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1835）以及《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在這兩本書裏他探討了西方社會中民主、平等、與自由之間的關係，並檢視平等觀念的崛起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產生的摩擦。

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裏，托克維爾以他遊歷美國的經驗，從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出發，探索美國的民主制度及其根源，這本書成為社會學的早期重要著作之一。托克維爾提出以私人慈善而非政府來協助貧窮人口的主張，也對於日後的保守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有着深遠影響。

托克維爾曾積極投入法國政治，包括了從七月王朝（1830-1848）至第二共和國（1849-1851），但在1851年的政變後他便退出了政壇，並開始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的家庭是在諾曼底一處的地主貴族，當地許多地方都以托克維爾家庭為名。在取得法律的學位後，托克維爾獲得任命為凡爾賽法庭的實習文官。他在那裏認識了擔任檢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兩人成為了親密的好友，並且在之後合作寫下了許多著作。在1831年兩人被一同送到美國以考察美國的刑法和監獄制度。在這趟旅程中，他們兩人寫下了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Etats-Unis et de son application（論美國的形事制度及其對法國的應用, 1832）。

回到法國之後，托克維爾成為了一名律師，並且將他遊歷美國的見聞記載成書，於1835年發表了這本經典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這本書受到空前的好評，不久後也被譯為英文，使托克維爾在美法兩地都大為知名。這本書也成為社會學的早期模型，使他於1937年獲得了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榮譽軍團勳章）的殊榮，並且在1841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

托克維爾相當鄙視當時的七月王朝（1830-1848），於是在同一時期開跨入政界。他當選了芒什省的議員，並一直擔任這個職位到1851年為止。在議會里，他大力替廢除主義和自由貿易的觀點辯護，但他同時也支持路易·菲利普政權對於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化。托克維爾在1842年也當選為芒什省的總參事。

除了美國之外，托克維爾還曾前往英格蘭考察，寫下了Memoir on Pauperism一書。在1841年至1846年之間他也遊歷了阿爾及利亞，在阿爾及利亞的第一趟旅程使他寫下了Travail sur l'Algérie，在書中他批評法國的殖民化模型。身為廢除主義者，他主張應以英國的非直接統治的模型來管理殖民地，而不是將不同的人口混合在一起。他甚至主張應該在歐洲殖民者與阿拉伯人之間實行種族分離，讓兩邊都有獨立的立法體制以實行自治（他的主張在半世紀後的1881年原住民法裏被實行）。

在七月王朝於1848年的2月革命中垮台後，托克維爾於同年當選了國民議會的議員，他在議會里參與了第二共和國新憲法的起草（1848-1851）。他也支持兩院制以及對共和國總統的選舉普選權，因為鄉村地區的廣大農業人口通常支持保守的政治立場，能夠抗衡巴黎都市地區的勞工人口，以免巴黎市的革命情緒影響全國政治，普選權的擴張同時使托克維爾的選票從原本的700大幅增加至160,000人。

在第二共和國裏，托克維爾與保守派的parti de l'Ordre 結盟，對抗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勞工。在二月革命的騷亂後不久，他認為一場處於支持“民主和社會共和國”的勞工人口與由鄉村人口和貴族構成的保守派之間的血腥衝突是難以避免了。

如同他所預見的，兩大社會羣體間的緊繃關係最後爆發了1848年的6月大暴動。托克維爾選擇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Louis Eugène Cavaignac）將軍所領導的鎮暴行動，卡芬雅克最後宣佈了緊急狀態並且暫時凍結了憲法的法條。儘管身為卡芬雅克以及保守派的支持者，托克維爾仍然接受了奧迪隆·巴羅（Odilon Barrot）政府的邀請，在1849年6月至10月間擔任法國外交部的部長。由於與總統拿破崙三世理念不合，他在就任後數個月便辭職而去，但仍擔任國民議會議員。

托克維爾支持波旁王朝的復位，反對拿破崙家族的第二帝國（1851-1871）。他在1851年的總統選舉中支持路易斯·卡芬雅克對抗拿破崙三世。在選舉之後，新當選的拿破崙於1851年12月2日發動政變，下令解散國民議會。托克維爾與其他議會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以對抗政變，但卻被拿破崙以“叛國罪”為名逮捕。在遭拘禁一小段時間後托克維爾獲得釋放，接着他完全退出了政壇，與他的英裔妻子Marie Mottley一同隱居於鄉間的城堡（château de Tocqueville）。在那裏他也開始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在1856年出版了全書的第一卷，但在撰寫第二卷的期間因病去世。

托克維爾在1835年出版的《民主與美國》是最早開始探討美國政治和文化的主要作品之一，並且也成為研究這方面領域的經典作品之一。在書中托克維爾以他敏鋭的觀察力，從一名第三者的角度觀察新大陸的民主制度。他讚揚了民主制度在美國的成功發展，但他同時也對於民主制度下出現多數暴政的可能性提出了警告—他將那稱為是“温和的暴政”。

這本書是托克維爾在19世紀初期以遊歷美國的經驗所寫成的，那時正是美國剛經歷了自由市場革命、西部擴展、以及傑克遜民主的快速發展，完全改變了美國生活面貌的時候。托克維爾認為民主可以適當的平衡自由與平等兩者，在照顧個人的同時也顧及社會的發展。托克維爾認為過度的社會平等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孤立，造成更多的政府幹預、以及自由遭到侵蝕。托克維爾也批評了個人主義，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根基於相同目標的團結合作，能將美國建立為一個更理想的國家，也能因此而建立起一個公民社會，從而避免過度依賴政府的干預。

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和《法律篇》開始，許許多多思想家的一貫主張是：為了避免邪惡和貪婪，私人財產必須被廢除；只有當財產的力量被完全消除後，知識份子精英的“哲學家國王”才能浮現，並對社會進行統治。只有當美德成為唯一的權力基礎時，人類社會才能達成理想的目標。而早期的現代思想家從托馬斯·莫爾開始，也採取了柏拉圖對於私人財產的批判姿態。柏拉圖和莫爾都認為財產的平衡和權力的平衡是一致的，如果財產的持有出現不平等，那麼那些擁有財產的人必然也會掌握權力。而18世紀的孟德斯鳩也認同這種觀點，認為只有當財產被平均分配時，真正的美德才能浮現並領導政治。這些思想家都主張社會的平等是一個共和國的必要條件，因為這樣才能保證統治者是最傑出而最優秀的。

托克維爾最初也認同財產平衡等於權力平衡這種觀點，但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裏，托克維爾考察美國所得出的結論卻徹底脱離了這些思想家，成為驚人的轉變。托克維爾起初試着探索為何美國能夠發展的如此繁榮，他見證到了美國社會與老舊的歐洲世界有着顯著的差異，與歐洲相反的是，美國社會將賺取金錢視為是一種最主要的道德，結果使美國的一般百姓得以享受人類史上空前的自尊和自由。在美國社會里，幾乎所有人都抱持勤勞工作和超越他人的理想，一般百姓從不服從精英的權威，同時激進的個人主義與市場資本主義發展至了前所未見的地步。

托克維爾主張，正是這種獨特的美國精神和道德觀，使得美國脱離了歐洲社會的侷限和牽絆。與歐洲不同的是，前往美國的新移民發現了有廣大而無人居住的土地可以拓墾，所有到達美國的人都可以擁有他們自己的土地、並且獨立經營自己的生活。托克維爾指出，數量稀少的舊精英以及地主貴族的確存在，但他們完全沒有機會抵擋因為廣大土地的所有權而衍生出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在這樣一個開放社會里，邁向富裕的機會多的數不盡，所有人都開始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勤勞而具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成為社會的主流。

而這種先天條件也孕育出了美國獨特的政治和社會價值觀，決定了殖民地和後來的地方州會通過的法案。到了18世紀末期，崇尚賺錢、勤勞工作、以及個人主義的民主價值已經支配美國北部，消除了大多數舊世界遺留的貴族及其價值觀。不過，要在美國南部消除這些事物則顯得較為困難，因為奴隸制度產生了地主貴族以及類似於舊世界的從屬關係，這種現象一直要到南北戰爭的戰前時期為止。

托克維爾指出正是這些在北部（以及稍後在南部）出現的資本主義價值觀，超越了舊世界的道德觀和社會機制。立法機構進一步廢止了來自舊世界的長子遺產繼承權和其他遺產繼承的限制，使得土地的所有權得以廣泛的分配。地主精英失去了將所有財產分配給單一長子的特權，因此財富變的更難以鞏固，更多人也因此會努力的替自己的未來奮鬥。

托克維爾主張，在這樣快速民主化的社會里，人們往往沒有什麼特別“傑出”的道德觀念，而是會希望透過勤勞工作來累積龐大的財富。在托克維爾看來，美國在這種獨特的民族特質上跳脱了傳統的歐洲。在歐洲，沒有人對賺錢有太大的興趣，最底層的社會階級對於賺取足以温飽以外的財富並不抱希望，而上層階級則認為賺錢是粗魯的、下流的、而且與他們的貴族身分不相搭配的。托克維爾所指出的這些在文化上的差異也被後來許多思想家和學者所採納，解釋了為何歐洲在19世紀會出現一羣穿着豪華服裝、卻走上街頭企圖利用勞工發起階級戰爭和革命的菁英階級；然而在美國，當勞工看到穿着豪華服裝的有錢人時，他們所想的卻是透過更努力工作的方式來累積財富，認為他們只要肯奮鬥和創新，終有一日也可以穿着到更豪華的衣服。

因此這些獨特的美國價值，在許多人看來，便解釋了美國例外主義的成因，同時也能解釋許多美國獨有的神秘現象，例如美國從來沒有像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如此徹底的擁抱社會主義。對托克維爾而言，美國與歐洲最大的差異也就是這些獨特的民主價值觀。儘管他最初認同柏拉圖、托馬斯·莫爾、和孟德斯鳩所主張的財富平衡才能確保權力平衡的概念，但托克維爾最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他主張就如同他對美國的觀察所顯示的，財富的平衡並無法確保統治者便會是最好的人選，事實上結果反而顛倒過來了。廣泛的、而且程序公正的財產所有權成為美國的獨特現象，這不但決定了美國社會的獨特價值觀和精神，同時也能解釋為何美國大眾對於精英文化抱持如此輕視的態度。

托克維爾並指出，除了消除掉一切舊世界的貴族影響外，美國平常百姓也拒絕服從那些擁有較多財富、或擁有較多天資和智慧的人。托克維爾認為，儘管這些知識份子精英都是在美國社會里正當脱穎而出的，但他們並無法享受與在歐洲一樣程度政治權力。平常的美國百姓享受極大的自主權力，並且拒絕服從精英知識份子的領導。這樣的民主文化促成了一種明顯而獨特的平等觀念，但如同托克維爾主張的，鞏固這種道德觀和精神的根基，也使得美國社會有着平凡庸俗的風氣。

至於那些天生具有道德和天資的人，則無法像在歐洲那樣擁有眾多的權利和地位，而是必須迎合當前美國社會的需求才能生存。托克維爾預言指出，那些擁有最好教育背景和天資的人只有兩種生涯途徑可以選擇，要不就是加入知識份子的小圈圈，替社會所面臨的平凡問題研究解決辦法—這些小圈圈則成為了美國的學術界；又或者，利用他們的天資和才能，從事私人企業的牟利生涯，替自己賺取龐大的財富。托克維爾於《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裏的最後得出了這個結論，以19世紀初的美國曆史為根基，解釋了美國社會文化和價值觀的本質，並且也解釋了為何美國能發展成熟至今天的面貌。

Du système pénitentaire aux États-Unis et de son application en France (1833年)—《論美國的形事制度及其對法國的應用》，與古斯塔夫·德·博蒙合著

De la démocratie en Amerique (1835年/1840年)—《論美國的民主》，原本分為兩卷出版，第一卷在1835年，第二卷在1840年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第二知名的著作

Recollections (1893年)—《回憶錄》，這是經歷1848年革命而寫下的紀錄，托克維爾生前從沒想過要將其公諸於世；在他死後他的妻子和古斯塔夫·德·博蒙將其出版

Journey to America (1831年 – 1832年)—《美國遊記》，托克維爾遊歷美國時的旅行遊記，由George Lawrence翻譯為英文，1960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民主與社會主義除了平等這一詞以外，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兩者間的差異：民主是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會主義則是為了壓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

我會説當前世界上只剩下兩個偉大的國家—俄羅斯和美國；除了這兩個國家以外，其他所有國家似乎都已經面臨他們的極限，並且都只能試圖維持他們的力量，而他們的力量逐漸衰退的程度則是沒有底限的。

暴政可以在沒有信念的情況下進行統治，但自由則不能。

他們（皇帝們）經常濫用權力剝奪人民的財產和生命：他們其中幾個人的暴政也達到了空前的地步，但其數量依然不多……如果暴政是在我們今天的民主國家裏浮現，那它將會改變為另一副面貌；這樣的暴政將會更為廣泛、但卻同時帶有温和的色彩，它將會在奴役人民的同時，卻不讓他們感覺半點痛苦。

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東西的人，註定生而為奴。

我還不曉得有哪個國家像美國一樣，人民是如此的熱愛財富，而維持財富平等的理論則被人民所強烈藐視。

至於説到我，我是一個民主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可能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民主和社會主義是不可能並存的，你不可能將兩者混在一起。

所有希望摧毀民主國家的自由的人都該知道，發動戰爭是最快而又最可靠的手段。

美國之偉大不在於她比其他國家更為聰明，而在於她有更多能力修補自己犯下的錯誤。

一個美國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場賭注機會的遊戲一般、一場革命舞台、或一場戰役。

民主最重要的原則不在於應該消除龐大的財富，而是在於財富不應該聚集於同一個人手上。因此民主制度裏會出現擁有龐大財富的有錢人，但他們本身無法構成一個社會階級。

如果想要獲得新聞自由所帶來的大量優點，我們也必須忍受它所創造出的各種邪惡……

在一個擁有集會自由的國家，秘密結社是不會出現的。美國擁有許多不同的團體派系，但卻沒有陰謀集團存在。

外交不需要民主特質，它需要的是民主之外的東西。民主國家傾向於服從衝動而非謹慎，為滿足一時衝動而放棄長遠大計。法國大革命後，美國國內即表現了這種傾向；全賴華盛頓堅毅不屈的性格與他享有的威望，才阻止了國人羣情激憤的冒失衝動，避免對英宣戰（因為當時美國無力挑釁，需要和平）。（《論美國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