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紙幣，最早出現於四川地區，發行於1023年的成都。最初的交子實際上是一種存款憑證。宋朝，四川省成都市出現了為不便攜帶鉅款的商人經營現金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户”。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户，鋪户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紙捲上，再交還存款人，並收取一定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

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兑換交子的交子鋪，並在各地設分鋪。由於鋪户恪守信用，隨到隨取，交子逐漸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也越來越多的直接用交子來支付貨款。後來交子鋪户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危及交子信譽，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正是這一步步的發展，使得“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特性，成為了真正的紙幣。

隨着交子影響的逐步擴大，對其進行規範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詠對交子鋪户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16户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認可。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以本錢36萬貫為準備金，首屆發行“官交子”126萬貫，準備金率為28%。

從商業信用憑證到官方法定貨幣，交子在短短數十年間就發生了脱胎換骨的變化，具備了現代紙幣的各種基本要素，將還處在黑暗的中世紀的歐洲遠遠拋在後面。

據《續通典·食貨》交子三年一屆，始於宋代之銅錢與鐵錢溷用而不便於攜；迄神宗時，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認，即熙寧初年將偽造交子等同於偽造官方文書。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發行。北宋初年，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鉅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户”。約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聯合用楮樹皮紙印刷憑證，上有圖案、密碼、劃押、圖章等印記，面額依領用人所交現款臨時填寫，作為支付憑證流通。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户，鋪户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1000文收手續費30文。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習慣稱為“交子”，又名“楮幣”。這時的“交子”，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後因發現發行商拮据或破產不能兑現被禁止發行。 ^[1]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中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面額依然是臨時填寫，加蓋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級，從1貫到10貫。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宋仁宗時（1039年起），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1068年起），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界滿兑換新交子。首屆交子發行1256340貫，備本錢360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後來因供應軍需超額髮行，交子嚴重貶值。1105年遂停止發行，改用“錢引”。

“交子”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陝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鑑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兑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

到了元代，進一步完善了紙幣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後，發現了元代使用的紙幣，於1298年撰寫的《馬可波羅記》中，詳細介紹了中國紙幣印製工藝和發行流通的情況。從此，歐洲人瞭解了紙幣。美國學者羅波特·坦普爾説：“最早的歐洲紙幣是受中國的影響，在1661年由瑞典發行。著名的傳世北宋“交子”鈔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1．交子起源於飛錢説，有以下諸家。朱契説：中國歷史學家，向以交鈔之制，始於唐之飛錢。劉厚滋認為飛錢是一種匯票，一曰飛子。其後買飛子者不復支錢，轉相授受，乃漸成一種習慣上的通用貨幣。《宋史·食貨志》下3會子條的開頭説：“交子會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

2．也有説交子由契券發展而來。彭信威説：大概在五代十國的時候，已經有紙幣性質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馬殷時期（907～930年），在長沙鑄乾封泉寶大鐵錢，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來交易，這豈不是和紙幣的性質一樣麼?當時使用鐵錢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還更厲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換券的地方。

3．交子起源於櫃坊説。日人野開三郎認為，中唐以後，貨幣經濟益形發達，營金融業者之櫃坊，益為社會所需要。其經濟信用既漸增長，其票據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時商人皆感現錢交易之不便，竟以現錢存入櫃坊而換用票據，於是票據乃與現錢同時流通於市面。而櫃坊之性質，亦由財物保管者，進為票據發行者。櫃坊初起於長安，後經五代及宋，漸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為甚。此票據的流通，及金融機關的發達，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發達即票據流通的延長，而主發交子之鋪（亦稱交子户）蓋即由櫃坊性質而來者也。

4．李順起義，停止鑄錢，因錢少而產生交子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9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條雲："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無眉州，有雅州）歲鑄錢五十餘萬貫，自李順作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奸弊百出，獄訟滋多……"據此加藤繁認為，李順作亂後，蜀罷鑄錢，民間私造交子。

5．交子是由錢重而促使發展起來的。彭信威説：到了宋代，四川以鐵錢為主，大的每千錢二十五斤，中等的（應系折二錢）十三斤，這對於商旅是一個很大阻礙。而且鐵錢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錢體積之大和份量之重，還在其每枚錢購買力之小。譬如宋初四川所行的鐵錢，也有小平，每枚重一錢，可是其購買力低，一匹羅要二萬個錢，有一百三十斤重，所以紙幣的產生於四川，不是偶然的。

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兑換“交子”的交子鋪，並在各地設交子分鋪。由於交子鋪户恪受信用，隨到隨取，所印“交子”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交子”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交子”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覆進行的流通過程中，“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後來交子鋪户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危及“交子”信譽。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這種“交子”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紙幣。但此時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認可，還是民間發行的“私交”。

但並非所有的交子鋪户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户，惡意欺詐，在濫發交子之後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交子”無法兑現。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於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户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户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開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中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貫至十貫，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宋仁宗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換舊。首屆交子發行1 256 340貫，備本錢360 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陝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鑑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兑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

到了元代，進一步完善了紙幣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後，發現了元代使用的紙幣，於1298年撰寫的《馬可波羅遊記》中，詳細介紹了中國紙幣印製工藝和發行流通的情況。從此，歐洲人瞭解了紙幣。美國學者羅波特·坦普爾説：“最早的歐洲紙幣是受中國的影響，在1661年由瑞典發行。”

據説，著名的傳世北宋“交子”鈔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最初交子由蜀地民間富商主持發行。《宋史·食貨志》記載：“富民十六户主之。”在交子使用越來越廣泛的情況下，交子具有了統一的面額和格式，慢慢為大家所接受並作為支付工具使用，從而具有了信用貨幣的特徵，演變為鑄幣的符號，成為了真正的紙幣。作為紙幣的交子跟金銀銅鐵等鑄幣比，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如果沒有鑄幣作支撐，其本身就變得一文不值了。因此，其流通功能的實現於人們信任這一紙幣能夠代表實際的鑄幣，只要信用有保證，這一紙幣就能夠發揮其流通的功能而合理地存在。

然而信用的維持並不容易，一般人沒有能力長期保證這一信用的存在。富商主持下的交子因為富商道德的喪失或者經濟條件的變化，不久就出現了“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的局面，從而導致紙幣不能得到兑現，信用危機的出現，也就使交子無法由私人繼續主持發行下去。於是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在轉運使薛田和張若谷的建議下，設立益州交子務，自二年二月發行“官交子”，交子的發行權從此轉移到朝廷的手中。

北宋朝廷為了保證交子發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管理法規和政策來，其大致內容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為一界，稱為“兑界”，期滿後必須兑換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創立“兑界”的原因可能因為當時交子是楮紙所制，容易出現破損和偽造品；第二，每界的發行總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其面額通常為一貫、五貫、十貫等；第三，每印發一界交子，必須備有一定的準備金，以保證紙幣能得到自由兑換；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僅私自印製交子的人要獲刑罰，甚至連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牽連入獄；第五，限定流通區域，開始時，“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區，後來擴大到陝西和京西等地。

在早期封建政府對於紙幣的發行是比較謹慎的，紙幣監管法律政策的出台也説明政府對紙幣依賴信用的特性和易於仿造和濫發的弱點是有充分認識的，這套金融監管體系和措施應當説在一定時期內保證了“交子”的順利流通。

然而封建政府往往不能有效地控制紙幣的發行量，當出現政府鉅額財政開支需要時，政府往往不能約束自己的行為，利用手中的權力，濫用公信力，無限制地發行紙幣，最終造成通貨膨脹，從而使紙幣喪失了信用，也就變成了廢紙，北宋交子的命運也證明了這一點。

官府發行紙幣，有時竟沒有準備金，比如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年)益州交子務在陝西發行交子六十萬貫，以支付糧草費，無鈔本。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發行數額，而大量超額髮行。《宋史·食貨志》載，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7年)“界率贈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用，用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可見，為了滿足陝西軍情之需，多發的一次交子量竟會超過一界總量的數倍，甚至導致成都地區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結果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和紙幣信用的喪失。

紙幣的分界發行慢慢成為了“通貨膨脹”的障眼法，因為每界發行新紙幣，往往規定新幣值舊鈔一比幾，比如元符年間(1098~1100年)換髮時，新交子一緡要換回舊交子五緡，即新舊比價1∶5。

政府濫用信用，從而導致了交子成為其斂財的工具，交子沒有了信用，也就喪失了流通的功能，從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價值。封建政府於是用更改紙幣名稱的辦法來掠奪民間財富。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把紙幣定名為“錢引”，名稱雖變，但其實質為斂財工具沒變，甚至變本加厲了。大觀元年(1107年)把交子務改為錢引務，這年的發行數“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也就是説發行量由一百二十萬緡增加到二千多萬緡。而且沒有準備金，“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可見，價值一千錢的緡只能當錢十多個錢，紙幣貶值是多麼嚴重。

北宋交子的興衰歷程，對今也是有借鑑的，政府的監管法制對於金融幣制的穩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紙幣的發行和穩定，能夠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國家創造了財富，對解決國家的一時之需有重大作用。政府毀壞了原有的金融法制，濫用了信用，其結局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貨幣體系的崩潰。

紙幣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白鹿皮幣”和唐代憲宗時的“飛錢”。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困難，在鑄行“三銖錢”和“白金幣”（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的同時，又發行了“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每張一方尺，周邊彩繪，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由於其價值遠遠脱離皮幣的自身價值，因此“白鹿皮幣”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並沒有用於流通領域，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只能説是紙幣的先驅。“飛錢”出現於唐代中期，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上面記載着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後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飛錢”實質上只是一種匯兑業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

紙幣出現於北宋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500斤，要用車載。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於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雖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但全國貨幣並不統一，存在着幾個貨幣區，各自為政，互不通用。當時有13路（宋代的行政單位）專用銅錢，4路專用鐵錢，陝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經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也需要發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交子”的產生。

“交子”的出現，便利了商業往來，彌補了現錢的不足，是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績。此外，“交子”作為中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中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着重要意義。

意義及作用簡述：紙幣比金屬貨幣容易攜帶，可以在較大範圍內使用，有利於商品的流通，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為，成都東門的“椒子街”應該是當時官方印製“交子”的地方。因為《成都城坊古蹟考》對成都東門“椒子街”有這樣的解釋，“一説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嘗設交子務於此。”

但是當地的貨幣收藏家對此説法提出了質疑，因為根據《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釋：“北宋益州的‘交子鋪’實為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准設立的紙幣發行機構。”顯然，説紙幣發行機構就是印製地，是沒有依據的。也就是説，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誕生地。由於“交子”誕生已900多年，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

貨幣博物館的詹星從歷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誕生地。他從圖書館找來《全蜀藝文志》，查到了元代費著的《楮幣譜》中有一段文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增1員；掌典10人，貼書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鑄匠2人，雜役12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使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淨眾寺。”

這説明官方發行的“交子”印製地就在城西的淨眾寺，不過經過了900餘年，成都早已沒有什麼淨眾寺了，怎麼找呢?後來，經過四川南充市的學者丁祖春的幫忙，詹星的查證又深入了一步，原來，淨眾寺最早建於東漢桓帝延熙年間，六朝時名為安浦寺，唐時名為淨眾寺，宋代換名淨因寺，元末明初更名為萬佛寺，明末張獻忠進川后毀於戰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為萬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通錦橋側（現中鐵二院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內）。

史學界一直認為，產生於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南宋錢幣博物館館長屠燕治解釋，四川的地理閉塞，促使北宋時期出現“交子”，但“交子”不直接參與流通，商人從四川攜帶“交子”外出，仍然需要將“交子”再兑換成金銀銅錢等貨幣進行交易。“交子”是有價證券，相當於現今的支票。到了南宋時期，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銅幣的製造已經不能滿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經濟主要靠海外貿易，導致錢幣大量流失海外，民間由此出現可以用於交易的“會子”，公元1160年臨安府知府錢端禮率先統一由政府出面發行“會子”，隨着他升任為户部官員，“會子”也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直到元朝，馬可波羅才將紙幣傳播到伊朗，而後傳到日本、高麗。直到500年後，即1690年，歐洲瑞典才出現紙幣。

紙幣的產生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經濟發達的象徵。在南宋152年的歷史中，使用紙幣的時間長達100多年，共發行“會子”近14億貫，如果按照南宋當時1兩黃金兑換35貫銅錢的換算方法，相當於發行了1600多噸黃金。紙幣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見。

在具體證據方面，宋代吳自牧的《夢梁錄》記載：“造會紙局，在赤山湖濱。”赤山，在蘇堤第一橋西南，與玉岑山對峙，北連大麥嶺，東接太子灣。而且800多年前的另一部古書《鹹淳臨安志》有一張現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圖》，赤山教場與南山第一橋之間，清楚地標有“會子紙局”四個字，從中可以看出會子紙局的大致位置。它應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一側 。

圖1為兩宋期間之小鈔,非交子,交子實物迄今未現.據史料記載，宋代銅錢和鐵錢並用，四川地區盛行鐵錢，但鐵錢極為笨重，例如買一匹馬要用鐵錢二萬枚，重一百多斤，攜帶極不方便。宋真宗時，成都16家富户聯合起來，共同發行“交子”，使用交子的人可向交子鋪兑換現錢，每千錢扣除3%作為手續費。“交子”是四川地方俗話，也是票證、票券的概稱，有交合之意，即“合券取錢”。這是中國使用紙幣的開始。

中國最早出土的交子鈔版早年流失國外，最初發表在《東亞雜誌》，國內只有印版拓片圖，圖上無鈔名，定性待考。圖2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一塊交子印版的拓片圖(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版材為銅質，版面為豎長形，長16釐米，寬9.1釐米。上半部刻着“除四川外許於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並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二十九個字，下半部刻有房屋、人物和成袋的包裝物，以及3個人正在房屋外面空地上背運貨物等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