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亞當斯

1838

2月16日出生於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與艾比蓋爾·布魯克斯·亞當斯所生的第三個兒子，約翰·亞當斯總統的曾孫，約翰·昆西·亞當斯的孫子。亨利兒童時代經常去約翰·昆西·亞當斯在昆西市的家中度暑假。

1854-1858進入哈佛學院。為《哈佛雜誌》寫稿件，積極參與戲劇演出活動。畢業的時候是“班級雄辯家”。

1858

9月29日，跟其他幾名畢業生一起乘船參加傳統的“歐洲豪華遊”，10月9日到達利物浦。10月22日到達柏林後，作為民法系學生進入柏林大學。之後轉入一家德語中學，寫了一篇文章講述冬天在那裏的經歷（1947年10月發表在《美國曆史評論》上）。

1859

4月份，在德累斯頓恢復民法學習，並在德累斯頓一直生活到1860年4月。其間遊覽澳大利亞和德國各地，並跟姐姐路易莎·庫恩一起去意大利北部旅行，之後獨自去了羅馬。

1860-1861

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旅行，一直到6月。布爾蘭軍隊投降後，立即採訪意大利愛國者加里波第。在《波士頓信使報》上發表意大利旅行記。10月份回到馬薩諸塞州昆西市。12月份，以其再次入選國會議員的父親的私人秘書的名義陪同去華盛頓。自12月至1861年3月中旬充當波士頓《每日廣告商》派駐華盛頓的記者。撰寫《1860-1861年大蕭條的冬季》（發表在1909-1910年期的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會報》上）。

1862-1863

5月1日乘船前往英國。充當其父私人秘書，在此期間，林肯派其父親充當美國駐英國的公使，直到其父於1868年辭職。自1861年6月至1862年1月，充當《紐約時報》駐倫敦記者，其間報道了英國人對美國內戰的反映。1862年12月，其父派亞當斯作為特別信使去丹麥王國。1863年8月與其15歲的弟弟布魯克斯一起遊歷蘇格蘭及斯蓋爾島。

1864-1866

對倫敦社會感到越來越格格不入。跟母親、姐姐及弟弟在歐洲大陸旅行。回到倫敦；發表未署名的學術文章。

1867

在《北美評論》上發表《約翰·史密斯上尉》，指出，弗吉尼亞人制造出來的那個偶像杜撰了波卡洪塔絲救了他一命的故事。另外還發表了《1816年的英國金融》和《英格蘭銀行限制條款》，後者認為發行不可兑換紙幣徒勞無益。

1868

在《北美評論》上發表長篇書評，評述查爾斯·萊耶爾爵士的《地質學原理》第十版，向當時流行的冰川作用學説和達爾文進化學説提出挑戰，認為“本質上無法求證”。7月份跟父母一起回到美國，開始在華盛頓當政論新聞記者和自由撰稿作家，並充當遊説人，支持貨幣改革、自由貿易和建立文官制度。年底偶爾向紐約《民族報》投稿。

1869

在《北美評論》上發表《會期》與《文官制度改革》，抨擊國會附庸特別利益集團，依附政黨分肥制。在《愛丁堡評論》上發表《1865-1869年的美國金融》，該文批評當時出現的金融應急手段。繼續在《民族報》上發表短小文章，一直到1870年。

1870

（在弗朗西斯·沃克的協助下）發表《法定貨幣法》，猛烈抨擊立法部門及其支持者艾爾布里奇·斯波爾定，在《北美評論》上發表另一篇《會期》文章批評國會。亞當斯去英格蘭旅行度假，但很快又返回巴格尼迪魯卡他姐姐路易莎的牀邊，後者於7月13日死於破傷風。此事在亞當斯心裏留下了經久不退的印象，讓他明白了自然對人類苦難的冷漠。哈佛學院新任院長查爾斯·艾略特任命他為歷史學副教授。他開始教授中世紀英語及歐洲歷史，後來，他還添加了美國曆史方面的課程。參與《北美評論》的編輯工作，在接下來的七年時間裏，他為該雜誌寫了兩篇論文和二十多篇書評。最終在《威斯敏斯特評論》上發表了哄動一時的揭露文章《紐約黃金密謀》。此後不再使用中間的名字布魯克斯。

1871

與哥哥小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共同發表《艾裏書簡》，是其早期發表的文章合集。到遠西旅行，在那裏遇到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克拉倫斯·金。之後金很快帶他進入跟調查局相關的科學界和史密森學會。

1872-1873

6月27日，亞當斯與瑪麗安·（克魯瓦）·胡柏結婚，她是已退休的醫生羅伯特·威廉·胡柏的女兒。胡柏是波士頓市名人，也是長時期的鰥夫。7月9日，他們乘船去英國、歐洲大陸和埃及旅行結婚。亞當斯恢復了與羅伯特·康利夫爵士、查爾斯·米爾尼斯·加斯凱爾、弗朗西斯·帕爾格雷夫和托馬斯·伍爾納之間的友誼，並拜會了眾多歐洲名人。1873年8月回到波士頓。

1876

發表《盎格魯—撒克遜法律散論》，裏面包含他自己的文章《盎格魯—撒克遜普通法庭》及他的三位博士生的文章。在《北美評論》上發表《拉選票的無黨派者》，敦促共和黨人脱離保守的常設黨團。該文冒犯了出版商，並導致亞當斯與《北美評論》雜誌中斷聯繫。12月，亞當斯在洛威爾學院發表講演：《婦女的基本權力》。

1877

接受整理托馬斯·傑佛遜的財政部長阿爾伯特·傑拉定的論文的工作，之後辭去哈佛教職。亞當斯是國務卿伊瓦茨的朋友，因此可以隨意翻閲國務院檔案，發表《與新英格蘭聯邦制相關的文件》，為約翰·昆西·亞當斯推行的反聯邦黨人政策進行辯護。

1879

發表《阿爾伯特·傑拉定生平》及《阿爾伯特·傑拉定作品集》。與詹姆斯·卡麥龍默隆議員及其妻子伊莉莎白建立友誼，也結識了亞伯拉罕·林肯的前任私人秘書約翰·海依。形成“五人密友圈”。亞當斯的妻子主持密友沙龍，吸引了很多朋友，包括政界要員及外國使節和訪問者。亞當斯開始結識一大幫美國總統。

1879-1880

在歐洲旅行，同時調研倫敦、巴黎和馬德里的檔案，準備撰寫傑佛遜和麥迪遜執政時期的美國曆史。匿名發表《民主：一本美國小説》，該書因為描述了華盛頓的政治腐敗而在美國和英國廣為閲讀。

1884

化名弗朗西斯·斯諾·康普頓發表《艾舍爾：一本小説》。亞當斯和海依開始在面朝華盛頓拉法耶廣場的H大街修建住所。房子由亞當斯的大學同學亨利·哈勃生·理查德森設計。在熟人中間散發了六本《托馬斯·傑佛遜及詹姆士·麥迪遜執政時期的美國曆史》的第一部分，是私下印刷、供評論用的。

1885

散發六本《托馬斯·傑佛遜及詹姆士·麥迪遜執政時期的美國曆史》的第二部分。亞當斯的岳父胡柏醫生於4月去世。12月6號，亞當斯的妻子瑪麗安自殺。之後不久，他搬進H大街1603號剛剛完工的房子。

1886

委託美國雕塑家奧古斯塔·聖高丹在洛克裏克公墓為瑪麗安·亞當斯的墓地製作青銅雕像。從6月到10月，亞當斯跟畫家約翰·拉法格一起去日本旅行。11月21日，亞當斯的父親在昆西市去世，享年79歲。

1888

散發六本《托馬斯·傑佛遜及詹姆士·麥迪遜執政時期的美國曆史》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直接根據手稿照排。）亞當斯第一次訪問古巴。跟英國朋友羅伯特·康利夫一起在遠西進行環形旅遊。

1889

查爾斯·斯克里布納父子公司出版《托馬斯·傑佛遜及詹姆士·麥迪遜執政時期的美國曆史》頭兩卷的普通版（1890年再版幾卷；最後的三卷和《史學札記》於1891年出版）。6月6日，亞當斯的母親在昆西市去世，享年81歲。亞當斯越來越多地依賴與伊莉莎白·卡默隆的友誼。

1890-1892

亞當斯與約翰·拉法格一起去夏威夷、薩摩阿、塔西提、斐濟、澳大利亞和錫蘭旅行，從1890年8月至1891年9月。在從錫蘭出發的航程上寫作《佛陀與婆羅門》一詩（1915年10月發表在《耶魯法學評論》上）。在法國與伊莉莎白·卡默隆重聚。1892年2月3日離開英國回到美國。

1893

與弟弟布魯克斯開始智力合作，布魯克斯激進的《文明與衰退的法則》於1895年出版。私人印刷《塔西提島最後的女王瑪勞·塔羅阿回憶錄》。兩次造訪芝加哥的哥倫比亞世界博覽會，該建築羣在他看來透露出藝術與建築的復興希望。

1894

12月，將預言科學歷史發展的主席演講稿寄給美國曆史學會年度會議，供缺席宣讀（《歷史趨勢》，發表於《1894年美國曆史學會年度報告》）。2月至3月跟克拉倫斯·金一起遊覽古巴。7月至9月與約翰·海依一起旅行至黃石公園和泰坦斯。1894年12月至1895年4月與錢德勒·哈爾一起遊歷墨西哥與加勒比島。

1895

在亨利及安娜·洛奇的陪伴下，亞當斯第一次開始系統研究諾曼底教堂及蒙特·聖米歇爾的哥特式建築。

1896

為卡默隆議員準備《承認古巴獨立》，發表在《議員報告》中。4月，跟卡默隆夫婦一起去墨西哥。5月至10十月跟海依夫婦一起遊歷歐洲。

1897-1898

長期居留海外，主要在倫敦、巴黎、埃及（與海依夫婦）、土耳其、希臘、巴爾幹半島、維也納。6月至11月在英國。跟亞當斯在英國的謝倫登德林參觀期間，海依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此前自1897年3月起任美國駐英國大使。

1899

跟洛奇一家遊歷意大利和西西里。6月至1900年1月住在巴黎。（1911年以前，每年都在巴黎住一陣子；1908年是伊迪絲·沃頓朋友圈中的成員。）

1900

參觀巴黎博覽會，對發電機大廳特別有印象。寫作詩歌《向莎特爾貞女的祈禱》，其中包括“給發電機的祈禱”（1920年發表在馬貝爾·拉法格《給一個侄女的信件》中）。

1901

修訂並擴充塔西提回憶錄，取名《阿伊·泰邁回憶錄》，供私人閲讀。7月至8月與洛奇一家遊歷貝魯特、維也納、華沙、莫斯科及聖彼得堡，之後，9月份獨自一人前往瑞典及挪威。

1904

私人印刷《蒙特·聖米歇爾與莎特爾》。在《克拉倫斯·金回憶錄》中發表論述克拉倫斯·金的一章。春季，陪同國務卿約翰·海依參加聖路易博覽會的開幕式。

1907

2月，散發《亨利·亞當斯的教育》私人版，裏面包含《歷史動力説》及《加速度法則》的雛形。將該書送往評及的一些人，供修訂用，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和亨利·凱波特·洛奇、加斯凱爾、羅斯福和斯特林堡等人。

1908

編輯《約翰·海依信札及日記摘抄》，但亞當斯將最後的工作交由海依的遺孀完成，結果名字都壓成了縮寫。

1909

寫作《應用在歷史中的周相法則》，在該文中再次闡述了科學歷史學的理論，現在是將這個理論建立在約西亞·吉布斯的“周相法則”的一個類比基礎上。“周相法則”包含在吉布斯《論相異物質的均衡》一文中。

1910

印刷並向大學圖書館和歷史學教授散發小卷本的《致美國曆史學教師的一封信》，倡導熱力學第二定律和熵理論基礎上的歷史説。

1911

發表《喬治·凱波特·洛奇生平》，該書是應洛奇夫婦的要求寫作的。

1912

散發《蒙特·聖米歇爾及莎特爾》私人版的第二版，這次經過了少量修訂。4月至7月下旬，因為腦血栓而偏癱。

1913

授權美國建築學會出版拉爾夫·亞當斯·克蘭姆編輯的《蒙特·聖米歇爾及莎特爾》普及版，並由霍夫頓米夫林公司發行。預售破了出版商的紀錄。

1913-1914

再次去法國度夏，先在巴黎北部鄉間的馬裏沃堡，之後去了古貝丹堡。僱請樂師愛琳·童為秘書兼陪護，並熱情投入對中世紀歌謠的研究與表演。

1914-1918

戰爭年代，在H大街1603號的午間早餐桌上主持清談會，逗笑侄女、“自願侄女”及權貴人物和外國使節。

3月27日在華盛頓去世，享年80歲。埋在洛克裏克公墓他妻子旁邊。《享利·亞當斯的教育》的第一個普及版出版。布魯克斯·亞當斯在《民主教條的墮落》（1919）一書中收錄了亞當斯的《歷史的趨向》、《應用在歷史中的周相法則》和《致美國曆史教師的一封信》。1919年，亨利·亞當斯去世後，《亨利·亞當斯的教育》獲普利策獎。 ^[1] 

這是一本神秘的書。是一本自傳，但這本自傳又從作者的過去抹去了他的思想最精細的勞作與他的心靈最深刻的痛苦。在這本書的字裏行間，找不到亨利·亞當斯的歷史，也沒有瑪麗安·亞當斯的自殺經歷。這本書濃縮了一個人的一生，但同時又擴充了一個生命，幾乎到了荒唐的程度。跟歌德一樣，亞當斯相信，他所屬的那個文化跟他本人一樣蒼老了。他代表了十八世紀的美國，也代表着二十世紀的美國，至少他是這麼看的吧，但是，對於這樣的一項責任，他向來都感到迷惑不解。（“一分鐘一個世紀。”）把一個人與一個國家如此緊密地合併在一處，這多少有些誇大其事，但又是很可原宥的，因為這樣的合併給人帶來更多的是負擔和束縛。亞當斯是所有美國人當中最沒有美國味的一個，因為他的回憶龐大無邊。他不停地回憶，他在進行致命的回憶。美國人的新鮮體驗在他的美國作品當中根本找不到。反過來，那是現代人的緊張感中最初的表達形式之一。《亨利·亞當斯的教育》敍述的是一個人受到時間太久的折磨的故事。

眾所周知，這本書有很多情感與智力層面的怪誕之處，在某些地方，這本書幾乎就要為人的性情所毀壞了。作為一本講述一個人和一個國家的歷史的書籍，這本書不能夠為人所信任，但是，亞當斯是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之一，他認為歷史是極端危險的神靈，歷史根本都不值得人們拿來作為最後的定論。這裏有很多理論上的想像。對於亞當斯來説，一個思想的奇特並不是不利於這個思想的證據，他在自己眼前的事物中看到的奇特之處是相當明白的。因此，奇特的概念和模糊的想法以及奢華的念頭到處都是。

儘管如此，因為明白了這些想法而沾沾自喜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有些評家正是這麼做的。一個人希望讓他自己的一生產生意義，因此，他的努力本來就不是供人們來看穿的。它跟人們説話，但它也不跟人們説話。人們可以利用它，也可以不利用它。某些地方可能是錯誤的，但這不妨礙整體是優秀的。這對閲讀也會產生後果，因為寫作的過程還涉及別人的生活。《亨利·亞當斯的教育》是關於特別的人和特別的地方的一本紀錄，也是特別學説的一次展示，但它並不單是一種口供，它也不為思想的正確與否承擔或推卸責任。亞當斯有説胡話的時候，但那是營養的一部分。《亨利·亞當斯的教育》要説的不是裏面所講述的歷史，而是對那一段歷史的反撥。因為這個原因，最好拿這本書當一本精神筆記而不是一份政治或智力編年史來讀，這是一個假説的簡要勾勒，講述的是其作者的一生可能具有的意義。

當然，亞當斯希望人們這樣來看他這本書，把這本書當作一個歷史哲學的思辨過程。他的模範不是盧梭，因為盧梭對自我形象的敏感正是亞當斯所不齒的（“他[亞當斯]將心理學放在鎖與鑰匙底下；他堅持要維護自己的絕對標準，”）他遵循的榜樣是奧古斯丁。現代生活中發生的事件，也可以在永恆的軌跡上予以考察。亞當斯給他的書所作的結論是“歷史的加速度”，因此而使對於永恆的追求更為緊迫。他説：“1800年的美國人想努力教育1900年的美國人，但樣做的結果時常以遭人嘲笑而告終……1900年的美國人想教育2000年的美國人，這種嘗試一定會比1800年的國會議員更加盲目”。亞當斯稱此為追求多重意義中的單一。各種各樣的專業用語令亞當斯入迷。

他明白，按照奧古斯丁的標準，他是不夠格的。本書的編者前言是亞當斯1916年生病期間寫的，但簽署的是亨利·凱波特·洛奇的縮寫字母，在這篇前言中，亞當斯提出：“他常半開玩笑地説，他最大的理想是要與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爭一高下，但是，跟所有偉大的藝術家一樣，這位聖奧古斯丁是從多重性走向單一，而他卻跟一個普通的藝術家一樣，把這個方法顛倒過來了，從單一走向了多重性。當他接近自己的終點時，這個方法已經無法處理好了。”這個方法顯然無法處理好了，但是，這裏面的差異並不能歸咎於藝術技巧，而在於宇宙哲學。奧古斯丁的方案只有在奧古斯丁的世界裏才有可能管用。亞當斯的世界缺少古代的秩序與古代的確定性。

亞當斯的教育當中，第一個“最後一課”是1870年講的——這是一本高潮跌宕但時常嗄然而止的書——當年，亞當斯的姐姐路易莎去世了：“社會醫學常用的止痛劑變成了明顯的詭計。斯多葛主義也許是最好的一種，宗教是最有人性的，但是，如果認為有任何一個具備人性的神靈能夠通過一次事故來折磨一個可憐的婦女並從中取樂或受益，並且表現出只有性情倒錯或發了瘋的人才知道的那種惡魔一樣的殘酷性，這樣的想法是一分鐘也站不住腳的。哪怕是純粹的瀆神，它也會使純粹的無神論成為一種安慰。”這是十八世紀精明的異議，使其作者處在十九世紀的困境當中，心懷宗教情感而又拒絕宗教的形式。最終，與奧古斯丁之間的差異多於相同處。亞當斯的科學態度夾在他與自己的楷模之間。對於一位進化論學者，以及後來的力學方面的行家，統一到最後有可能會形成，但是，那也不是一蹴而就，輕易做到的，而且這裏面的困難甚至是奧古斯丁都不曾想像到的。

亞當斯的時代在他看來生動逼真，十分活潑，到了讓他無力描述的程度。“在1900年，這樣的連續性突然繃斷。”但是，尋找統一的努力卻沒有中止，也沒有因為統一傳統的資源滅失而失去這種尋求的真誠本質。亞當斯用語詼諧，這方面的才能為人過度誇大，儘管《亨利·亞當斯的教育》使人們對他這方面才能的讚美得到了證實。（“普通的議員更保守一些，但也沒有多少可以説的話，這是總體的情形，然而也有一兩個人是例外，他們性情温和，僅僅因為人微言輕而大受阻礙。”）當然，就亞當斯的窘境所説的一些憤世嫉俗的話也不無客觀成分，想得起來的統一跟夢想的統一是不一樣的，發現的信仰與顯露出來的信仰不太一樣。譏諷是歷史意識必然的傷痛，亞當斯也莫能避之於萬一。他有阿拉科利的幻想，現代性（或變化，它們是同一個東西）使他感覺跟吉本一樣，而亞當斯也確曾稱吉本為他的“偶像”，他渴望實現這樣的理想，但他又清楚地看到那個證據：那樣的理想沒有實現。可是，那是對亞當斯的深度所做的一次檢測，藉以理解他所掌握的譏諷的限度深刻到了何等的程度。

畢竟，那樣的限度是嚴重的。説譏諷者是什麼樣的人都有可能，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很害怕看上去荒唐可笑的人，而這樣一個害怕別人覺得自己荒唐可笑的人，也就是一個害怕太認真的人。這不是亞當斯的為人。在關於終極意義的事情上，他是一個相當認真的人。他最後放棄了阿拉科利而選擇了查特雷。吉本若在世，一定會嘲笑他對那個貞女的崇敬的。不僅僅吉本會如此，亞當斯的瑪麗安主義與他因為死去的瑪麗安而產生的悲傷之間的關係，與他對婦女的崇拜之間的關係，以及與他在花崗岩一樣的偉人中間度過的童年時期之間的關係，差不多帶有臨牀學上的重要意義。但是，亞當斯對聖女的崇拜一直都是最奇特的一種，也是美國精神追求的轉變當中最動人的一例，是一個極有用的尺度，可以看出社會和技術變革帶來的創傷性後果，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例子，説明對一種傳統私下裏和死後的利用。

另外，亞當斯的瑪麗安主義的智力終結也是一個有價值的終結：它使文化來到了科學當中，因此而使混亂產生了和諧。“現代科學並不保障帶來任何一種統一性”。他苦澀地抱怨説。但是，現代科學的發現卻不能在這個基礎上予以忽略。恰恰相反，因為他的科學態度有混淆不清的地方，也有曲折詭詐的地方，因而，亞當斯一向認為，科學在日常信仰當中是相當合宜的，這在現代文化當中相當罕見。更為少見的是，他自己希望能夠建立起這樣的聯結。那個貞女便是一個聯結者，是一股號令眾神的大力，是“活化的發電機”，是使物理世界的知識向多神論方向移動的詩歌，是使亞當斯能夠把力學變成精神價值的一個符號。他的符號中屬於秘教的成分就是一個證據，説明其自身具備的情感力量。

他是一個因為瑪麗安而久經世故的人。他是拉法耶廣場上的托馬斯主義者。這裏面的矛盾是最典型的。的確，這是一個矛盾，我們稍後會看到，這樣的矛盾會成為一個原則。《亨利·亞當斯的教育》是一篇論述久經世故的文章，論述博學多智的文章，也是講戴着手套的野蠻思想的散文，它談到了秘密圈子，談到了同時同期的人喧鬧的生活，也談到了教化能夠賦予閒言碎語的優雅效果。要了解美國文官制度的形成，那就必須閲讀講述格蘭特將軍執政時期歷史的那幾章，要了解美國的對外關係史，就一定要看描寫美國內戰時期如何盡力讓英國保持中立的那幾章。這個作者是相當世故的一個人。這個思想家卻是一流的思想家。但是，精於世故有其極限，正如譏諷也不是萬能的一樣，這是《亨利·亞當斯的教育》一書希望透露的最重要的暗示之一。

亞當斯的這本書充斥着差不多一種悲劇感，那是精於世故對人的精神造成的昂貴代價。《亨利·亞當斯的教育》是精於世故的正反對照。“他看出，他的教育育已經完成了”，亞當斯約在1903年的時候寫道，那是他對自己的時代出現的秩序混亂流露出的最深刻的絕望的年份之一，“但他感到很是難過，根本就不應該開始接受那樣的教育。從品味的角度來看，他極喜歡十八世紀的教育，當時，上帝是父，自然是母，科學宇宙裏的一切都是為了達到最佳境地。”對亞當斯來説，《亨利·亞當斯的教育》是為了達到本質的剝離過程，是對大海一樣的物理和歷史特別事件的簡單化，因為他時常淹沒在這些特殊事件之海里。他的問題在於，舊有的本質與新的本質之間的聯繫並沒有建立起來。亞當斯從未屈服於懷舊情緒，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他與時代的關係太過密切，因此而沒有失去對新事物的興趣。

他的書在教育思想上不甚清楚。亞當斯有時候以陳腐的方式來解釋它，説那是“綜合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的最終結果”，説那是“思想教育自己如何對激情與經濟學產生反應”。不管怎麼説，教育不能夠與學問（Bildung）混為一談。亨利·亞當斯不是威爾漢姆·梅斯特，一點也不是，因為他一生從來沒有能夠在哪個時候以天真起源的想法來支持自己，也沒有以他對感覺自己是被造就之前的那個時代的回憶來支持自己。亞當斯的教育與其説是一個學習過程，倒不如説那是一個清除舊唸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當中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其知識的全盤沉沒過程。他反覆強調自己對這一點的堅持，差不多到了讓人厭煩的程度：“世上所有的教育什麼忙也幫不上，”“他已經完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已經發生的一切都一無用處，其中一些甚至更糟糕，”“教育，不管是系統的還是間斷的，都屬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宗教、政治、統計學、旅行到目前為止什麼作用都沒有起到……人們不妨去教育一個礫石坑，”“他的無知從來都沒有達到看上去如何驚人的程度，”等等。本書流露出來的謙遜雖有些偷偷摸摸的意思，但也不是錯誤的，不過，差不多所有的開始都是錯誤的。最終，亞當斯形成了一個方案後才感到了滿足，這是他後來跟禮拜一樣一再重複的一個方案：“在沉默中追求無知。”

教育是無知。這不是一個世俗的想法，也不是很符合西方思想的一個想法。“世界也許還藏有某種無益沉默的巢穴”，亞當斯滿懷希望和固執地寫道。我相信，無益（Futilitarian）是他這本書裏選來用斜體標出的唯一的一個字，這個合成字帶來的影響卻是非常強烈的。這個詞顯露出他對米爾不共戴天的厭惡，他對波士頓人的目的感的反轉，他在美學觀念上對有用性的蔑視，他笨重的剛愎自用，他對實用主義的不耐煩，他喜歡教條的偏好，他與虛無主義的調情。總起來説，這個詞捕捉住了他的羞怯，而羞怯正是亞當斯努力拔高到人生觀高度的一種情調。亞當斯缺乏他父親身上受到他高度讚揚的那種品質，也就是“偏處一隅而不覺冷遇的能力”。他作為一個兒子卻屬於隔離種羣，對此深感可怕。他從來沒有從自己的隔離感當中恢復過來，他是以第三人稱的方式來描述自己的生活的。（安德魯·德爾班科精明地暗示説，亞當斯之所以在自傳當中隻字不提他妻子自殺的事件，是因為他無法忍受描寫此事時如同描寫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件的過程。）

當然，離羣索居也有許多的用途。在亞當斯的例子當中，遠離眾人的才能使他成為一名值得人重視的史學家，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成為達爾文和馬赫的一名有靈性的學生，一個敏鋭的政治觀察者，一個真正的中世紀古董。他肯定自己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要來觀察它，就是來做一個埋沒者的。“他只是一件觀察工具，一隻氣壓表，一隻計步器，一隻輻射計。”亞當斯極強的主觀性使人很容易忘記他的成就在於客觀性，按他自己的話説也是如此，在於他有能力站在自然和歷史的一邊，與人的激情和利益抗爭。但是，客觀性是超驗主義的早期形式，而超驗也是隔離的一種應用。亞當斯與他自己的環境相分離，這樣的分離是深刻的，使他超過了人的感官能力，進入了他稱之為“超感覺混亂中心”的一種直覺狀態。他不喜歡英國人的批評，因為英國人的批評侷限在可見的事物當中，需要人們跑到後台去觀察事物。

亞當斯是一位神秘主義者嗎？他對啓發有發狂的熱情，某些思想會強烈地撞擊他，因而使這些思想本身成為經驗。他生活在原始、神秘和可怕力量構成的一個宇宙裏，他是一個其外形仍然需要他當作一個任務去理解的宇宙當中低層和焦急的居民。更有甚者，他很自信，覺得這樣的理解不可能是理性的，認為“最深刻的教訓不是理智的教訓，而是永久性地束縛住思想的突然曲解”。對亞當斯而言，批評思想的目的是獲取智力的狂喜。在《亨利·亞當斯的教育》中，有很多段落屬於神秘主義：為了解釋“力量的永恆秘密……亞當斯直面莎特爾的貞女，請她讓上帝出現在他面前，面對面地看，就如同她為聖伯拿所做的一樣……這位學生感覺有了保障，做起教會威脅着要做的事情時並不心慌，那就是要驚險他的太陽系，之後瞻仰真實的上帝，那就是連續的運動，宇宙的起因和可交換的力”。貞女對亞當斯講話，阿奎那也是如此，聽到的話與想像聽到的話之間的差別雖然很明顯，但卻不是那麼重要，至少從藝術家與聖人的角度來看是如此。得到聖靈惠顧的時刻造成的失望不是因為這樣的時刻會出錯，而是因為這樣的時刻終究會結束。

《亨利·亞當斯的教育》的作者當然不是聖人，而且，儘管他遭遇過深深的失望，卻並不是一個沒有產生過錯覺的人。亞當斯所寫的一些神秘的段落會使某些讀者避之不及，但是，那些段落卻不是隨意亂猜，信手拈來的，它們顯示出飽經滄桑者的種種跡象。但是，如果説亞當斯是一個神秘主義者，這個想法裏面又有很可笑的成分。羅伯特·李夫人並不是一個心懷神秘主義念頭的人能夠想像出來的。華盛頓、紐約、倫敦和巴黎的沙龍不是很容易找到諾斯替主義者的地方，但是，那倒是容易找到亞當斯的地方。如果他是神秘主義者，那他就是社會意義上的神秘主義者。那麼，什麼是社會意義上的神秘主義者呢？

考慮到亞當斯的時候，社會和精神兩方面都不能捨棄，這就是他特別渴望與特別着迷的地方。《亨利·亞當斯的教育》真正的主題，使這本書超越歷史書範圍的那個主題，就是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兩者之間出了麻煩的關係。這些《懺悔錄》中的情緒不是靈魂與罪惡之間的鬥爭，而是靈魂與散播之間的鬥爭，但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跟社會一樣讓一個人的靈魂散播。

社會能使人分心，它能輕鬆地衡量一個人，也早早地回報一個人，它雨滴一樣拋散出目的，它能持久下去，它使極限合法，它能摒棄內在的聲音。要過上社會的生活，那就是生活在外部的聲音當中。有了別人的陪伴，那當然就會發出強有力的宣稱；哪怕是內在的聲音，有時候也必須講出來，有時候也必須強調一下。而人類的陪伴會暗示一種特別的尊嚴，因為它是一種道德倫理的體驗，也就是説，是確認他們的情形與自己的情形有類似的地方，因此也就確認了一個人對於其他人的職責。但是，尋找善與尋找真並不是同一回事。尋找真的時候，如果是嚴肅的，那它就是自私的行為，至少在它是個人的獎品的意義上是如此。哪怕通過集團傳遞出來的真也一定會重新發現，必須再次構思，一切都由個人自己進行。道德是一條規則，而不是一個啓示。它可以在沒有形而上的情況下進行下去，而且，它還會受到孤獨的阻礙。但是，孤獨是精神進步的條件，這就是與支持這種進步的人的關係——愛與友誼——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關係的原因，或者説，它們是一些社會關係，是從社會當中抽取出來的，它們會從孤獨當中借用一部分品質。

對於社會與精神之間的這種張力，有兩種解決辦法：沙漠與過雙重的生活。根據社會的標準，兩者都是瘋狂的。一個人也許會從世界退隱，一個人也可以在不止一個世界裏生活。前者更純潔，但有進入譫妄狀態的危險；後者更仁慈一些，但有走進虛偽的危險。但是，不能夠產生合力的一種生活並非總是一種虛假的生活。許多真實造成的約束具有這樣一種剛直，在服從於單獨的一個真實的時候，它往往會消失掉。這裏有可以容忍的不一致，它們是最基本的。亞當斯就是一個例子。“他的思想需要有衝突，需要競爭，需要矛盾……他通常的想法是離散，是睡眠，是夢想，是不合理，是在沒有中心控制的情況下不同思想中心同時的作用。他的人為的平衡是習得的一種習慣。他是一個雜耍者，背後有一個矮人，走着鬆軟的鋼絲過一個大裂谷，一般來説會折斷脖子。”亞當斯年老以後，正如《亨利·亞當斯的教育》越來越長一樣，社會與精神的生活之間轉換也越來越呈現陣發性特點了，不正常的地方更讓人摸不清頭腦，“方案”也更讓人“無法控制”了。這本書最後的一些地方就是這種前後不連貫的頂點：有一個章節講國務卿海依與國會關係不洽，之後又是一個章節講美國對俄國的政策和美國新女性的問題，再後是講波因卡雷和科學與尋求統一之間的相互關係等事情的一章。但是，這樣的前後不連貫不是一個缺點而是一個優點，標誌一個人感覺有這樣的需求，他有這樣的能力踏上彼此相隔甚遠的道路。

亞當斯沒有產生過沙漠的幻想。他走了另外的一條道路。他越來越醉心於東方宗教，正好説明了他的這一解決方案。毫不奇怪，帶着亞當斯式的附着力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人，接觸到攻擊那種附着力的一種説教時，自然會一點即燃，一個如此徹底地生活在語言中的人一定會喜歡言論的結束，一個看上去註定要當主席的人（“那位愛爾蘭的園丁曾對孩子們説過：‘你會以為將來你也有可能當總統的！’”）對涅盤有特別的感覺。如果亞當斯看來總是在為掙脱自身而鬥爭，那是因為他有很多值得掙脱的東西。東方宗教講求泯滅自我，這使他大受刺激，自己完成了斷奶的過程。

亞當斯喜歡稱自己為一條蟲。在1912年1月的一封信中，亞當斯陶醉於自己對聖高丹在洛克裏克公墓為瑪麗安·亞當斯的墳墓製作的一幅雕像的解釋，認為那個不出聲的雕像是無始無終的思索：那個人物給人的教訓在於，“一條蟲能夠做的最有尊嚴的事情就是坐起來，安安靜靜地坐着。”那幅雕像最初是應這位當了鰥夫的人的要求而準備做成一幅佛陀像的。佛陀是他對波士頓的回答，那是物質的首都。而沉默則是更高權威的表達。

亞當斯從小便掌握了沉默的力量，當時，他在與祖父的一場“意志力鬥爭”當中失敗了。他很清楚地記得那件事情。那個小孩子死活不肯去上學。

他一個人站在那裏，用了足夠大的氣力站在那裏，就在長長的樓梯底下，樓梯通往[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的書房，此時，門開了，那位老人慢慢地走下樓來。他拍拍他的帽子，一句話也不説就拉起了小夥子的手，跟他一起往前走，一直走到通往城裏的路上，小夥子因為敬仰而一動不能動……老人並不停止腳步，小男孩看到他所有的戰略要點都走過了，一個接一個地錯過了，直到發現自己坐在了學校裏，很明顯，那是所有假如不是令人驚奇，也是令人好奇的批評的中心。總統直到那個時候才鬆手，然後離開……

他沒有發脾氣，沒有動怒，沒有個人的感情，也沒有展示自己的蠻力。最重要的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説。在那長長的行走過程中，他一句話也沒有説。他沒有説一句讓人產生反叛心理的偽善的話，沒有大談特談順從的責任與抵抗法律的惡劣性質，他沒有顯示對那件事情的焦慮，他甚至差不多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孩子的存在。

甚至都沒有意識到存在：在東方人命名的西方伏筆中，年輕時代的亞當斯明白了屈服的道理，也明白了它與沉默的聯繫。亞當斯在東方看到的對沉默的尊敬撞響了古老的清教之弦。多少年之後，也就是1885年12月，他妻子喝下毒藥後，亞當斯對朋友寄來的安慰信做出了僵硬的反應，他警告朋友説，他們不要指望他會出來説話。在他餘下的一生，他幾乎到了奇怪程度的能言善辯經常受到渴望完全沉默的影響。

儘管亞當斯的精神追求非常嚴肅，儘管他“在沉默中追求無知”，但是那個驚人的事實還在於，因為存在相對的事實，因此而呈現多樣化來。例如，1875年5月在給查爾斯·加斯凱爾的信中，亞當斯冷酷地説：“一年很像另外一年，假如不是時常做幾個腐爛的夢，我應該覺得自己已經獲得了我這個種族和性情的人所能夠達到的最高程度的涅盤狀態，”然後，他又以同樣的口氣宣稱，“嗯，我們來聽聽你的閒談吧！我很好奇，極想聽聽！”這是奇特的混合，使亞當斯成為波士頓之子，是當地的超驗主義傳統拉伸了一個人的靈魂並進餐，在超越感官的情況下去探求，並不放棄現象的世界，讓社會和精神的追求一起進行。一個人離開了這個世界，然後又返回，再離開這個世界，再返回。不同的範圍彼此穿越。是興奮，而不是幻滅。

這位失敗的奧古斯丁主義者還是一位失敗的佛教徒。1891年9月，他從錫蘭寫了一封信給伊莉莎白·卡默隆，就在宣佈他對她的愛之前的幾個月裏。亞當斯在這封驚人的信裏描寫了自己失敗的那一刻：

當然，我們立刻去到了神聖的菩提樹下，此時，那顆菩提樹只是原來的樹幹上生髮出來的一兩枝病懨懨的枝椏。我在樹下坐了半個小時，希望能夠進入涅盤狀態。拉法格説我總想進入涅盤狀態，但從來都沒有靠近它。我不知道。有時候我想，從智力上説，我離它很近，假如跟這個世界的智力脱鈎就是涅盤的話。但是，一兩處個人的利益或情感總擋在最後一跳的路上，因而到達不了全神貫注的境地和沉默中。甚至在佛陀最神聖的樹下，我想你的時候也比想佛陀時多，這就不是佛陀要求的涅盤狀態。也許我不是第一個在那裏體驗這種感覺的人，不過我想像這是第一次，在那個總愛撞進來的濕婆在你的身上幻化出來的時候。我離開了菩提樹，沒有獲取半點佛性。

在這封信裏，亞當斯不僅僅是在勾引。他是在解釋自己，認為自己是一個世俗的人，也不是一個世俗的人。

四年之後，他將一首長詩寄給約翰·海依，他説，那首詩是站在佛陀陰影下構思出來的。詩寫得不好，但是，那是亞當斯在講述他的本體論契約的條件時説過的最直截了當的一句話。詩取名為“佛陀和婆羅門”，但是，本來應該叫“佛陀或婆羅門”的。它講的是相對於佛陀的婆羅門。佛陀的高度太高了，還有更普通的糾纏更多的人，世界的宣稱也許應該在沒有神秘事物的再次聯結的前提下得到確認。“這是一處叢林，我們必須留在叢林中”。這是作品當中那個人類的英雄在懇求。“喬達摩的道路是最佳的道路，”他先前説過，“但所有的路也都是路。”

為求自己得到的，他另闢路徑。

他沉默，他吸附，

因此而使靈魂與開創靈魂的巨靈融為一體。

我們無法在世間飛行的人，我們必須尋找

想辦法生活在兩個世界裏：一個是我們的世界，

我們看來必須儘量當作一個真實的地方來對待的世界；

另一個是我們自身，躲在幕簾之後，

不招惹兩者決不可掀開的一道幕簾。

因此，多重意義的敵人就是一個多重性格的人。有一個辦法可以通過非統一的生命使兩者統一：這就是亞當斯的賭注。《亨利·亞當斯的教育》是這裏面更奢華的一種，它可能在不會輸掉的前提下游走於存在的區域。因為這本書裏的財富，其作者從中刻意尋求安慰的種種矛盾處，正好就是邏輯的成果，是這位喜歡過分裂生活的作者藉以打開天堂之門的種種方便工具。

從他過度的決心，從無法脱離自己的生活概念的角度看，亞當斯都不像美國人。他花許多年的時間去尋找的不是解放，而是法律。他反叛的不是順從，而是必須要遵守的權威的不確定性。他差不多從來都是一個老人。但是，他的天才卻在於一直抖動到了當前：當前激發了宿命論者，因為他是在一眨眼之間體驗到的。亞當斯從沒有讓自己的眼睛離開過終局，哪怕在他還不知道終局是什麼樣子的時候。他有嗅出事物逼近的天賦，有點像他的朋友亨利·詹姆斯《叢林中的野獸》中的那位主角約翰·馬歇爾，他明白天啓的大能中隱含的巨大毀滅。馬歇爾是“他那個時代的人，對於這樣的一個人，地上發生的一切都不曾降臨到他的頭上”。但是，亞當斯並不是一個懸垂於空中的人，他跟馬歇爾不一樣；或者説，假定他是一個懸垂起來的人，那也是在風暴的中心。亞當斯是屬於他的時代的一個人，但是，世上發生的一切都有可能發生在他頭上。天啓的大能是他迷人之處的一部分。他情願生活在叢林中，因為那裏總有野獸在跳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