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革命

這場文學革命，是由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首先發起的。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胡 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改良文學的“八事”，即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語俗字。還提出“言文合一”，白話文學應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主張。接着，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以反對封建文學為目標的文學革命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兩篇文章成了文學革命的綱領和宣言。文學革命主張立即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響應。錢玄同表示“絕對贊同”，並把那些專事擬古而風行一時的駢文和散文斥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他還以語言文字演化的歷史事實為文學革命提供了證據。劉半農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説精神上之革新》等文，對於破壞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話散文，破壞詩歌舊韻、重造新韻等問題，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五四運動前後，文學革命的理論和主張帶上更為鮮明的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陳獨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更高地舉起科學和民主的大旗，表示進行文學革命“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魯迅以最勇猛熱忱的戰鬥，成為文學革命的偉大旗手。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和“思想革命”等主張，從思想內容方面對新文學作了具體深入的論證。李大釗發表《新紀元》、《什麼是新文學》等文章，既批判封建舊文學的殭屍，又批評了剛剛萌櫱的資產階級文學的“新毒”。他指出：“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必須具備“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話文。接着，《晨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的副刊也相繼改用白話文。據統計，僅1919年全國出現的白話刊物就有400餘種。

緊接着理論的倡導，是新的文學創作的實踐。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適的8首白話詩詞後，又於1918年1月發表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的白話詩，後來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也創作了新詩。1918年5月，《新青年》發表魯迅的《狂人日記》，揭露吃人的封建禮教和制度，接着又發表《孔乙己》、《藥》等。稍後，郭沫若發表《鳳凰涅槃》等後來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詩篇，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徹底精神和狂飆突進的時代色彩。它們都是這場革命的最初業績。不久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和其他新文學作家，以自己的創作成果，豐富並發展了五四文學革命的成果。

在五四文學革命中誕生的新文學，使中國文學從語言文字、文學體裁、表現手法到思想內容發生了全面深刻的變化，開始了中國文學現代化變革的進程，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首先, 五四文學革命是文學思想的變革, 但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 因而也是意識形態變革的一部分。這就是説, 五四文學革命與意識形態變革密不可分, 而且着重於意識形態的轉換。文學革命是為了救國興民, 這種強烈的政治功利主義成為五四文學革命的深層思想動力。這樣, 文學思想的變革就必然主要在意識形態層面上進行, 而難以深入到學術層面。儘管胡適等《新青年》同人約定二十年不談政治, 專注於輸入學理與文化建設, 但政治這個“集體無意識”仍然左右着他們。五四文學革命學術討論遠遠少於意識形態的爭論, 陳獨秀的“三大主義”着眼點還是意識形態。這個着眼點一方面使文學思想的論爭充滿火藥味( 不僅革命派如此, 保守派也如此, 如林琴南寫作《荊生》、《妖夢》, 欲借軍閥誅殺革命派。)同時也使學術建設被忽視。五四文學革命批判多於建設, 或者以輸入外來文學思想代替學術建設, 結果沒有形成中國自己的較為系統的文學理論框架。當時各個時代、各種派別的文學觀念紛紛引進, 對文學的認識也十分歧異, 如對文學的本質這個基本問題並沒有認真討論, 因而認識較為膚淺, 如“人的文學”、“寫實的文學”、“自我表現”論、“為人生”、“為藝術”等, 都缺乏深刻系統的理論論證, 僅僅把國外的觀點拿來, 着眼點也僅在於實用。這種理論建設薄弱的狀況説明五四文學革命成果並不鞏固, 它很容易被取代, 只要意識形態潮流一變。五四以後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 五四文學革命是“外發型”的文學思想的變革。它的思想資源不是傳統文學理論, 而是歐洲文學理論。而且歐洲文學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學思想是異質體系。五四文學革命引進歐洲文學思想用以批判中國傳統文學思想。中國傳統文學思想沒有可能轉化為現代文學思想, 因而只有藉助外來文學思想反傳統。這種“外發型”的文學思想變革缺少來自傳統的“支援意識”, 也缺乏文學創作的實踐基礎。五四文學革命並不是先有文學創作實績, 後有文學觀念的變革, 而是相反, 是先有文學思想革命, 後有文學創作的實績。這樣, 文學思想就缺少了現實土壤。總之, 五四文學革命雖然輸入了現代文學思想, 但它沒有文學傳統的根, 也缺少現實文學創作的土壤, 因此並不牢固。

第三, 五四文學革命雖然從歐洲文學思想中吸取力量, 但由於中國社會文化和文學發展尚處於古典時代, 而歐洲文學思想自 20 世紀以來已經具有現代性, 因此, 文學思想的輸入並非來自同時代歐洲文學思想, 而主要選擇近代( 19 世紀) 文學思想。這就是説, 五四文學革命與歐洲文學思想發展水平之間有着巨大的歷史差距。當然, 20 世紀歐洲文學思想也傳入中國, 一些觀念也有影響, 但在總體上並未被接受,因為它與中國文學的實際相距太遠。西方現代文學思想主張非理性、反理性, 五四時期文學思想卻高揚理性( 科學、民主) , 二者難以溝通。五四文學革命還沒有獲得現代性, 它與 20 世紀歐洲文學思想的隔膜,造成了整個 20 世紀中國文學思想的前現代性。

第四, 五四文學革命雖然是激烈反傳統的運動, 但並沒有遇到真正強有力的反抗。由於中國傳統文學思想的衰落以及本身缺乏邏輯力量, 面對西方嚴整、富有邏輯力量而又充滿生機理論體系的衝擊, 根本無招架之力。對五四文學革命主將倡導的文學觀念, 保守派基本上沒有敢於或能夠正面爭論, 以至革命派只好搞出一個與“王敬軒”的假論戰。後來保守派攻擊的主要是白話文, 如林琴南和後來的《學衡》派、《甲寅》派等, 他們只是在語言工具上與革命派爭論, 對於文學思想則避而不爭( 或者僅僅攻擊新道德) 。這種形勢説明傳統文學思想已喪失生命力, 新文學思想不可抗拒。但這並不意味着新文學思想已經徹底打敗了傳統文學思想, 恰恰相反, 傳統文學思想根深蒂固, 不是幾年的運動可以根除。事實上, 五四文學革命遇到的頑強抵抗不在理論層面, 而在人們的文學情趣、文學心理層面。傳統文學思想不僅有理論支撐, 更主要在人們的文學趣味、心理中得到有力支持, 因此它不因五四文學革命衝擊而退出歷史舞台。五四文學革命僅僅在理論層面上批判了傳統文學思想, 但在改造人們的文學趣味、心理方面不及完成, 收效甚微。因此, 文學革命的成果並不鞏固。它改變了少數知識分子的思想, 而不能改造整個社會大眾的文學趣味和心理。在這個意義上, 五四文學革命的勝利, 是表面化的。五四文學革命是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破天荒的變革, 它不是傳統內的變革, 而是傳統的轉換; 它不是傳統的延續, 而是走向現代性的革命。儘管它沒有鞏固自己的成果, 但為中國文學思想發展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建立了一個燈塔。雖然中國文學思想曾經偏離了這個航線, 但經過歷史的迂迴, 最終又回到了這個航線上來, 向現代文學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