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

1901年10月28日，于道泉生於山東省青州府臨淄縣葛家莊一户書香之家。1920年，于道泉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山東省甲種工業學校，當年考入著名學府齊魯大學，主攻西洋史、社會學，並自覺旁聽數學課。 ^[3] 

1924年，于道泉經考試正式獲得官費留美求學的資格，斯時適逢印度詩人泰戈爾在濟南做學術報告，大家一致推薦于道泉擔任即席翻譯，泰戈爾發現于道泉精通英語、學識淵博，且對印度語言文化有濃厚興趣，遂產生愛才之心，高興地約請他一道前往北京，向有關部門提名推薦于道泉到印度國際大學深造。由於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帝俄科學院院士鋼和泰教授的誠懇挽留，于道泉只好留下來擔任鋼教授的課堂翻譯，同時跟鋼教授學習藏文和梵文，故未去美國和印度留學。是年，經許地山先生介紹，于道泉參加了有瞿秋白、葉聖陶、謝冰心、朱自清等社會名流薈萃的文學研究會。為了攻下藏語文關。 ^[3] 

1925年，于道泉毅然離開北京大學的樓房，搬進古剎雍和宮的小平房，拜藏族朋友為師，苦學苦練二年，大大提高了藏語文聽、説、讀、寫、譯的實踐能力，同時又跟雍和宮的蒙古族喇嘛學習了蒙古語文。1927年，經袁同禮先生推薦，他來到北海圖書館（即北京圖書館），擔任滿、蒙、藏文圖書的採集和編目工作，抽暇自學了滿文。北京圖書館特藏部的少數民族文字典籍，大約三之二是于道泉和彭色喇嘛、李德啓三人採集而來，可以想見他付出了多麼大的精力和心血。根據于道泉的學術成就，經清華大學陳寅恪教授主動推薦，當時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考古研究所聘他任助理研究員。1934年，被派往法國巴黎大學現代東方學院，學習土耳其文。留法期間，應聘在中英文化研究所為法國學生講授漢文。 ^[3] 

1938年，于道泉應聘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非洲學院任高級講師，講授漢、蒙、藏等語言課程，長達年之久。這期間，於先生身在海外，胸懷祖國，密切關注着中國革命的形勢，曾把趙樹理的名著《李有才板話》和《小二黑結婚》譯成法文，向外國朋友傳送中國解放區的信息。 ^[3]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學校長鬍適致函倫敦大學，歡迎道泉先生回國，到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擔任蒙、藏文教授。胡適誠懇的態度，促使他下了歸國服務的決心。但是，在歡慶抗日戰爭勝利的爆竹聲中，內戰全面爆發了，他只能繼續滯留英國，但他堅信：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在這一場戰爭中取得徹底勝利。之後，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特別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極大地鼓舞了他，道泉先生當即決定從歐洲動身回國。 ^[4] 

1949年4月，解放了的北平，從事着各行各業的人們，都有着一種朝氣蓬勃的新面貌。在極短的休息之後，道泉先生迫不及待地與當時擔任北大東方語文系主任的季羨林先生見面、磋商，確定在東方語文系開設藏語專業，季羨林先生推請道泉先生擔任組長，並立即開始招生。此時，擔任新聞出版總署第一任署長的胡喬木聽説了于道泉先生的軼聞故事，也知道他通曉多種語言，而且是留學歐洲多年的專家，於是把籌辦藏語廣播這一重要工作交給了他，請他協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設立藏語翻譯和播音小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聘請道泉先生，以及由他推薦的李永年、李春先(又名曲吉洛卓，拉薩藏族旅京人士)和圖丹尼瑪喇嘛等人作為藏語廣播組第一批成員。1950年4月10日開始工作， 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 ^[5] 

當時解放大軍正在向大西南挺進，川康各地軍事行動十分迅速。為了儘早儘快培養一批藏語人才以適應緊迫形勢的需要，籌備成立中央民族學院工作的劉春，與季羨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從國內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調一些在校學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擊學習藏語，以應當前工作之急需。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學院成立，道泉先生擔任該院藏文教授，並擔任了藏語教研組組長。在教書之餘，還負責《藏漢詞典》的編纂工作，1983年該詞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填補了中國藏、漢語對照詞典的空白，也實現了於先生多年的夙願。他十分認真地説：“編好一部詞典，其作用不亞於培養20名教授。” ^[5] 

1992年4月12日，蜚聲海內外的藏學家、教育家、語言學家、中央民族學院教授于道泉先生，因病於在北京西山醫院逝世，終年90歲。 ^[5] 

北平解放後，于道泉迫不及待地與當時擔任東方語文系主任的季羨林先生見面、磋商，確定在東方語文系開設藏語專業，季羨林先生推請于道泉先生擔任組長。組內還有王森、金鵬、韓鏡清幾位同事，並立即開始招生。第一期雖然只有兩名學生，卻使藏學這一專業在高等學府內正式立足，開始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也就在同一時間，解放後的國立北平圖書館以非常實際的形式歡迎于道泉先生——非常受尊重的資深的圖書館研究館員，讓他擔任特藏部主任。出國前于道泉曾在館內負責收集兄弟民族語文圖書，卓有成效，又在館刊上多次發表研究成果，並充分利用王雲五氏發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編輯滿文書目。為了便利讀者檢索，於先生還準備把《西域同文志》等書編成四角號碼索引。圖書館界、目錄學界對於先生的辛勤勞動是有口皆碑的。此後(自1950年起)于道泉先生繼續擔任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不支薪）的工作，直到離休時，親自物色、推薦了藏文和國學堪稱黃明信先生接任。 ^[2] 

擔任新聞出版總署第一任署長的胡喬木同志聽説了于道泉先生的軼聞故事，也知道他通曉多種語言，而且是歐洲留學多年的專家。於是把籌辦藏語廣播這一重要工作交給了他，請他協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設立藏語翻譯和播音小組。對於於先生來説，這一項工作“正合吾心也！”。經過努力，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聘請了于道泉先生，以及由他推薦的李永年先生、李春先先生（曲吉洛卓，拉薩藏族旅京人士）和圖丹尼瑪喇嘛等人作為藏語廣播組第一批成員，1950年4月10日開始工作，做好各項準備，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這件事是于道泉回國以後第一件最為開心的事。張小平同志作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民族語文部的負責人深情地記錄了這一段歷史。于道泉先生在工作中能充分調動藏族知識分子的能動性，與幾位老朋友合作，共同為西藏的事業而努力。就在那時還出版了(內部發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藏語廣播稿》的藏文版。許多新詞術語每天在廣播中會碰見，並要求用藏語播出去，於先生為此煞費腦筋。這個藏語廣播稿，幾乎成了每日出版的“藏文信息報”，在北京藏人圈子裏成了最受歡迎的讀物，在推廣新詞術語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政協”、“民主”、“革命”、“解放”等等反映新社會、新事物的詞語就逐漸在藏區推廣開來。 ^[2] 

編寫藏文字典是于道泉長期以來縈繞心頭的夙願，遠在20世紀30年代初，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期間，就向所領導提出過編寫藏漢佛學大辭典的建議。在所內無法將其意見列為項目的情況下，就自己在業餘時間幹，而且動員了志趣相投的朋友李永年參加。先動手把《翻譯名義大集》的詞條逐條抄出，又把藏文部分還原出來，每天下班後，在斗室之中孜孜不息，居然抄了近萬條卡片。正在準備補充若干詞條，糾正原有詞條中的編纂工作全速進行之時，出國赴法的行期已定，掂量前後，只好把這一工作暫停下來，留待回來以後再説。 ^[2] 

回國以後，于道泉在北大東語系剛一開始工作，就把那一批卡片取回來，李永年先生很高興地又參加到這一行列中來。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學院成立，而少數民族語文系的藏語專業又率先建立後，于道泉先生擔任了教研組組長。他在組內立即建立了字典編寫小組，由於教學和翻譯等實際工作的需要，説幹就幹，着手蒐集口語資料，改變原來編纂佛學字典的計劃，先編方言字典，當然也就是口語字典。先動手編纂的是《拉薩口語辭典》。經過長時間的努力，這部辭典編好後，先後油印過3次（1954年、1957年、1960年），不斷徵求意見，補充、訂正、修改。這期間，教研組好多人都參加過這項工作。從一開始就有傅家璋、趙堡、阿拉坦倉、工布扎布、王堯等同志為專職成員，另有洛桑羣覺等藏族教師參加審訂，傅家璋為此貢獻很多，她與土丹旺布認真貫徹于道泉先生的編纂原則：“口語、實用、全面、準確”。這部字典終於在1983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詞2.9萬餘條，以藏文正字為條目，附有拉丁注音，漢文釋義，口語與文字有差異者，一一標明。這是于道泉先生多年夢想變成現實的一個成果。 ^[2] 

于道泉先生對口語字典的出版感到欣慰，就在同時，他在給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黃顥、吳碧雲合編的一本《倉洋嘉措及其情歌資料集》作序時説：“我認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在自己面前擺着許多非常想看的書，而自己無法看懂；使我最幸福的就是使自己得到一種便利條件，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可以把這種痛苦解除，同時，也解決別人這一類的許多痛苦。”接着，由他的學生們一部接一部地完成了《安多方言口語詞典》、《嘉戎語詞典》、《藏漢詞彙》、《藏語成語詞典》、《藏漢佛教詞典》、《西藏曆史文化辭典》，以及由他的同道、老朋友張怡蓀教授主持，並有他的眾多學生參加編纂的《藏漢大辭典》，真正出現了藏學研究“百花齊放”的學術春天。 ^[2] 

“文革”時期，于道泉一直在琢磨“一對多”的翻譯機械化問題。於先生對這一工作醉心已久，早在1956年就發表過議論，但沒有人理會，還有人認為是“幻想”，説他不務正業。這下子可好了，一切繁瑣事務都擺脱得乾乾淨淨，他倒可以在“牛棚”中冥想苦思。有志者事竟成，他終於發明了一套“數碼代音字”，卓有遠見地認為，這一套數碼代音字可以供翻譯機械化使用，就是説他早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就思考出一套可以在電腦（當時人稱電子計算機）上使用的漢文和藏文的軟件系統了。可惜于道泉這種超前思維在學院、在社會無人理解，也沒有人接受。 ^[2] 

直到1982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十五屆國際漢藏語言學學會上，老先生提交的一篇論文“Numerical Script for plain Texts Numerilised Script Versus Romanised Script”（數碼字簡表：數碼字與羅馬字對照表），文中列舉了他所設計的數碼代音字用來拼讀漢字和拼讀藏文的規則。他還附有用這套數碼代音字拼寫的兩本書:陳昌奉的《跟隨毛主席長征》和陳毅的《在井岡山打游擊》。可以説既有理論系統又有實踐得成果。據中科院電子所的一位專家説，於先生設計的這一套代音字方案是現今收到的許多方案中最經濟、最方便的一種方案，學習、使用都很容易、方便。惟一的缺點是數字碼是日常應用最廣的工具和手段，是人們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中不可須臾或離的東西，如果用它來當做拼寫文字的工具，可能會發生混亂和困擾。熱心學習應用這種數碼代音字的張默生教授，於1977年3月1日用這一體例的數碼代音字給於先生寫來一封信。信除了用數碼代音體系寫出，還用漢字逐字對照一併寫就，請於先生驗看。默生先生當時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與於先生既是世交，又有戚誼，同為山東臨淄的著名奇人，這一文件堪稱雙絕。 ^[2] 

學習一種語言，要把語音、詞彙和語法初學階段的難點分散開，難點不能太集中，否則會顧此失彼，進展不快。所以，他為藏語（拉薩方言）設計了一套拉丁拼音的系統。拉丁系統的英文字母大家都會，不用花工夫就會拼會讀。他用這套拉丁拼音編寫了人們帶有生活情趣的藏語教材，由淺入深，包括會話、民間故事和生活小品。在短期內就可以掌握着若干常用口語。然後，再開始學習藏文。因為在口耳之間已經熟悉了的許多藏語，再去認藏文，非常容易記，容易讀。我們管這一步叫做“轉軌”。效果好，速度快。 ^[2] 

藏語的幾大方言之間差異頗大，學習口語就應選定某一方言學深學透，然後再學習其他方言。他認為，拉薩話也就是衞藏方言，代表了藏語發展的方向。學好這一方言就可以跟其他方言區的人通話，因為西藏三大寺內有各方言區來的僧人、各地來的香客、商人都是自然的推廣拉薩話的人。所以，把拉薩話當做一種標準音來學、來分析，最後對推廣藏語普通話能有所幫助。後來，基於這一認識，在他的建議下，又招了專學安多方言的班次。這樣，對藏語方言之間的差別和共同點都有了深層的理解。這也是他後來極力提倡編寫方言字典的原因。 ^[2] 

學習一個民族的語言最好的辦法是到那個民族地區去學習。按他的話説：“置身莊嶽，事半功倍。”在他的建議下，把第一批投身藏語學習的莘莘學子送進藏區，由於道泉自己帶隊，前往著名的貢噶雪山，禮聘著名藏族學者貢噶活佛(1893-1957)為藏文教授。把學生引進了地地道道的藏文化境界中，收到了好的效果。此後，這一條經驗成為中央民族學院民族語文系的常規，一直在教學中施行。 ^[2] 

在學好語言的基礎上，應該進一步擴展到歷史、哲學、宗教和文化的各方面去深入鑽研，開拓新領域，取得新成果。於是，從1960年開始招收了兩期研究生班，學制3年，專門邀請東噶·洛桑赤列（1926-1997）、扎希仁青格西和土登格傑3位藏族學者擔任主講教師，另配備一些漢族青年教師作為輔導員。于道泉先生安排開辦傳統文化學術講座，邀請喜饒嘉措大師、法尊法師、周叔迦、任繼愈、張克強、牙含章、柳升祺、王森、吳豐培、高觀如諸前輩分別就佛學、史學、藏學、哲學及目錄學講授他們各自擅長的學問，使同學們大開眼界，興奮不已。這兩期研究班為國家培育了一批專門人才和得力的領導幹部，實現了於先生當初以知識報國的理想和願望。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