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培根

姓名：亨利·培根

性別：

國籍：美國

出生地：美國印第安納州

職業：建築師

代表作：林肯紀念堂

亨利·培根同時在許多方面都才華橫溢。例如：評估規劃所需時間和建築物成本預算的可靠性，建築的審美，功能以及科技品質，還有公眾和專家對他的建築物的普遍接受。他最值得稱頌的優點之一是他那種把日益增加的日常（設計）工作與一種不破滅的建築幻想相結合的才能，伴隨他那形式上的美感持續性，我們可以這麼説，這種才能是建築師亨利·培根的個人寫照。

亨利·培根在1983年拉·維萊特公園設計競賽中的勝出成就了他的第一個重要的設計，並且讓他得以能繼續那些在《曼哈頓手稿》和《電影劇本》中的設計研究，這個公園的景觀規劃、空間序列產生了另類的社會活動，這些活動挑戰了巴黎大型城市公園傳統的功能價值。

從1983年起亨利·培根就開始投入到一系列競賽和建設項目中去，1986年的東京國立劇院設計就延續了在“曼哈頓手抄本”中的研究，引入了從實驗性舞蹈和音樂獲得靈感的技術，向對空間的慣常感知提出了挑戰。在1990年“玻璃影像畫廓”的設計中，透明玻璃牆，傾斜的地板產生了強烈的混亂感，傳統意義上的牆、內部空間、外部空間、地平線的關係統統披打破。在城市中的設計方案，例如1992年的藝術傳媒中心和1995年的建築學校，這兩個項目都在1999年完成，都運用了大空間來挑戰傳統的建築次序和公認的使用功能。藝術傳媒中心運用的手法是充分和J用現存的建築屋頂與後加建的傘狀屋頂之間的空隙，形成了斜坡和窄小的通道。這塊地方屈米稱之為“中間存在”。而對純粹的形式和風格的否定表現在1989年的ZKM藝術與傳煤技術中心的設計競賽中，在這個設計中一個大型中庭被壓縮在一個建築之中。

在1988年Kansai機場設計競賽、洛桑橋樑城市和1989年Bibliothequede法國設計競賽中，交疊程序在建築重組中的應用得到了很好的試驗。在Bibliothequede法國設計競賽中一個很鮮明的主題就是建造一個大型公共流通廓道和一個屋頂健身場所，這個健身場所與圖書館系統裏的高層樓板相交叉，這樣健身系統和文教系統就可以共存而不互相干擾。

林肯紀念堂，美國華盛頓（1919～1922年）

建築師：亨利·培根

林肯紀念堂由美國建築師亨利·培根設計，坐落在摩爾林蔭大道末端的一處人造高地上，面積為2200平方米，對面是華盛頓紀念碑。紀念堂吸取了古希臘神廟的傳統手法，四周有36根大理石的多立克式柱子圍繞，象徵林肯時期美國的36個州。雖然平面似古希臘神廟，但沒有通常希臘神廟的山花，而是一個團進去的屋頂層，放在古典柱式的頂部。

紀念堂內部用排列柱將平面劃分為一個主廳和兩個側廳，側廳內牆壁上繪製了表現林肯一生中最顯著成就和重要事件的壁畫。整個紀念堂的高潮是正對入口位於主廳中央的林肯雕像。在從入口到雕像這一縱向序列的引導下，人們會感受到氣氛的莊嚴。爾後人們會漸漸看清這尊在散射入室的陽光照射下表情嚴肅的林肯雕像，林肯雕像的佈置和縱橫方向巧妙的序列引導形成了莊嚴肅穆的氣氛，這是這座紀念建築設計上的傑出手筆。

在他作為建築師、理論家和教育家的職業生涯中，亨利·培根的作品重新定義了建築在實現個人和政治自由中的角色。自20世紀70年代起，亨利·培根就聲稱建築形式與發生在建築中的事件沒有固定的聯繫。他的作品強調建立層次模糊，不明確的空間。在亨利·培根的理念中，建築的角色不是表達現存的社會結構，而是作為一個質疑和校訂的工具存在。

l968年5月經歷的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運動促使亨利·培根在20世紀70年代初任教AA建築學院時是成立了工作室和研究會，在那一背景下他將電影藝術、文學理論與建築相結合，發展了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者諸如R．Barthes和M．Foucault等學者的研究工作，為的是重新審視建築承擔的責任和加強建築對文化的表達。這個理論在他的建築實踐中以兩條線索來展開：一是揭露建築次序與生成建築次序的空間、規劃、運動之間的傳統聯繫。二是創造空間與空間中發生的事件的新聯繫，方法是通過變形、疊印和交叉程序。

亨利·培根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作品是他在AA建築學院所教授課程的總結，這些設計包括《電影劇本》(1977年)，《曼哈頓手稿》(1981年)等。他對蒙太奇技術的運用向當代其他僅在形式上追求蒙太奇效果的建築師發起了挑戰。在亨利·培根的專著中他用對後結構主義以及自由主義者，左翼分子政治文化革命夢想失敗的揭示來回應當代建築的固有理念，並聲稱它已經走向終結。例如，超級工作室，後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已經開始創造諷刺性的、不現實的作品，又如1969年連續紀念碑，就是對現存建築文化的批評與反設計，它就預示了建築對城市、對文化影響力能力的終結。亨利·培根則試圖在這場終結遊戲中讓自己的作品處於一個提供可能性的地位。

後現代的理念——即地域性，以及形式、使用社會價值的分離——正在消失，作為對這一現象的迴應，亨利·培根的設計研究激發了一個敍述性的氛圍，促使事件在建築內部自我組織，儘管他的結論是事件和空間在本質上毫無聯繫。他將自己的作品與傅考特（法國哲學家），結構主義的代表，著有《理智的考古學》、《監獄的誕生》、《狂喜的歷史》等的理念相結合，這一理念認為城市中的建築羣不應僅從使用好壞的角度來評價，而是從它們之間是否產生不利的影響來評價。這樣屈米的作品在行為學上就有了明顯的動機。

建築使用的自由度也大大加強，因為認識的擴大代替了存在的擴大。通過重新組合序列、空間和文化氛圍，亨利·培根引導使用者自發革命性地使用他所提供的空間。

亨利·培根一直在反抗千百年來建築師傳統的設計方法，那就是從幾何學形態上來設計立面或者平面。通過組織事件的方法，他的設計往往暗示了一種較之慣常的生活更有效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僅僅從美學和象徵手法出發。建築的責任從提供功能空間轉向了組織社會活動。

亨利·培根對建築批判性的理解至今仍是他設計實踐的中心思想。沒有事件發生就沒有建築的存在，他的設計永遠是提供了充滿生命力的場所而不是重複已有的美學形式。這樣建築就成了一個受設計概念、城市地形和規劃所界定好了的“情景構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