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夫子

程顥、程頤兄弟人稱二程夫子或二程先生。其祖父任黃陂縣令，卒於該縣。父程珦年幼無力返鄉，遂居於黃陂，後來還做了縣蔚。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黃陂縣蔚時所生，因此黃陂與二程夫子關係密切，不僅有許多關於二程的紀念建築，而且還有不少二程青少年時代的傳説。

黃陂城西偏有草廟巷，是二程故居所在地，1370年（明洪武三年）立程鄉坊以為紀念。該巷暑天無蚊，鄉人傳以為異。傳説程夫人侯氏曾夢雙鳳投懷，於1032年（宋明道元年）在思賢堂生顥，次年生頤。後來二程長大返洛陽，並且成了著名思想家，人們為景仰緬懷先賢，便在縣城裏修了一座清遠亭。南宋時改稱雙鳳亭，取侯太夫人夢雙鳳生二程之意。一説二程聰穎過人，道德文章名滿天下，人稱雙鳳，亭因此而得名。1463年（明天順七年）僉事沈靖復建於魯台山麓二程祠內，1666年（清康熙五年）縣令楊廷藴移建於山上。嘉慶年間重修，1830年（道光十年）邑人劉雲衢捐資再修，後又遭狂內吹倒。1848年縣令蕭恩蔭召集邑人金光傑、周超獻、周恆渠會議重建、增修石楹，環植林木，頓復舊觀。現存建築即為當時所置。亭中有石砌方形碑，四面鐫刻有《重修雙鳳亭記》等碑文四篇，碑額上刻有雙鳳朝陽圖等。“雙鳳亭”金字匾額，為1962年重修時郭沫若所題。

二程讀書時，為儒家學説折服，十分嚮往孔子，乃築台山頂遙望東方魯地，該山故名魯台山。魯台山在縣城東邊過河數十步的地方。魯台山周圍昔有蒼松數十株。明景泰間同知蔡綬建二程祠於魯台山下，歲時俎豆，祭祀二程。成化年間知縣李恆改舊祠為享堂，復建新祠於前，屢圮屢建。

魯台山東邊有湖名流矢湖，相傳二程練習射箭，曾流矢於此。

魯台山下有聰明池，在二程祠內，相傳蛙不鳴，蚊不叫，旱不涸，水不溢，後掘土得一石龜，中有八卦，被人竊去，這四種奇怪現象不復存在。二程當年在此攻讀，鑿潭喻道，故池中築亭，稱涵虛亭。有碑文雲：“半畝方塘一個亭，森森萬象入虛明。百年心印今猶古，怪得蚊蛙不敢鳴。”

池前數步為前川，即“傍花隨柳”處，昔日花紅柳翠，程顥曾有《春日偶成》詩記其在此春遊之樂：“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餘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二程祠前半里地有理趣林，二程當年讀書時植柏為林，情與景會，理與心契，雖在陋巷，而樂得其趣。

此外，白去洞、西郊橋（又稱程夫子橋）、水台都是二程遊經之處。 ^[1] 

程顥、程頤的思想及其洛學學派程顥、程頤兄弟(一般簡稱二程)開創的洛學學派，是北宋時期影響最大，也是最為典型的理學學派。張載的思想學説，對二程思想體系的構造和發展影響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創見。二程把"理"作為其思想體系的最高範疇，基本內涵包括三個層次:

第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存在。

第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

第三，"天理"也具有事物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

這樣，精神性的"天理"就和張載的物質狀態的"氣"一起成為宇宙本原的本體了，成為最高本體的地位。

二程的人性論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與"氣稟之性"的區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在至善無疵的;後者則是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使"理"受到"氣"的侵蝕，產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徵，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度的慾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慾"或"私慾"。"人慾"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二程在其"天理"論的基礎上對《大學》裏的"格物致知"進行了新的闡釋，形成他的認識論。二程還以其"天理"論發揮孔子"克己復禮"的命題，提出了自己的修養論。

總之，二程的理學思想體系，是北宋時期理學初創階段比較典型的形態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學的基本輪廓，為朱熹思想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具體到二程各人，他們的思想盡管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學術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異的。程顥認為萬物本屬一體，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發明本心，自覺達到與萬物一體，因此較多地強調內心靜養的修養方法，不大重視外知。後來的陸王，大致沿着程顥的理路，發展為心學。而程頤則主張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於居敬窮理，格物致知，較多地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內知。後來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頤的理路，發展為純粹的理學。所謂的"程朱理學"，實際上主要指的是程頤和朱熹的理學。當時有許多人追隨二程學習，尤其是程頤弟子很多，主要有謝良佐、遊酢、呂大忠、呂大臨、呂大均、侯仲良、劉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蘇昺等(其中三呂與蘇昺原為關學學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學學派，為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龐大的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