，還有以佞辯、明天文歷數和博聞舊習入仕的，這是東漢京兆尹入仕方式的一個特點。 ^[4] 

東漢京兆尹由中央機構遷入者共13人，其中中朝官最多達10人，佔76.92%，分別為侍中、尚書令、尚書、左僕射、屯騎校尉、討虜校尉、匈奴中郎將。由地方機構遷入者涉及了州郡縣各級，但不見有諸侯王國官吏遷入者。其中以郡守遷入的最多，共有6人，且主要集中於桓帝時期。 ^[4] 

漢代京兆尹的選任與一般郡國守相一樣，都需要經過一個嚴格的選拔過程。總體上來看，東漢由於定都洛陽，京兆尹地區已不再是京畿重地，因而京兆尹的選任也就顯得與一般郡國守相無異。西漢京兆尹的選任則不同，由於京兆尹在西漢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比較特殊的地位，因而西漢京兆尹的選任是國家非常嚴格和慎重的事情。西漢京兆尹的選任既有來自地方的行政官員，也有來自中央的朝官。 ^[3] 

地方官員被選任為京兆尹，見於文獻記載的有刺史、郡國守相和京輔都尉等。西漢由地方官員選任為京兆尹的大都是郡國守相，只有三例不是，而是從刺史和京輔都尉選任的。正如《漢書》記載：“郡國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可見，西漢京兆尹的選任是很嚴格的，它有一個試用期，即“守京兆尹”，合格方可為京兆尹，不合格則被貶黜。由郡國守相出任京兆尹屬於升遷，因為西漢京兆尹的秩級是中二千石，但從史料上看，都不長久，這可能是因為“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刺史的秩級是六百石，京輔都尉的秩級是比二千石，比一般郡國守相還要低，因而由此出任京兆尹也屬於升遷。 ^[3] 

中央朝官被選任為京兆尹，見於文獻記載的有光祿大夫、司隸校尉、少府、丞相司直、大鴻臚、宗正、羲和、大司馬司直、長信少府和宰衡護軍。西漢由中央朝官出任京兆尹的大都是內朝官和九卿之類，或是三公的司直，只有四個例外。在出任京兆尹的中央官員中，光祿大夫是內朝官，秩級為比二千石；少府、大鴻肪、長信少府和宗正屬於九卿之列，秩級為中二千石；丞相司直和大司馬司直，是丞相和大司馬的主要助手，秩級為比二千石，由此出任京兆尹，足見西漢王朝對這一官職的重視程度。四個例外中，兩個由司隸校尉選任，剩下兩個是王莽改制後的官制，分別是羲和和宰衡護軍，其中，司隸校尉秩級是六百石，羲和和宰衡護軍秩級為二千石，由此出任京兆尹，是一種升遷。 ^[3] 

東漢定都洛陽，京兆尹地區已不是京畿重地，因而京兆尹的選任也就顯得與一般郡國守相無異。相對於西漢來説，東漢京兆尹的選任大都是出自有官職的地方官員，但也有來自中央的朝官。 ^[3] 

地方官員被選任為京兆尹，見於文獻記載的有郡國守相、京兆虎牙都尉、屯騎校尉和討虜校尉。東漢時期京兆尹大都是由郡國守相來出任，此時京兆尹的秩級也是二千石，因此由郡國守相來出任京兆尹屬於平級調動。只有三例不是由郡國守相出任京兆尹，分別為京兆虎牙都尉、屯騎校尉、討虜校尉。按東漢時期已經取消郡級都尉一職，建武六年，“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但“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諸曹掾史”。京兆虎牙都尉秩級為比二千石，由此出任京兆尹屬於升遷。而屯騎校尉、討虜校尉的秩級似乎和都尉的一樣，都是比二千石。因為校尉一職始由武帝初置，凡八校尉，秩皆比二千石，這是西漢舊制，東漢似乎沒做改動。因而由這兩個職位出任京兆尹，也屬於升遷。 ^[3] 

中央朝官被選任為京兆尹，見於文獻的有侍中、尚書令和尚書。雖然這些職官均為中央職官，但秩級卻是不一樣的。侍中、尚書令為千石，尚書為六百石，由這些職官出任京兆尹，是一種升遷，因而是“擢”。因東漢定都洛陽，長安雖地位仍很重要，但已遠不如西漢時期，此時中央朝官出任京兆尹，就如同被外放為一般郡國守相一樣。 ^[3] 

西漢京兆尹遷向中央官者共有21人，其中御史大夫最多，共7人，佔1/3。遷向宮官者其次，共4人。遷向地方機構者共15人，以郡守最多，達9人，加上諸侯國守相的2人，計有11人，佔73.33%，其他的出任刺史和都尉。可知，京兆尹遷出機構已經涉及到民政、軍政、監察等方面，可見京兆尹遷出職官無特殊性的要求。 ^[4] 

東漢京兆尹中以郡守遷入者後都位列三公和諸卿。可見，京兆尹乃是一個由地方升任中央的跳板。東漢京兆尹遷出職官中，遷向中央者共有14人，其中中朝官最多，有9人，佔了64.29%。遷向地方機構者較少，僅有2人。 ^[4] 

西漢時，“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京兆尹秩級為中二千石。東漢時，因為“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京兆尹秩級減為二千石。 ^[3] 

唐代，京兆尹初為“從四品上”，景雲二年（711年）加秩為從三品。 ^[12] 

漢代京兆尹按時間順序分為西漢京兆尹和東漢京兆尹，作為職官的京兆尹，在其行使的職能方面，西漢和東漢有很大的不同。西漢京兆尹在西漢王朝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為京師長安及其附近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京兆尹既是地方行政官員，同時也是中央朝官，這些使西漢時期的京兆尹具有參與國家政務的權力。它的秩位也比一般郡國守相的高，“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同時，據《漢書》記載：“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這説明西漢京兆尹還具有一般郡國守相所不具備的特種屬官。因為在西漢時期，全國鹽鐵等事務都是隸屬於中央政府的大司農，而只有三輔地區除外。東漢京兆尹則沒有西漢京兆尹在國家社會政治生活中那麼高的地位。從東漢京兆尹的職能來看，它已經與一般郡國守相沒什麼差別了。東漢京兆尹既沒有像西漢京兆尹那樣參政議政的權力，又沒有那麼多的特種屬官，由於東漢政府“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人税縣官如故事”，對於鹽鐵事務採取下放到地方管理的做法，因而東漢京兆尹可能也具有關於鹽鐵等事務的屬官。但可以肯定的是，東漢京兆尹的屬官和西漢京兆尹的屬官是不一樣的，東漢京兆尹的屬官配置與一般的郡級行政單位已經相差無異了。總之，東漢京兆尹的職能已經和一般郡國守相的職能一樣了。 ^[3] 

西漢京兆尹是京師長安及其畿輔地區的最高長官。因而，它對京畿地區的各方面行政事務都具有管理權。由於京師長安直接歸京兆尹管轄，因此，京兆尹對於發生在京師長安城內的各種事務，便具有一定的處置權。這樣便使西漢京兆尹不僅可以掌握和控制京師長安及其京兆尹地區，而且能夠對這一地區進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同時，維護京師長安及其京兆尹地區的治安秩序是西漢京兆尹的重要職責，因為這一地區是西漢王朝的核心區域，不僅是京師長安的所在地，而且還有三個陵邑，陵邑的管理雖不屬於京兆尹的管轄範圍，但它們都在京兆尹地區，所以作為這一地區的長官，京兆尹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再加之這一地區人口最為稠密，每過幾年就有一大批山東的豪強大姓遷徙過來，因而這一地區的治安狀況至關重要，是京兆尹職責的重要組成部分。 ^[3] 

西漢京兆尹作為直接掌治京師及其附近地區的長官，自其前身故秦內史以來，其在國家政治活動中的地位就非常重要，雖然自周王朝延至秦漢時期，作為畿輔地區最高長官的官職不斷在變化，其性質也由原來的中央職官而轉變為地方官員，職能也在不斷縮小。但直至西漢末期，作為故秦內史職能的主要繼承者——京兆尹，仍具有中央職官的性質，在西漢王朝的國家政治生活中，仍然擁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西漢京兆尹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對國家事務的參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 

東漢定都洛陽，長安不再是京師，因而作為職官的京兆尹的職能基本與一般郡國守相無異，之所以還稱“尹”，是因為“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尹，馮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也就是説，東漢京兆尹除擁有和一般郡國守相相同的職能之外，還必須照看好在其轄區內的西漢帝王陵。 ^[3] 

劉歆（？—23年），中國漢代經學家、校讎學家、目錄學家。字子駿，後改名秀，字穎叔。劉向少子。漢成帝時任黃門郎。河平三年（前26年），受詔與其父劉向校理秘書。劉向死後，歆繼父任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為侍中大夫，遷都騎尉，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哀帝死後，王莽執政，劉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京兆尹，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訂律歷。後因莽殺其子，劉歆謀弒，事敗自殺。 ^[9] 

翟酺，中國東漢學者、經學家。字子超。生卒年不詳。延光三年（124年）出為酒泉太守。羌人反叛，千餘騎兵從敦煌來抄襲郡之邊界，翟酺斬九百首級，羌眾差點被殺盡，威名大震。升為京兆尹。漢順帝即位，拜為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翟酺損省經常用度，年生息四五千萬。屢因災異，多所匡正。所言直切，不避權責。 ^[10] 

韓愈（768年—824年），中國唐代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字退之。又稱韓昌黎、韓吏部、韓文公。憲宗元和元年（806年），韓愈任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後改河南令。元和六年夏，任職方員外郎，後歷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從裴度平準西吳元濟頻亂，任行軍司馬。準西平定後，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正月，因速迎佛，被貶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官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顯職。 ^[11] 

據《漢書》記載：“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這些是一般郡國守相所不具備的特種屬官。 ^{[3]  [13]} 

京兆尹的設置，適應了當時客觀的發展形勢，同時也是貫徹西漢統治者意志的結果。 ^[3] 

以京師長安為中心的京兆尹地區作為西漢王朝的核心統治區，其社會秩序的穩定，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安危，故從這一角度來看，京兆尹的稱職與否，對於西漢的社會穩定影響巨大。作為京兆尹，如果使這一區域得到了妥善的治理，則不僅保證了京師長安及其附近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而且亦從側面配合了西漢王朝的“強幹弱枝”政策，從而保證了西漢的社會穩定。 ^[5] 

同時，京兆尹對西漢社會穩定的影響還表現在西漢王朝不斷地從三輔地區抽調人力，去平定全國各地的叛亂。京兆尹乃至三輔地區作為西漢王朝的核心統治區，充分發揮了其根據地的作用，為加強中央集權，西漢王朝實行陵邑徙民政策，儘可能地將全國的不穩定因素集中到三輔地區，同時又從三輔地區抽調人力，去各地平定叛亂，維護西漢王朝的社會穩定，從這一角度來看，西漢王朝在抽調三輔人力時，京兆尹肯定予以積極配合，從而維護了西漢整個社會的穩定，其對西漢社會穩定的影響亦是顯而易見的。 ^[5] 

京兆尹對於西漢國家政治生活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其可以參政議政等職能，更體現在它為西漢王朝輸送了一大批行政管理人才，其中不乏優秀者，如翟方進等，從而也深刻地影響了西漢國家的政治生活。 ^[6] 

西漢京兆尹通過對京師長安及其京兆尹地區社會經濟秩序的良好治理，從而推動了以京師長安為中心，周圍陵邑縣城為輔的商業帶的形成，不斷增強關中地區的經濟實力，這也從側面配合了西漢王朝所實行的強幹弱枝政策，進而對西漢王朝的社會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 ^[6] 

東漢京兆尹對於東漢王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當羌人叛亂幾乎涉及到整個雍州地區時，京兆尹能夠在東漢朝廷的統一調度下，聯合右扶風和左馮翊，維護東漢王朝在整個三輔地區的統治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並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擴散其影響力，直至影響到整個三輔地區，成為東漢王朝在關中地區維護其政治統治的重要官職。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