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杜南

在瑞士蘇黎世某處的蒼松翠柏間，聳立着一座白色的大理石紀念碑，碑上正面的浮雕是一位白衣戰士，他正跪下給一個瀕於死亡的傷兵喂水；碑的背面刻着幾行字：讓·亨利·杜南，1828-1910，紅十字會創始人。

1828年5月8日，亨利·杜南出生在瑞士日內瓦一個富裕家庭，他的父親讓·雅克·杜南是個銀行家兼任救貧收容局督導員，負責管理孤兒院，母親篤信宗教。

杜南生長的年代正是人道主義思想在歐洲蔓延的時代，從小隨母親到貧民窟救助窮人，杜南天性中的慷慨被不斷放大。七八歲時，杜南曾親眼目睹身戴鐐銬的囚犯在戒備森嚴的看管下裝卸貨物，他深深為之觸動，發誓要在有生之年讓這些犯人獲得自由。當時人們最關注人道問題，如廢除死刑、改革監獄、勞工立法等，而傳教士們則宣傳普渡眾生。成年後，杜南加入了基督青年會，把業餘時間都花在了訪貧問病的活動上。每逢星期日，人們都能看到杜南進出日內瓦監獄，他給犯人送去書刊，並安慰他們……1853年，26歲的杜南子承父業，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開始了商人和銀行家的職業生涯。在這段時間，杜南目睹了奴隸貿易和奴隸制的殘酷，反對奴隸貿易的《湯姆叔叔的小屋》是他最愛讀的書。然而，誰也不會想到，數年之後，這個富豪家庭出身的商界新星，會把所有熱情和精力都傾注到一項與己無關的事業上，竟使自己變得一貧如洗；但也正因為這項“與己無關”的事業，他得到了全人類的尊敬和愛戴。

年青時他亦致力於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工作，還成立了日內瓦支會。26歲杜南開始進入企業工作，遊歷了北非與西西里，這給他帶來了一些財富與企業經營的經驗。之後他乾脆自己在阿爾及利亞成立公司，打算經營自己的事業。為了取得土地與水權，他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倫巴底，打算直接向正在當地率軍打仗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提出申請計劃。就在1859年6月24日，他途經蘇法利諾，正好遇上法國、薩丁尼亞聯軍正在對奧地利作戰，雙方死傷慘重，戰場上都是無人照顧的傷兵。杜南先生親眼目睹該慘狀，為傷兵乏人照顧、輾轉致死而感到震撼。因此他自願地組織一支平民隊伍，在近四萬具屍體中搶救傷患，為無數受傷士兵給予基本醫療，並且自費購買必要的物資。

後來，他寫了Un Souvenir de Solferino（《索爾費裏諾回憶錄》，1862年11月8日出版），當中建議設立一個民間中立的救援組織，以便在戰爭發生時，能及時救助在戰場上受傷的傷兵。出版後，杜南周遊歐洲各國來推展他的想法，他的提議得到了法國大作家雨果的聲援，甚至連拿破崙三世都贊同他。後來日內瓦公共福利協會主席古斯塔·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注意到了這本書，並在1863年2月9日的會議中提出來討論。隨後他們組織了包括杜南與莫瓦尼埃在內的五人小組來開始進行研究杜南的構想的可行性。同年十月，瑞士贊助了一個國際會議以討論實行杜南的想法的方法，共有16個國家參與了這次的會議。在1864年有12個國家簽署了該文件，成為國際紅十字會和首個日內瓦公約的基礎。

杜南後來都在忙着紅十字會與其它的人道救護事業，還推廣成立類似世界圖書館的機構，因此沒空管理自己的企業，而且最後那個水權也沒拿到，因此在1867年宣告破產。由於他的公司牽涉太多人，此後他在日內瓦已經沒有朋友，甚至連莫瓦尼埃都在想盡辦法搶取杜南應得的名利。因此他把自己關入了與世隔絕的生活中。直到1890年一個教師在一個叫海登的小鎮發現了他，才喚起世人一點注意，但隨即又無聲無息。1895年杜南在海登所住的一個療養院附近又再度被一位記者發現，這次世界各地遲來的褒獎紛紛而至，包括提名他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1901年，他和弗雷德裏克”帕西（國際和平聯盟和各國議會聯盟創辦人）同獲首屆諾貝爾和平獎。關於其得獎有些爭議，紅十字會的創始來自杜南，可是他竟然被遺忘了。有些人建議他應取醫學獎，因為那是紅十字會的基本貢獻。雖然晚期的杜南很貧窮，但是他一直沒有動用諾貝爾獎所提供的獎金，最後他把大部分的獎金捐給了挪威與瑞士的慈善事業。

1895年9月，聖加侖《東部瑞士人》報主編Georg Baumberger撰寫了一篇文章記述一個月前在海登遇到的這位國際紅十字會創始人。這篇名為“Henri Dunant, the founder of the Red Cross”（亨利·杜南，紅十字會創辦人）的文章見報後被歐洲各國報刊不斷轉載，引起轟動，杜南重新得到人們的重視與支持。他獲得了瑞士Binet-Fendt獎和天主教教宗利奧十三世寫來的信。由於來自俄國沙皇寡婦瑪麗亞·費奧多蘿芙娜的支持及其它捐助，他的財務狀況得到大大改善。

1897年，當時在斯圖加特擔任教師的魯道夫·米勒寫了一本關於紅十字會起源的書，對官方記述作出更改以強調杜南所起的作用。該書還附上了《索爾費裏諾回憶錄》。杜南開始與貝爾塔·馮·蘇特納通信，並撰寫大量文章與著作。他尤其積極撰寫女權文章，1897年還幫助僅在布魯塞爾有過短暫活動的“綠十字”女性組織。

1901年，杜南和法國人弗雷德裏克·帕西獲得了首屆諾貝爾和平獎。 ^[1] 

1910年10月30日，杜南在海登逝世，終年82歲。他在遺囑中決定把他遺產的大部分捐贈給挪威和瑞士的慈善團體。同年，亨利·杜南獲俄國託木斯克帝國大學（現託木斯克國立大學）名譽教授。

他的父親讓·雅克·杜南是銀行家兼任救貧收容局督導員，負責管理孤兒院，母親篤信宗教。當時的人們最關注人道問題，如廢除死刑、改革監獄、勞工立法等，而傳教士們則宣傳普渡眾生。

杜農特及其一家人深受這一時代思潮的影響。杜南18歲就加入賑濟協會，業餘時間都用在訪貧問病的活動上。

1859年，杜南為恢復法籍公民身份，並陳述他對開發阿爾及利亞的設想，決定前往意大利北部晉見正在那裏指揮作戰的法皇拿破崙三世。

1859年6月25日，途經索爾費裏諾，他目睹了極其悲慘的戰後情景。剛剛結束的法奧之戰把4萬多死傷的士兵遺棄在這裏，傷兵們都在烈日蒸曬下呻吟嚎叫。他立即動員組織當地的居民（包括醫生和護士）收容和安置4千多名傷兵，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救護和治療。

杜南返回日內瓦後，着手寫他的名著《索爾費裏諾回憶錄》，並於1862年11月自費出版，分別送給他的朋友和歐洲各國的君主和政治家。

杜南在書中提出兩項重要建議：

一、在各國設立全國性的志願的傷兵救護組織，平時開展救護訓練，戰時支援軍隊醫療工作；

二、簽訂一份給予軍事醫務人員和醫療機構及各國志願者的傷兵救護組織以中立地位的國際公約。英國的南丁格爾女士覆信積極支持他的建議。

日內瓦公共福利會的成員為杜南的著作所感動，決定把他的建議付諸實施。1863年2月9日，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的五人委員會在日內瓦成立，瑞士陸軍總司令杜福爾將軍擔任主席，杜南擔任秘書，其他三位成員是：莫瓦尼埃律師，阿匹亞醫生、莫諾瓦醫生。五人委員會倡儀在日內瓦召開一次國際會議，研究戰地傷兵保護的方式和方法。為此，杜南到處奔走，行程3千多公里，遊説他的主張，最終得到了各國的廣泛支持。

1863年10月26日至29日，16個國家的36名代表在日內瓦雅典宮召開預備會議。會議決定：敦促各國建立傷兵救護委員會。不僅救護傷兵的機構和人員應該中立化，就是傷兵本人也應中立化。採用白底紅十字臂章作為志願救護人員的識別標誌。

1864年8月8日到22日，瑞士聯邦委員會和法國政府聯合召集日內瓦外交代表會議，其中有12名特命全權代表。經過辯論，會議通過了國際委員會起草的《關於改善戰地陸軍傷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

1867年，第一屆國際紅十字大會在巴黎舉行，作為國際委員會的代表，杜南在會上首次提出1864年日內瓦公約所採納的人道主義原則應擴大適用於戰俘。1871年，由於他經營的公司破產，使他負債累累。在此後的12年裏，他簡直成了流浪漢，經常睡在亭子間或公園裏，貧病交加，受盡了折磨，最終於1892年住進海登地區醫院而不被人知曉。在那裏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18年。

1895年，一位新聞記者去海登醫院採訪，無意中發現了杜南，並得知他就是紅十字會的創始人，於是在報上作了報道。這篇報道轟動了全世界。瑞士聯邦委員會頒發特獎，表彰杜南的行動"促進和平與團結"。莫斯科國際醫學大會也為他頒獎，頌揚他為受苦人民所作的貢獻。

許多國家的紅十字會急切希望接納他為會員或擔任名譽會長。

1895年，杜南參加了婦女裁軍大同盟活動。1901年，挪威政府授予他首屆諾貝爾和平獎，但杜南未能去領獎，因為那時債主還在向他逼債。1910年10月30日，杜南在海登逝世，終年82歲。他在遺囑中決定把他遺產的大部分捐贈給挪威和瑞士的慈善團體。

1901年，他和弗雷德裏克·帕西（國際和平聯盟和各國議會聯盟創辦人）同獲首屆諾貝爾和平獎。關於其得獎有些爭議，但本着諾貝爾本人將獎項發給個人的遺願，最終杜南得以獲獎。在諾貝爾委員會上支持杜南的挪威軍醫Hans Daae成功將杜南的10.4萬瑞士法朗獎金存在挪威銀行，以避免被杜南的債主拿去。在杜南的餘生中，他一直沒有動用這筆獎金，最後他把大部分的獎金捐給了挪威與瑞士的慈善事業。

1948年，也即杜南逝世之後的第38年，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協會執行委員會建議，各國紅十字會應儘量選擇杜南生日（5月8日）作為世界紅十字日。同年舉行的協會第二十次理事會議正式批准這一建議。此後，每年5月8日，國際紅十字組織和各國紅十字會，都要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既是慶祝世界紅十字日也是紀念杜南這位世界紅十字運動的偉大創始人。

紀念亨利·杜南150週年活動。2009年6月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150週年的紀念活動期間，索爾費裏諾戰役原址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的紅十字和紅新月標誌處處可見，數十個紅尖頂的白色巨大帳篷內，不同膚色、不同國籍、説着不同語言的年輕人聚集其中，參加主題為“青年人在行動”的第三屆世界紅十字與紅新月青年大會，回顧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的歷史和當前人道主義事業面臨的嚴峻挑戰，交流經驗並接受培訓。來自中國香港的蕭景威對新華社記者説：“大會為我們提供了

與不同國家的人交流的機會，組織了緊急救護等培訓，非常有意義。”

22日到26日，12名不同國籍的人道志願者從日內瓦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總部出發，進行了一場不同尋常的500公里接力長跑。他們沿着杜南150年前的足跡，穿過他路過的主要城鎮，最後抵達索爾費力諾。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參與者在女兒的陪伴下衝過終點後對新華社記者説：“雖然女兒不能跑完所有的路程，但在索爾費裏諾，我們一起重走了當年亨利·杜南走過的路線。”

27日晚8時，紀念索爾費裏諾戰役和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150週年的盛大“火把遊行”開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近萬名青年代表、人道主義志願者及工作人員和村民們一起，從索爾費裏諾山頂古堡出發，沿着當初杜南和村民從戰場運送傷兵前往卡斯蒂廖內的路線行進。夜空下，一條火把長龍綿延伸展，人們手擎帶有紅十字標誌的火把，在8公里長的行進中，想象當初杜南在沖天炮火下救助傷員的場景，體會首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獻身於人道主義事業的無私和偉大，表達對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的支持。

夜深人散，小鎮索爾費裏諾又復歸平靜。150年前那場血腥戰役的硝煙早已散盡，而從中誕生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已經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人道主義網絡，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以及各國紅十字會的數千萬訓練有素的志願者在世界各地展開救助行動，其中過半是青年人。

28日，200名青年志願者將從索爾費裏諾出發，沿着杜南返鄉的路線，前往日內瓦聯合國總部，提交大會宣言，呼籲世界各國共同參與國際人道主義組織發起的“共同的世界，你我的行動”大型活動，並積極投身人道主義行動。

150年後的今天，世界所需要的人道主義行動絲毫不比當年少。

杜南的話言猶在耳：“我們必須衷心地向各個國家、各個階層的人們發出呼籲，無論是偉人們還是最貧困的勞動者。因為所有的人都能在各自的領域裏，用不同的方式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來幫助開展慈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