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國約以伐齊

威逼和利誘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制服他人、達到目的的手段。威逼是由於恐懼之心人皆有之，利誘是因為人人都貪圖利益。利與害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利有大小之分，害有遠近之別。誘之以利，讓對方惑小利、忘遠害而為我所驅；脅之以害，使之避危亡之近禍而就我之圖謀。威逼和利誘，就是戰國策士們在悟透人性的基礎上，利用人性中趨利避害的弱點施展的最基本手段。 ^[1] 

五國約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我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

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也，以圖於齊。”

韓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1] 

楚相昭陽對楚王説：“五國如果打敗了齊國，秦國一定會乘機向南進攻楚國。”楚王説：“這可怎麼辦呢？”昭陽回答説：“韓國韓珉在韓國獨斷專行，貪圖私利，害怕危難。貪圖私利，可以對他施以利誘；害怕危難，可以對他進行威脅，我用重利去拉攏他，他內心一定會被利所誘；我發動大軍去威脅他，他一定會感到害怕，他害怕我們的大軍，又貪圖我們的重利，這樣五國聯盟攻齊的事，一定會失敗。他們的盟約被撕毀以後，即使不給韓國割地，也是可以的。”楚王説：“好”。

於是他派大公事去韓國，會見韓相國公仲，説：“當初牛闌之役，馬陵之役，都是您親自見到的，大王如果不與五國聯合攻齊，我們願意獻出5個城邑，不然，我們就出動全軍來和齊國共同對敵。”

韓國與趙、魏解約以後，楚國果然沒有割地給韓國，而五國聯盟攻齊之事就落空了。 ^[1] 

六國合縱最後以失敗告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各國都心懷鬼胎、各有利益、不能同心合力。五國聯合攻擊齊國，楚相昭陽卻從中搞鬼，所以聯合一下就解體了。韓相國公仲輕易改變了行動，可見利益的誘惑、武力的威懾對人的行為影響多麼巨大，所以要抵住他人對你的算計，就一定要作到“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 ^[1] 

《五國約以伐齊》出自《戰國策》 ^[2] 

《戰國策》是中國古代的一部歷史學名著。它是一部國別體史書（《國語》是第一部）又稱《國策》。是戰國時期遊説之士的著作。主要記載戰國時期謀臣策士縱橫捭闔（bǎi hé）的鬥爭。全書按東周、西周、秦國、齊國、楚國、趙國、魏國、韓國、燕國、宋國、衞國、中山國依次分國編寫，分為12策，33卷，共497篇，約12萬字。所記載的歷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範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是先秦歷史散文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

《戰國策》是我國古代記載戰國時期政治鬥爭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實際上是當時縱橫家〔即策士〕遊説之辭的彙編，而當時七國的風雲變幻，合縱連橫，戰爭綿延，政權更迭，都與謀士獻策、智士論辯有關，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該書文辭優美，語言生動，富於雄辯與運籌的機智，描寫人物繪聲繪色，常用寓言闡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畫蛇添足”“亡羊補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轅北轍”等。這部書有文辭之勝，在我國古典文學史上亦佔有重要地位。

《戰國策》是我國一部優秀散文集，它文筆恣肆，語言流暢，論事透闢，寫人傳神，還善於運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來説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濃厚的藝術魅力和文學趣味。《戰國策》對我國兩漢以來史傳文政論文的發展都產生過積極影響。

劉向（約前77—前6）又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漢宣帝時，為諫大夫。漢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後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漢成帝即位後，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慰。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中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治《春秋彀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説苑》《列女傳》等書，《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生平事蹟見《漢書》卷三十六。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