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醜藝術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丑扮的，只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醜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醜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餘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二醜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裏肯；小丑，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為他們只看見一面，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制定了的腳色。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説，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

六月十五日。 ^[1] 

《二醜藝術》是魯迅為批判胡適而作的。“五四”前後，在全國掀起“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學”的新文化運動中，起初，胡博士站在改良一方，以《新青年》為陣地，寫了一些支持進步思想的文章，得到了很多讀者的喜愛，也得到魯迅的肯定。但後來，胡卻另立門户，開創《努力週刊》，與《新青年》唱起“對台戲”。原因是，他的思想開始滑向舊勢力。他曾進見退位的“宣統”，被人稱“跪見皇上”、“胡適為帝王師”等；接着，得到段祺瑞、袁世凱的賞識；最後投奔蔣介石權勢。為此，胡受到當時很多進步人士的批評和聲討。面對指責和聲討，胡百般狡辯，聲稱自己是“獨立”的，沒有依傍任何政治勢力。

面對胡適的蜕變和狡辯，魯迅很憤慨。正巧，魯迅故鄉紹興戲劇裏有“二醜”一角，很有胡適這般臉面，魯迅故而憤筆疾書，作成《二醜藝術》。魯迅説，紹興戲班裏，有一種角色叫“二花臉”，即二醜。他和小丑不同，不扮演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演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吹捧公子的清客。因此論身份，他比小丑高，論性格他比小丑壞。

對此，《二醜藝術》裏有一段很精彩的剖析：他有點上等人的模樣，也懂點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依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説：“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黴哩！”寥寥數語，卻深刻透骨，入木三分，大快人心。 ^[2] 

魯迅的雜文，常常拈出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於人們從不關注處，洞幽發微，別寓深意，在看似無關的想象與敷衍中，達到“引而不發”的犀利的批判效果。這篇《二醜藝術》就是這方面創作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文章從浙東戲班中的丑角“二花臉”這個小事談起。魯迅把“二花臉”説為“二醜”，先是説明了“二醜”與小丑的不同，身份比小丑高，性格卻比小丑壞。然後用主要的筆墨，進一步描繪了“二醜”的獨特本領：他與老生扮的“義僕”和小丑扮的“惡僕”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哩！”到這裏為止，魯迅所講的，看上去還是戲班的“二醜”腳色本身。到了下面，卻文筆一轉，進入對“二醜”的“最末一手”的分析，指出這是“二醜的特色”。為什麼呢？“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餘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這樣，就逼近魯迅為文的本意了，即以戲中“二醜”，隱喻諷刺當下文人——受豢養的“智識階級”扮演的權勢者“幫閒”的腳色。

文章漸入佳境之後，魯迅由此向更深處挖掘。他根據自己的體認，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二醜”腳色，並非二醜們自己編出來的，小丑們編的戲本也不會有。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制定了的腳色”。然後將這種膚色的創造，上升到一種普遍性的藝術類型，並分析了“二醜藝術”產生的必然性與現實的存在形態，直逼問題的核心：“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説，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這樣，文章題旨才全部呈現出來，對幫閒文人的辦雜誌，出期刊，怎樣用出“最末一手”來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的“二醜藝術”進行了尖鋭的諷刺，將戲台上的羣眾創造與生活中的醜惡存在，戲劇中的“二花臉”腳色和現實裏的“二醜藝術”，緊密連在一起，亦戲亦真，絲環相扣，由遠及近，步步緊逼，使讀者在接受中，不但醒悟與洞徹，而且獲得藝術上的一種審美的感受。

魯迅説自己的雜文，“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偽自由書〉前記》）“不留面子”，是諷刺的鋒芒，“常取類型”，是為文的技巧。這篇雜文充分體現了魯迅的追求。他立意將現實中的一種文學現象，比喻為浙東戲中的“二花臉”腳色，由此聯想昇華，演繹發微，從而提煉出一個“二醜藝術”的類型，這樣就使得自己的諷刺對象，不再是個別現象的偶然發現，而有了一種更大的社會批判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它不一定指某一個雜誌，或某一些人，而成為黑暗的統治者“幫閒”的一類雜誌，一類知識人的總體象徵，如病理學中的瘡疽的圖，乃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這種發現和提煉本身，顯示了魯迅的諷刺與幽默的才華，也給魯迅的這篇雜文帶來也意藴很深的審美的品格。它的諷刺意義和藝術價值，因此也就超越了時間的限制，獲得了無盡的悠遠性。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