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遺址

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和1928年安陽殷墟的發掘，證實了殷商的存在。對《史記·殷本紀》的肯定，引出了《史記·夏本紀》也為信史的認識。由此，二十世紀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課題。

1959年夏，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在豫西進行“夏墟”調查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從此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經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數十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穫，1977年，夏鼐先生根據新的考古成果又將這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

通過60多年的持續發掘和研究，二里頭遺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發現。這裏有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路網絡、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最早的青銅禮器羣、最早的綠松石器羣等諸多“中國之最” ^[48] 

二里頭遺址範圍為東西約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遺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下至東周、東漢時期。此遺址的興盛時期的年代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的夏文化時期，考古界將其主要階段稱為“二里頭文化”。 ^[2] 

從1960年至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對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考古人員建立了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揭示了1號、2號宮殿基址，發現了青銅冶鑄遺址，清理了不同等級的墓葬，確定了遺址的都邑性質。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考古人員進行了一系列的搶救性發掘，其中包括鑄銅作坊遺址；發現了多處建築遺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銅器、玉器、漆器、綠松石器等。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自2001年起，工作隊對宮殿區進行系統鑽探與重點發掘，發現並清理大型建築基址數座；對宮殿區及其附近的道路進行了追探，在宮殿區外圍，發現了縱橫交錯的大路；2003年春季，對已發現的道路進行了解剖發掘，並發現了宮城城牆；2004年，又在宮城以南發現了另一堵始建於二里頭文化第四期的大型夯土牆以及綠松石器製造作坊等重要遺存。

2003年，考古人員在二里頭遺址宮殿區發現了面積逾10萬平方米的宮城，其佈局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被譽為中國最早的“紫禁城”。該考古發現入選2004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05年至2006年，發現6號宮殿遺址。 ^[51] 

2011年，經過考古人員一年多的考古發掘，又有一座保存很好的早期大型夯土基址被髮掘。此基址台基坐北朝南，總面積超過2100平方米，由至少三進院落及東圍牆、東廡組成，至少經過三次修建或增建。考古人員推斷，其年代為二里頭文化第二期，距今3600年至3700年，這是目前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多院落大型宮室建築遺址。在宮城東北部、宮室建築羣以北發現的一處巨型坑，總面積約2200平方米，據專家介紹，這一遺址，為探索偃師商城相關祭祀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線索。 ^[3] 

2020年10月，二里頭遺址考古公佈新發現，二里頭都城極可能是以縱橫交錯的道路和圍牆分隔形成多個網格。歷年，在其中多個網格內發現有不同等級的建築和墓葬，每個網格應屬不同的家族，極可能已出現了家族式分區而居、區外設牆、居葬合一的佈局。隨着2021年考古工作持續推進，研究人員在道路的南側、北側都發現了部分兩米寬的夯土牆，與宮城的北牆、南牆分列於平行或在同一直線上，也進一步證實了多網格式的佈局。 ^[29] 

2021年1月，二里頭遺址發現一座高規格夏代墓葬，墓葬內首次出現蟬形玉器。該墓葬極可能是二里頭遺址迄今為止發現的隨葬品最為豐富的一座。 ^[28]  12月，二里頭遺址發掘出一處骨器、角器加工作坊及一座較完整的陶窯。 ^[29-30] 

2021年12月，二里頭遺址考古又有了最新發現，在遺址宮城區的西南角附近清理出多座骨料、角料坑，對以後研究二里頭文化骨器、角器的加工流程、加工工藝、城市佈局、規劃理念等更多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 ^[31] 

2022年9月16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工作進展會在北京發佈河南洛陽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新成果。經過進一步探索，二里頭夏代都城有了新發現，以道路和牆垣規劃為多個方正、規整的功能區，形成多網格式宏大格局，確立了都邑規劃佈局的基礎框架，或為“裏坊制”城市佈局的雛形：每個網格應屬不同人羣，表明二里頭都城極可能已出現了分區而居、區外設牆、居葬合一的佈局。嚴謹、規整的規劃佈局，顯示社會結構分明、等級明顯，統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誌。 ^[40] 

二里頭遺址考古新發現進一步揭示了多網格式的結構佈局，是探討早期國家都城制度、手工業與社會經濟、禮儀與喪葬制度等問題的重要線索。 ^[41]  2022年9月16日，國家文物局召開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公佈二里頭遺址多項重要新發現，為二里頭遺址為夏代都城的論斷提供了更多實物依據。發掘出土800多片外表、斷茬帶有紅漆的陶片，其中一個灰坑即出土了600多片。 ^[42-43]  考古人員在遺址北緣中部首次發現較為豐富的製陶遺存，在宮城西南角發現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在祭祀區以西發現了二里頭文化大型居址及高規格墓葬，是探討早期國家都城制度、手工業與社會經濟、禮儀與喪葬制度等問題的重要線索。 ^[44] 

2022年12月16日，二里頭遺址被國家文物局批准成為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49] 

2023年4月，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長袁靖表示，通過研究基本確定，二里頭遺址一共分四期：一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680年，二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610年，三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610年至公元前1560年，四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560年至公元前1520年。 ^[61] 

2023年12月9日，國家文物局舉行新聞發佈會，發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的最新成果。會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執行專家組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懷穎介紹了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和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這兩處公眾頗為關心的遺址的考古研究新發現。 ^[66] 

新世紀以來的鑽探與發掘結果表明，二里頭遺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東南向分佈，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北部為今洛河沖毀，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估計原聚落面積應在400萬平方米左右。其中心區位於遺址東南部的微高地，分佈着宮殿區和宮城（晚期）、祭祀區、圍垣作坊區和若干貴族聚居區等重要遺存；西部地勢略低，為一般性居住活動區，常見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隨葬品以陶器為主的小型墓葬 ^[4]  。

二里頭文化第一期遺存在遺址中東部區域有廣泛的分佈，文化堆積範圍逾100萬平方米。由於破壞嚴重，它究竟屬於一個大型聚落抑或是由數個聚落組成的大遺址羣，尚不得而知。這一時期的遺存已顯現出不同於嵩山周圍同時期一般聚落的規模和分佈密度。遺存中已有青銅工具、象牙器、綠松石器等規格較高的器物和刻劃符號發現 ^[5]  。此期的二里頭遺址很可能已是較大區域內的中心聚落。從聚落時空演變的角度看，作為二里頭文化中心聚落的二里頭在伊洛平原的出現具有突發性，而沒有源自當地的聚落髮展的基礎 ^[6]  。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釋為來自周邊地區的人口遷徙 ^[7]  。

從第二期開始，二里頭都邑進入了全面興盛的階段，其城市規劃的大的格局已基本完成。中心區由宮殿區、圍垣作坊區、祭祀活動區和若干貴族聚居區組成，這一時期的遺存開始遍佈現存300萬平方米的遺址範圍。新的發掘結果表明，宮殿區在此期已得到全面開發。其中，3號、5號基址所代表的大型多進院落宮室建築羣開始營建，院內開始埋入貴族墓；該區域的外圍垂直相交的大路已全面使用。官營作坊區興建了圍牆並開始生產銅器，可能還有綠松石器 ^[8-9]  。

從判定考古學文化最重要的元素——陶器上看，具有二里頭文化特色的陶器羣形成於二里頭文化第二期 ^[10]  。作為東亞歷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在文化因素上取大範圍吸收、大規模輻射之勢的二里頭文化，也是始於二里頭文化第二期的 ^[11-12]  。自二里頭文化第二期始，二里頭文化向北越過黃河，向東、西方向也有所推進，而向南推進的力度最大 ^[13]  。

公元前1750年左右，二里頭文化的居民開始在此營建大型聚落。二里頭文化一期時的聚落面積就超過了100萬平方米，已發展成伊洛地區乃至更大區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應為來自周邊地區的人口遷徙。這一時期的出土遺物包括貴族用器，如白陶、象牙和綠松石製品，以及青銅工具，但由於晚期遺存對該期堆積的嚴重破壞，聚落的佈局尚不清楚。

宮殿區的面積不小於12萬平方米，其外圍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築有宮城。大型宮殿建築基址僅見於這一區域。貴族聚居區位於宮城周圍。中小型夯土建築基址和貴族墓葬主要發現於這些區域。其中宮城東北和宮城以北，是貴族墓葬最為集中的兩個區域。綠松石器製造作坊和鑄銅作坊都位於宮殿區以南，已發現了夯土牆。這一有圍牆圈護的作坊區應是二里頭都邑的官營手工業區。祭祀活動區位於宮殿區以北和西北一帶，東西連綿約二三百米。這裏集中分佈着一些可能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墓葬和其他遺蹟。

都邑主幹道網位於宮殿區的外圍。已發現的四條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顯現出方正規矩的佈局。保存最好的宮殿區東側大路已知長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寬10餘米，最寬處達20米。這幾條大道的使用時間均較長，由二里頭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這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的城市道路網。

這一龐大的中心城市最終在二里岡文化晚期淪為一般聚落，遺存僅見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它們疊壓或打破了二里頭文化的宮殿基址。此後，聚落徹底廢毀。

二里頭都邑的中心區分佈着宮城和大型宮殿建築羣，其外圍有主幹道網連接交通，同時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區。製造貴族奢侈品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位於宮殿區的近旁；祭祀區、貴族聚居區都拱衞在其周圍。上述種種，無不顯示出其王都所特有的氣派。由上述發現可知，二里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就現階段的認識而言，二里頭遺址的佈局開創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14] 

二里頭文化第三期持續着第二期以來的繁榮。總體佈局基本上一仍其舊，道路網、宮殿區、圍垣作坊區及鑄銅作坊等重要遺存的位置和規模幾同以往。但與前一期相比，這一階段的遺存也出現了若干顯著變化，值得關注。首先是在宮殿區大路上偏內側增築了宮城城牆，宮城城牆圍起的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一大批大中型夯土建築基址興建於此期。在宮城南大門中軸線上，興建起了面積達1萬平方米的1號基址。宮城東部，二里頭文化第二期時由前後相連的多重院落組成的3號、5號基址已廢毀。這一區域有一個宮室建築和使用的空置期，前後約數十年的時間，原來的3號基址的遺墟上散佈着小型房址和灰坑等。新建的2號、4號基址另起爐灶，採用單體建築縱向排列，壓在被夯填起來的3號基址的原址上。其中2號基址的主殿和部分院落，是在填平夯實3號基址北院內的大型池狀遺蹟的基礎上建成的。兩個時期的建築格局大變，同時又基本上保持着統一的建築方向和建築規劃軸線，是頗耐人尋味的 ^[15]  。

隨着宮城城牆與一批新的大型建築基址的興建，宮城內的日常生活遺蹟，如水井、窖穴等在數量上顯著減少。這一現象似乎昭示了宮殿區功能的變化。在圍垣作坊區的北部，一處面積不小於1000平方米的區域被用作綠松石器的生產。與此同時，鑄銅作坊開始生產作為禮器的青銅容器。除了青銅禮器，貴族墓中也開始隨葬大型玉禮器，其奢華程度較二里頭文化第二期又上了一個台階。聯繫到大型宮室的營建，有學者認為真正的“朝廷”與“宮廷禮儀”應是發端於此期的 ^[16]  。

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已持續了四十多年，遺址內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蹟有宮殿建築基址、平民居住址、手工業作坊遺址、墓葬和窖穴等；出土的器物有銅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等。遺址的中部發現有30多座夯土建築基址，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羣。其中，最大的兩座已正式發掘。宏偉的1號宮殿建築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東西長108米，南北寬100米，高0.8米，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根據出土的遺蹟現象，可以將1號宮殿建築基址的主殿復原成一個“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數百平方米的廣庭。基址四周有迴廊。大門位於南牆的中部，其間有3條通道。這樣的宮殿建築只有掌握了大量勞動力的統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證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二里頭遺址的宮殿建築，雖時代較早，但其形制和結構都已經比較完善，其建築格局被後世所沿用，開創了中國古代宮殿建築的先河。 ^[2] 

二里頭遺址的宮城，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宮城遺蹟。縱橫交錯的中心區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和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基址羣，表明二里頭遺址是一處經慎密規劃、佈局嚴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且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與其一脈相承的都邑遺址，其佈局開創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許多形制為後世沿用，號稱“中華第一王都” ^[2]  。

此外，在二里頭遺址上，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大路最寬處20米左右，相當於現代的4車道公路；發現了中國最早的車轍，這在東亞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由此也可以知道，在商人在殷墟時期引進馬車前的數百年，中原地區已有用車傳統 ^[17]  。

二里頭遺址發掘的墓葬，已有數百座之多，但大部分為中小型墓，規模較大者只有1座，位於2號宮殿夯土基址的北部正中。中、小型墓葬規模雖然不大，但隨葬品十分豐富，其中也不乏精品。 ^[2] 

二里頭遺址清理的手工業作坊，包括鑄銅、制玉、制石、制骨、製陶等作坊遺址，清理出大量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製品。其中青銅爵、青銅斝形制古樸莊重，這是中國發現最早的青銅容器，用合範法鑄造。這些青銅器的鑄造，標誌着中國青銅器鑄造進入了新紀元。這裏出土的青銅器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青銅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器。 ^[2] 

遺址中還出土數件鑲嵌綠松石的獸面銅牌飾，製作精美，表現出了極其熟練的鑲嵌技術，是中國最早的銅鑲玉石製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其他銅器還有生產工具刀、錛、鑿等；武器戈、戚、鏃等；樂器鈴等。二里頭遺址的玉器數量豐富，風格獨具，器形有圭、璋、琮、鉞、刀和柄形飾等，多為禮器。 ^[2]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爵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 ^[64] 

重大考古發現始見於二里頭文化晚期的1號、2號宮殿基址，是此前學術界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基址。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面積進一步擴大，成果層出不窮。2004年，考古人員在2號宮殿基址下面發掘出了一座時代更早、規模更大、結構更為複雜的大型建築基址，將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中國宮城的最早年代提前約百年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介紹，這座現編為3號的建築基址屬於二里頭文化早期，它結構複雜，規模龐大。宮城面積逾10萬平方米，就對歷史資料的認識而言，它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其佈局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營建制度的先河。後世中國古代都邑營建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頭遺址，如縱橫交錯的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宮城內多組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羣、建築羣中多進院落的佈局、坐北朝南的建築方向以及土木建築技術的若干側面等。此外，在宮殿區大路發現的車轍痕，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車轍遺蹟，將中國雙輪車的出現時間上推至二里頭文化早期。貴族墓出土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全長逾70釐米，由2000餘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具有極高的價值。此次發現被評為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國內外具有重大影響。中國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有獨立起源的文明古國，是四大文明古國曆史唯一沒有間斷過的國家。但中國古代文獻中，有確切歷史記載，可以依靠的絕對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厲王時。一些西方學者和疑古派一度懷疑夏朝的存在，懷疑禹是神話傳説中的動物（一條肉蟲），甚至主張東周以前無信史，把中國的歷史一下子縮短了一半，卻有些讓人不能接受。為此，國家在“九五”期間，把夏商周斷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項目，重點任務是要理清夏商分界與夏代的歷史脈絡。自二里頭遺址發現後，學者們為此爭論了四十年，經“夏商周斷代工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發現與史書的相互印證，專家們認定，夏文化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後來被商朝取而代之。這意味着幾乎可以從二里頭遺址摸索到中華文明的起源了，明確寫出了孔子和司馬遷沒有搜尋到的中華“家譜'.' ^[2] 

二里頭遺址考古新發現進一步揭示了多網格式的結構佈局，是探討早期國家都城制度、手工業與社會經濟、禮儀與喪葬制度等問題的重要線索。 ^[45] 

2022年9月，國家文物局公佈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中，二里頭遺址的重要考古新進展為揭示史前與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發展脈絡再添新證，將中華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更深入。 ^[46]  實證了距今3800年前後的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遺址。 ^[47] 

關於二里頭遺址與夏文化之間的關係有兩種意見。一是二里頭一期至四期均為夏文化，四期的部分時期或者全部為夏遺民遺蹟；另一種意見認為遺址的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遺址，第三、四期是商湯都城的遺址。 ^[19] 

一般認為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遺址，第三、四期是商湯都城的説法是受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的影響，因為根據2005年、2006年中國考古學院利用系統測定法，將二里頭遺址的碳14測年限制在前1750年～前1500年（絕大部分測定的時間落在了前1730年～前1720年之間），這樣第三期的上限就是前1600年，四期就是前1560～1520年，但是由於二里頭的一期起步，二期發展，三期繁榮，四期衰落，一到四期連貫發展，中間沒有斷層，所以二三期作為夏商分界點不合適，很顯然夏商分界點在四期，這樣結合《古本竹書紀年》商朝共29王496年（兩漢都不止12帝，但是史書上都是用前漢十二帝、後漢十二帝來介紹兩漢皇帝，對於商朝少了一王，可能是傳抄的失誤，也可能是有一王不被承認）從前1046年商周分界上推496年到前1542年，正好落在了四期中間，非常符合二里頭遺址考古的遺址，所以二里頭意義非凡，既可以找到夏朝自太康到夏桀共12世15後的夏邑遺址，也可以從中找到夏商分界的合理年代。

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二里頭遺址是二里頭文化的核心載體，對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王國的興起、王都規制、宮室制度等涉及中華文明發展的重大學術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建立，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源遠流長、綿延不斷歷史的力證。 ^[23]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李伯謙：二里頭遺址宏大的規模、豐富的內涵及其反映出來的眾多發明創造，代表了夏王朝中晚期華夏文明發展的新高度。夏朝在司馬遷《史記·夏本紀》有古文獻記載，但之前因長期沒有考古實證而頗受質疑。60年來，二里頭及周邊一系列遺址考古發掘研究，證實了夏朝歷14代17王471年。這也讓二里頭這個都邑遺址，成為中華文明從古國邁入王國的一個重要標誌。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這本身已經非常有意義，其重要性不在於它是否為夏都。在整個東亞大陸從沒有中心、沒有核心文化過渡到出現一個高度發達的核心文化，二里頭正好處於這一節點上。二里頭的價值不在於最早也不在於最大，而是在這個從多元到一體的歷史轉折點上。這裏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國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幹道網、中國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宮室建築羣、中國最早的車轍、中國最早的官營手工作坊區、中國最早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製造作坊、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羣等。從考古學本位看，這些已足夠了，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姓夏”還是“姓商”，並不妨礙我們對二里頭遺址在中國文明史上所具有的歷史地位和意義的認識。”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領隊趙海濤介紹，之所以判定二里頭遺址為夏都，主要出於三方面的科學考量。首先是通過考古地層學、類型學來判定二里頭所處的相對年代，它處在龍山文化和商朝文化之間。其次是通過碳14年代測定法，測定二里頭遺址至今3800到3500多年之間，年代跟史書記載的夏朝中晚期比較吻合。此外，二里頭遺址所處位置是河南省西部，這也符合史書記載的夏朝主要活動區域。“更為重要的是二里頭遺址出現了一系列王朝氣象的內涵。”趙海濤説，二里頭文化以其高度輝煌的王朝氣象、高度發達的控制網絡和統治文明，成為距今3800-3500年前後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廣域王權國家，並率先進入王朝文明階段。在此過程中，中原腹地形成了以二里頭都城為中心的金字塔式聚落整體結構和眾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間分佈格局。隨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通過碳14測年、文獻記載、考古地層學等方面的綜合研究，二里頭文化主體部分為夏文化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 ^[22]  。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是國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項目。館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斟鄩大道1號，佔地面積246畝，總建築面積3.2萬平方米。博物館於2017年6月11日奠基動工建設，2019年10月19日建成開放。

博物館設置五個基本陳列展廳。基本陳列展廳包括“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和“世紀探索”三部分。彙集了二里頭遺址自1959年發現以來主要的考古發掘研究成果 ^[53]  。

2020年12月30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數字化展廳投入試運營，通過先進的數字技術全面復原展示以二里頭遺址為核心的二里頭文化整體面貌 ^[56]  。

2019年，二里頭遺址申遺前期工作啓動 ^[58]  。

2020年，河南省委組建二里頭遺址發掘保護利用和夏文化研究專班，洛陽市研究制定了《洛陽市加快推進二里頭遺址考古保護利用和夏文化研究專班工作機制》和《實施方案》 ^[57]  。7月，二里頭遺址保護和申遺專家座談會在洛陽市文物局召開，二里頭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啓動。 ^[21] 

2021年10月，二里頭遺址申遺寫入國家《“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 ^[54]  。同月，國家文物局發佈《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二里頭遺址被列入“十四五”時期大遺址，文件提出要積極培育二里頭遺址等世界遺產申報預備項目。 ^[27] 

2022年3月，洛陽市政府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簽訂二里頭遺址考古、研究與申遺四方合作框架協議 ^[55]  。

2005年04月19日，“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入選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52] 

2021年9月，被評選為河南考古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24-25] 

2021年10月，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名單。 ^[26] 

2023年2月3日，入選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候選項目名單。 ^[50] 

2023年2月27日，“二里頭都邑多網格式佈局”入圍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 ^[60] 

2023年3月21日，“二里頭都邑多網格式佈局”入選2022年度河南五大考古新發現。 ^[59] 

2023年3月28日，“二里頭都邑多網格式佈局”入選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62] 

2023年4月18日，二里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授牌。 ^[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