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會議

在日本歷史上，五相會議曾多次舉行。1933年10月3—20日，齋藤實首相首次召開。 ^[1] 

在承認“滿洲國”、退出國際聯盟的所謂內田焦上外交的進行過程中，齋藤內閣對內避免與軍部摩擦，採取了妥協的方針，以便穩定局勢。但是，在議會中沒有基礎的齋藤內閣，每逢議會開會都要受到在眾議院裏擁有三百零四個絕對多數議席的政友會的攻擊，雖然利用“非常時期”、“舉國一致”的口號力圖混過這一關，似是政黨之間的傾軋是無法避免的。當時在政友會方畫還不便同政府進行堅決的鬥爭。因為，以軍部為中心反對政黨內閣的暗流仍然存在，而國民也不大信任政黨內閣。所以，政黨從本身的利益出發進行倒合，必將受到嚴厲的指責；即使是推翻了齋藤內閣，亦難以指望上台執政。在這樣局勢下，政府和政友會之間，進行了旨在“安定政局”和授受政權的政治工作。這是從退出國際聯盟政局告一段落以後才開始表面化的。但是政友會的步伐並不一致，關於是否和政府決裂的問題，主張強硬論的鈴木派和主張穩重論的牀次派、久原派發生對立，每每引起內部糾紛。在這種情況下，當編制1934年度預算時，由於海軍提出了龐大的補充計劃費的要求，增加了財政上的困難，使政府面臨難局，迫切地要求在議會小擁有強大的政治力量。從此，政府與政黨間的聯繫更加表面化了。七月下旬，齋藤首相宣稱：“在恢復財政、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各方面，都必須制訂確定不移的對策”，並要求政、民兩黨總裁入閣。但是，政友會總裁對此態度十分乾脆，拒絕入閣，結果總裁入閣的問題宣告流產了。 接着，齋藤首相又訪問了政友會、民政黨、國民同盟三黨總裁，進行了國策協商。可是，政友會所提出的國策方案，並沒有任何新的內容，它只是強調國防、承認增加軍費等藉以迎合軍部，至於如何處理軍備與財政的關係，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並沒有提出任何對策，暴露了政策的貧困。 ^[2] 

正當政界上層的活動陷於停滯不前的時候，相繼舉行了五·一五事件(陸軍方面、海軍方面及民間方面)的公審，引起了新的波瀾。在法庭上，被告對政黨和財閥進行了攻擊，並申訴了農村的貧困，報刊、廣播把這些情況大力地加以宣傳，這就使得五·一五事件後陷於停滯的右翼團體的活動死灰復燃了。陸軍在8月進行公審時，對被告的犯罪動機是加以肯定的，而在九月間，海軍方面的山本檢察官則在起訴中嚴斥軍人干與政治，要求判處被告以死刑以下的重刑。對此，海軍的青年軍官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反對起訴的運動。在橫須賀水交社召開了有志軍官聯合會，在從四十期(中校一級)到五十八期(少尉級)的少壯軍官的參加下，討論並指責了倫敦條約的不當，並通過了攻擊政府幹犯統帥權的決議。對此，若櫬民政黨總裁發表演説為倫敦條約進行了辯護，這立即引起了在東京的預備役將官發表了一篇反駁聲明，而五·一五事件的海軍方面特別辯護人朝田中尉還訪問了若櫬，向他提出了質問。就是這樣地在國民中間煽起了沙文主義思想，大肆渲染並極力鼓吹即將到來的1936年(海軍裁軍條約有效期間的最後一年)將爆發世界危機。在這種聲浪中，採取了一系列擴充海軍軍備的措施，修改了軍令部條例，把軍令部的職權提高和擴大到與參謀本部相同的程度。接着，大角海柳又表明，要在下次會議上要求修改現行海軍條約的比率。日本侵佔“滿洲”以後，不僅需要擴充陸軍，而隨着日美關係的惡化，編制龐大的海軍造艦計劃也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這樣一來，就越發加深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 ^[2] 

在這些事件的前後，9月，內田外相下台了。廣田繼任外相以後，立郎表明特別要改善對美、蘇、中三國的關係。這就是代替內田焦土外交的所謂廣田協和外交的開始。廣田外相就任後，荒木陸相向首相建議，要求包括軍部在內，由政府內部來決定國策。這是針對政府與政黨間成立的國策協定提出的，企圖排除政黨參與決定國策的做法。同時，高橋藏相等為了對1934年度預算的討論作好準備工作，而使國防、外交、財政各方面取得協調，也對此表示贊成。於是，首相、大藏、外務、陸相，海相等五相會議就在10月8日至21日之間召開了五次。在五相會議上，主張國際協調及國防、外交、財政調和的高橋、廣田與主張對外強硬論及革新國內的荒木形成了對立。結果，前者的方針獲得通過，宣佈了下列大綱：

一、扶植與日本有着不可分割關係的“滿洲國”，使其健全發展。

二、在安全不受威脅的限度內照顧財政狀況，力求充實國防。

三、外交方面，根據國際協調的精神，特別是對鄰國——中國、美國、蘇聯，採取增進親善關係的各種對策。

四、鑑於目前的國際關係和國內狀況，在改革政治的同時，鼓勵國民精神的振作。 ^[2] 

雖然在五相會議上，荒木陸相的強硬論未被通過，但是這卻意味着官僚陣營的進一步得勢，同時也可取看山軍部獲得了對一般固政的強有力的發言權，繼五相會議之後，為了討論內政，特別是急不容緩的農村問題，在軍部的倡議下，召開了首相、大藏、內務、農林等八相參加的內政會議，術木陸相指出，農村的貧困妨害了農村出身者約佔80％的國軍的士氣，而強調了救濟農村的必要性，並由後藤農相提出了以減輕農村負擔為重點的具體方案。但是，忙於籌措龐大軍費並儘量防止通貨膨脹的高橋藏相等卻反對增加農村救濟費，仍然提倡自力更生，因而發生了對立。會議於12月決定了振作農民精神、徹底發展農村合作組織、減輕農户負擔、統制重要肥料、蠶絲對策方案等五項對策，但是關於其所需預算，高橋並沒有給予保證，所以實際上會議並未取得任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後藤農相所代表的新官僚，卻乘此機會與軍部合作，發展了自己的勢力。一般説來，法西斯主義在其形成時期，總是提出反資本主義的口號，鼓動危機中苦悶掙扎的中間階層，使其變成法西斯主義的支柱，而在日本卻把主要目標放在苦於農業危機的農村，荒木陸相和後藤農相的這一主張意味着，通過農村對策隸阻止地主及自耕農階層的沒落，並爭取這些階層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但在內政會議上這種主張未被接受，而通過了高橋大藏相的自力更生的路線，這説明了一向以低米價、低工資作為有利條件的壟斷資本，是不肯輕易地對農民酌要求表示讓步。也可以説，沒有受到工人、農民強有力的抵抗就走上發展道路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甚至不肯付出籠絡人心的釣餌。1934年1月，荒木陸相辭職，林銑十郎繼任。這是由於五相會議和內政會議的結果引起陸軍內部對荒木陸相有了不滿的緣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