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寒

海報(2張)

1946年，蔣介石破壞停戰協定，集結20餘萬大軍進攻中原解放區，中原主力部隊勝利突圍，轉入豫陝地區。於是，大別山地區重又陷入了反動派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縣委劉書記是黨留下來堅持地下武裝鬥爭的領導人，他和縣委組織部長莫文階、武裝部指揮長施品春，共同部署開展武裝鬥爭，把敵人拖住在大別山，配合正面戰場作戰。莫文階受到親戚莫保長的誘惑，可恥地叛變了革命，破壞全縣的地下組織，縣大隊幾乎全軍覆沒，只有游擊隊員羅文川和南果祥等少數人倖免於難。他們進入山林，堅持遊擊鬥爭。民團團長黃胖子是一條兇狠的地頭蛇，他根據莫文階所提供的材料，大肆殺戮共產黨人和無辜的老百姓。南果祥的妻子、共產黨員穆英也在這時被抓走。血腥的鎮壓，使革命暫時走入了低潮，但人民堅信革命一定會成功，共產黨一定會回來。農民王太積極地支援部隊，偽甲長勞良才也暗中替部隊通風報信，因此黃胖子雖用盡辦法也未得逞。敵人無奈，在莫文階獻計之下，釋放了穆英等堅決不自首的共產黨員作為誘餌，並且威脅膽小怕死的地下黨員莫大新使其叛變，成為敵人的坐探。莫家灣村有個漂亮的小寡婦巧鳳，原是羅文川的情人，現在她仍愛着羅文川，可是羅文川卻很痛恨她，村裏人也鄙視她，連劉書記也認為她這種女人不可靠。巧鳳忍受着難言的苦痛，暗地裏密切關注着發生的一切。她總是在游擊隊危急之時助一臂之力。冬天來了，大雪封山，游擊隊員生活更困難了。村裏到底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是奸細，一時還摸不清底細。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游擊隊員不但要和狡猾的敵人作戰，而且還要忍受飢餓、寒冷，與大自然鬥爭。在這漫長的困苦日子裏，意志薄弱的南果祥動搖了，他偷跑回家裏，但在妻子穆英教育下，終於認識到錯誤，重新回到游擊隊。一次，游擊隊在雪地裏活動的腳印被敵人發現，劉書記等與數量眾多的敵人激戰後，突圍到莫家灣。在這危急時刻，王太引導劉書記躲在莫保長家裏，避開了敵人的搜捕。寒冬已過，春天來臨，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地展開了全面反攻。在大別山地區，勝利的炮聲已經隱約可聞。這時，黃胖子一邊準備逃跑，一邊還在作垂死掙扎。他派莫文階來到莫家灣，企圖抓住劉書記，但莫家灣卻已佈下天羅地網，莫文階和他帶的民團全部被殲 ^[2]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4-5] 

編劇史超曾隨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負責領導發動經扶縣一帶的羣眾建進行土改。當地鬥爭非常殘酷膠着，人民羣眾和進步人士受反動勢力威嚇，不敢與共產黨人員接觸。史超一行的處境極其險惡，每天都在生死線上進進出出。這段經歷刻骨銘心地存在於他的記憶中。新中國一成立他就想把這段經歷寫出來，但因參加剿匪工作和相關題材創作而不得不擱置。1956年，他調入中央軍委政治部創作室，終於如願以償。他重返大別山，經過採訪，獲得了共產黨人在當地進行艱苦鬥爭的大量資料，創作出電影劇本，化用南唐李後主的詞句“羅衾不耐五更寒”，取名為《五更寒》，以時序冷暖喻示革命發展必經階段 ^[6]  。

導演嚴寄洲在拍攝多部影片後， 閉門自學電影理論，頗有所成，當他正希望有一個基礎好的本子進行攝實踐時，統管部隊電影劇本創作的總政文化部電影處長虞棘向他推薦了史超的劇本。參加過敵後武工隊鬥爭的嚴寄洲讀了史超的劇本《五更寒》，感到格外親切，更為劇本中的人物形象所吸引，產生了無法遏制的創作衝動。第二天，他就找到八一廠領導，建議拍攝《五更寒》，獲得批准後迅速投入籌備 ^[6]  。

開拍前，嚴寄洲帶着全體演職員，在編劇史超引導下到大別山地區體驗生活。他們訪問了片中劉書記的原型——時任河南監委會書記劉名榜和信陽地委監委會書記邱繼敏，還隨邱繼敏去其轉戰過的新縣灣店，走訪與敵人鬥爭過的羣眾，尋訪當年游擊隊的藏身處，感受艱苦歲月的氣息。此後，他們又去了當年鬥爭同樣激烈的光山縣、黃安縣，各找“模特”，住到老鄉家，面對面進行觀察交流 ^[6]  。

作為一部革命歷史故事片，該片最令人稱道的是敢闖“人性”禁區，而非一種簡單化的革命道德勸喻。片中所描寫的革命鬥爭處於逆境時，有人堅持鬥爭，有人產生動搖，是符合歷史事實和各種不同立場、性格的個體的真實狀誠的。故事中，女共產黨員穆英與一度悲觀失望的戰士南果祥這對夫妻，革命戰士羅文川與苦戀他的地主家的寡婦巧鳳之間微妙的關係，不僅道出革命進程的艱鉅與複雜、殘酷與無奈，同時又將人的情感的豐富性、人性的多面性給予了巧妙的揭示，通過各種戲劇衝突書寫英雄的剛毅、執着又不乏人情味，特殊個體的掙扎與苦戀，將堅定不移的階級感情與纏綿悱惻的苦戀扭結在一起，這種複雜而又細膩的情感交鋒，在當時銀幕上是不多見的，而且也符合生活的邏輯，符合現實主義創作注重人際關係並通過人物關係的真實敍述來透視其背後真正社會矛盾的基本美學準則。尤其是巧鳳一角，使人回味無窮，頗具意味性，角色本身所內藴着的審美價值，及其畫面所產生的引人思考的想象空間，其本身內藴着的美學意義是不言而喻 ^[7]  。（上海大學影視藝術系教授金丹元評）

該片上映後，關於影片中“巧鳳”一角的階級性、真實性，引起電影界內外的爭議，《中國電影》雜誌專門開闢欄目，一連數期發表多篇文章，對巧鳳這一人物的塑造及評價進行探討。一派意見認為，作者錯誤地偏愛了和歌頌了一個沒有階級覺悟的農村破鞋式人物，損害了影片的思想性、藝術價值和真實性，歪曲了革命歷史的真實。而另一派認為在現實生活中，那些同情並支持革命的人們中有一些是沒有階級覺悟的，其支持革命的根源各有不同，編導可以予以反映，不能用人為的教條去套活生生的現實。巧鳳的扮演者曹櫻也參加了這次討論，她提及巧鳳這一形象是根據大別山當地三個不同類型婦女概括而成的。編劇史超也證實巧鳳的生活原型是在大別山戰鬥期間曾救過自己的大嫂。但那位大嫂沒有嫁過地主，也沒有死過丈夫。史超給巧鳳安上地主家小寡婦的身份，是因為他不認同片面地以階級論來處理人物 ^[6]  。

20世紀50年代，關於“巧鳳”的爭議尚在正常討論範圍內，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江青指責《五更寒》違背階級道路，宣傳地主小老婆“巧鳳”在關鍵時刻起重要作用，是一部寫叛徒哲學的影片。《五更寒》遂被打成“大毒草”，編劇、導演及演員都受到衝擊，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被正名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