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文物出土(2張)

1995年10月，中國—日本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成員在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一處墓地上進行例行考古挖掘，然而幾個月來，他們在尼雅遺址上的挖掘一直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就在失望中，考古人員挖開了一座古墓。這是一個兩人合葬墓。合葬的兩人身上穿着許多衣物，最顯眼的是，其中一具屍體的右臂上綁着一個色彩鮮豔的織錦。織錦色彩絢爛，文字激揚，紋樣詭秘，意藴神奇，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沒有經過太多的辨認，考古人員就看出織錦上織的文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錦護膊(2張)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除去文字之外，還有用鮮豔的白、赤、黃、綠四色在青地上織出的漢式典型的圖案：雲氣紋、鳥獸、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紅白圓形紋，方寸不大內涵豐富。 ^[2] 

此護膊面積不大，長18.5釐米，寬12.5釐米，經密為2200根/10釐米，緯密240根/10釐米，經向花紋循環7.4釐米。 ^[2]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3張)

織錦的右側保留着幅邊。紋樣從右側開始是一對牝牡珍禽，雄鳥站在雲紋的低部，昂首挺立。它的頭頂是篆體“五”字，胸部左雲紋上懸掛着一個茱萸花紋。雌鳥站在雲紋上垂首面向雄鳥，其頸上方是一白色圓形紋象徵“太陰”，背上方是一個“星”字，尾部下方有一個茱萸紋。與“星”字間隔一個茱萸花紋的是“出”字。“東”字在兩個雲紋間隙之上。“東”字的左下方、一個雲紋之上是一紅色圓形紋象徵“太陽”。“太陽”左下側是一倒懸雲紋，雲紋凹進處，有一張口伸舌，昂首嗥叫的獨角瑞獸，尾部下垂，背上長有一翅膀，可能是“辟邪”。獸角上方雲紋上端是一個“方”字。“利”字隔着一個雲端在“方”字左上。“利”字下方雲紋的左側是一個身着豎條斑紋、豹眼圓睜的虎形動物，後右足踩在雲紋上，舉步向右行，尾部高聳，剛勁有力。其尾部右側是“中”字，左側是“國”字。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八字出自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兵）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迴轉，日月流逝，五星難以聚合。然而，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這在《天官書》《漢書》《張耳傳》《漢紀》均有記載。

此漢錦採用的青赤黃白綠五色，皆為秦漢以來發展廣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應為“青赤黃白黑”，而該錦用色為“青赤黃白綠”，其中綠應為黑，這裏用了綠色，可能黑色不夠亮麗而以綠色替而代之。五色的“青赤黃白黑”分別與五星的“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對應。古人能在一塊方寸不大的織錦上把陰陽五行學説表現得如此淋漓酣暢，實屬罕見。該錦的織造工藝非常複雜，為漢式織錦最高技術的代表。 ^{[2]  [6]} 

織錦復原圖(2張)

中國古代關注天象的歷史和中國文明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由於在古代中國星占學和曆法天文學是由皇家史官專門掌管，而且王朝對曆法和天象擁有着絕對的解釋權，私自論及秘密的“天文歷算”者是要處以極刑的，所以，能夠使用這些星佔用辭，並且敢將其作為織錦上的一句吉祥語，明示了這件織錦是皇家官府（織室）專門織造的。與“五星”織錦製品同時還出土了一件“誅南羌”織錦殘片，是從與“五星”錦相同的錦料上裁剪下來的一部分。

通過對具體史實的研究和圖案的綴合分析表明，銘文可以連續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 ^[4] 

文字押韻工整。紋樣風格酷似“五星”織錦的另一塊織錦（現藏於英國）上織有“琦瑋並出，中國大昌，四夷服誅，南羌樂安定，與天無疆”，二者內容相似，年代也應近同，可以佐證和對讀。 ^[4] 

銘文意思是説，五星同時見於東方，利於中原王朝征討南羌的軍事行動，表示此次伐羌必得成功。銘文敍事的中心為“誅南羌”，其中心思想和基本落腳點在於“四夷服”，即四裔安定天下太平，這也是“利中國”的深層次含義和真正內涵所在。通觀全文，其基本立意是以天降祥瑞之兆利於中國寓意吉瑞和吉兆，是中央王朝祝祈討羌行動的順遂和四夷臣服，以期“與天無極”，系祈寄祥瑞之詞。 ^[4] 

這句織錦文字的產生，無疑是中央王朝為了祝祈政治上軍事上順利和成功，而將天象佔辭與“討南羌”結合起來，以圖祥瑞的實際見證。在其他的織錦上，還見有類似的內容，如“琦瑋並出中國大昌四夷服誅南羌樂安定與天無疆”等。 ^[4] 

“誅南羌” 織錦殘片(2張)

與這條吉祥語可能有聯繫的史事，是《漢書·趙充國傳》記載的西漢王朝的一次討伐西羌的戰爭，漢宣帝曾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星佔術語教條地用在了督促、鼓勵對羌人的作戰的詔書裏，可見皇家對五星佔用辭的絕對話語權及當時的天文星佔對漢帝國軍國大事決策所起到巨大作用。“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中國古代星佔用辭，是古代先民觀察五大行星運行變化而歸納總結出來的佔辭術語。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東方”是中國古代星佔術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國”指黃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區及中原，是一個地理概念。“五星出東方”指五顆行星在一時期內同時出現於東方天空，即“五星連珠”或“五星聚會”現象；“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即出現五星共見東方之天象，則於中國軍國大事有利。由於五大行星週期性圍繞太陽公轉時間不同，從地球上觀察它們會合、會聚天象出現的概率小，所以它們各自的性質、亮度、形狀、大小、顏色等變化，以及經過或停留在廿八星宿或其他星官處的位置和聚合，就被占星家們賦予了五星特殊的星占學意義，而五星聚合一處天象出現的概率甚少，就自然地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星占學意義：將五星視為五行之精，天之五佐，佐天行德；現實關懷的是——戰爭勝負、王位安危、年成豐歉、水旱災害等政治、軍國大事，因此，《史記·天官書》“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兵者利”、《漢書·天文志》“五星分天之中”。

經過現代天文學的計算和研究，“漢之興，五星聚東方”儘管是漢代儒生們附會的結果，但是實際天象的出現，證明古代星佔記錄大部分是準確可信的。當今世界，國內外天文考古界運用科學方法對關於五星聚會及其與史事關係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對古代中國人觀測到的五星聚會的理想週期為516.33年的認識（天文學家研究得出，木星、土星、火星，這三顆運行最慢的行星，平均會合週期是516.33年，如果條件有利，運行更快的金星和水星會在短時間內與它們會合在一起）。

“五星錦”把天文、史實和古人的陰陽五行觀念等巧妙融為一體，並且出現在遠離中原的尼雅遺址，證實了國家治理和統轄西域、開發建設西域的歷史，深刻揭示了漢朝開拓西域後絲綢之路經濟文化的繁榮歷史脈絡，説明了當時西域對於中原文化的認同和嚮往，實證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力，也側面反映出各民族在兩千年前就進行了深度交流交融，亦生動展示了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和特殊魅力。 ^[3] 

幾千年來，中國古代對“五星聚合”天象的觀測，投入了特殊的感情，期待這一天象奇觀的出現，期冀大吉、大利之兆示；古代封建帝王也藉此自詡得“天命”而使王朝合法化。在劉邦攻入秦地咸陽的第二年五月，確實出現過一次五大行星聚會天象，這一現象受到了漢王朝和儒生們的高度重視；將“漢之興”附會於“五星聚會”天象的出現；“漢之興，五星聚東井”也就成為具有濃厚迷信色彩的漢朝人和漢代社會的重要思想觀念。將期圖大吉、大利思想和理念的社會化、世俗化、藝術化，“五星”織錦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星紋和象徵祥瑞的雲氣紋以及鴕鳥、仙鶴、獅虎紋，辟邪紋等祥瑞動物紋樣的和諧聚匯，可以説是一個突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