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學派

李顒曾多次固辭清政府的徵召，在家築一土室。“荊扉反鎖”，不與外界交接，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質。他肆力於學問，經傳、史志、百家之書，靡不觀覽。奉母以居，生活貧苦，教授自給，四方不遠千里而來從學者日眾。曾主講關中書院，宣傳其理學思想。他認為，關學自張載以後，至明後期，則不呂柟、馮從吾。對馮從吾尤致推崇。自己則隱然以關學的繼承者自居。

李顒弟子甚眾，“執贄著籍，號以千計”。較著者有王心敬、惠靇嗣、張珥、李士殯、馬稢士、李修、王吉相、寧維垣、徐超、張浚生、陸士楷、吳發祥、王所錫、劉礦等。其私淑弟子有王承烈、孫景烈等。李顒交遊者有白煥彩、黨湛、王化泰、王四服、張承烈、惠思誠、李柏、李因篤、王宏撰、顧炎武、高世泰、吳光、陸卿谷、秦松岱、楊甲仁、駱鍾麟等。

在其弟子中，最著者為王心敬。他受業於李顒，相從十年，李顒著述多出其編訂，“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

李顒與當時學者的交誼，與顧炎武最為重要。顧遊關中，往訪李顒。他時居士室，破例開關一見，後又與顧多次書信往復，討論學術問題。 ^[2] 

二曲學派之學，以悔過自新為宗旨，以躬行實踐為先務、以靜坐觀心為入手處。“謂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下學上達，一次貫之。至諸儒之説，醇駁相間，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幹道有得也”。該派雖於程、朱、陸、王取其相資而成，而仍以王守仁之學為主體。

該派提出所謂“學髓”之説。“學髓”即學術的真髓。白煥彩將此推崇到極點，認為此“學髓”即是“正學”，傳了“千聖絕響”。王四服在其《學髓序》中把學問分為三等：淹博與經濟是學術的末而不是本，是膚而不是骨，是最淺近的；進德是本，是骨，是進了一層，但還不是髓；只有安身立命之旨才是骨中之髓，是原本，是“學髓”。學者只有求得“學髓”，才算求得了根本。“學髓”之名乃白煥彩所題，經王四服解説，進一步闡發了李顒之意。“學髓”説表達了李顒理學思想的本體論。

李顒認為，人有“人生本原”，又稱“靈原”，此為人生的根本，也是天地萬物的根本。“形骸有少，有壯，有老，有死，而此一點靈原無少，無壯，無老，無死，塞天地，貫古今，無須臾之或息。會得此，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千聖皆比肩，古今一旦暮”，“通天地萬物，上下古今，皆此靈原之實際也。，非此靈原，無以見天地萬物，上下古今。非天地萬物，上下古今，亦無以見此錄原”，靈原“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虛而靈，寂而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咸宜”。此種思想，與陸九淵、楊簡、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完全相一致。

李顒認為，要回復到人生本原，須“欲理兩忘，纖念不起”，這樣才是學問的頂點。他認定人慾是惡的、非的、邪的，而天理則是善的、是的、正的，故人慾必須克治，一直到“無慾之可克”；天理必須存養，一直到“無理之可存”。“無理之可存”就是此心全然是天理，故無可再存養了。他要求學者固守本真，不要“隨境遷轉”，不要為聲色貨利、人情逆順、世路夷險、窮通得喪、譭譽壽夭所動。一有所動，便是人慾。能復其本真，才可稱之為“大勇”。

該派在突出本體之學的同時，也強調功夫之學。功夫的起點是齋戒，功夫的基本是靜坐。功夫到家，則呈現“湛湛澄澄，內外無物”的虛明寂定境界。達此境界，就能出離生死，超脱搐聖凡。這便是安身立命之旨，便是“學髓”，否則，即使博盡古今典籍，著作積案充棟，都不算是學，只是“玩物喪志”。

該派在心性修養方面，特別標榜“悔過自新”。李顒作《悔過自新説》，提出，“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心之精神為聖標宗，或以自然標宗，或以復性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總是開人以悔過自新的門路”。他們認為，人性來源於天地之理，是至善無惡、至粹無理的，但是，為氣質所蔽，為情慾所牽，為習俗所圍，為時勢所移，逐漸受到剝蝕、遷流，以至成為卑鄙乖謬的小人。但其善的本性始終存在。這是人“悔過自新”實現的條件和基礎。“悔過自新”，要求在“起心動念處潛體密驗，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即是過，即當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於懈，即非新，即當振而起之”。他們認為，悔過自新適用於一切人，愚夫愚婦可以遵循，神聖者也不能自外。“悔過自新”之極處，便是“悔而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極於日新之不已。庶幾仰不傀天，俯不作人，晝不愧影，夜不愧衾。在乾坤為肖子，在宇宙為完人今日在名教為賢聖，將來在冥漠為神明”。

“悔過自新”之學，功夫主要在於靜坐。李顒認為，“靜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人只要悔過自新，都可有成就。故人不可“以一眚自棄”。

該派認為，人不論聖凡貴賤，精神品質的基礎都是同樣的，“個個人心有仲尼”，每人皆有良知。人所以終於有聖凡貴賤之分，關鍵在於是否立志。人之真貴真賤，乃在於精神上的為聖為凡，而不在於社會地位方面的所謂貴賤，那只是區區不足道的“跡”而已。李顒為此曾著《觀感錄》，專門收輯了十二位出身卑賤的學者：鹽丁王艮、樵夫朱恕、吏胥李珠、窯匠韓貞、商賈兼陶匠林訥、農夫夏廷美、賣油傭陳真晟、戊率固蕙、網巾匠朱藴奇、釘戥秤匠張本德、布衣顏山農、牧羊痴子王元章。李顒告誡人們不要“以類自居”，要自立自奮。

在治學方面，該源倡導“明體適用”之學。所謂“體”，指道德心性修養；所謂“用”，指治國平天下及其有關的政治、律令、農田、水利的應用等。

李顒提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的見解，並把“格物致知”的“物”擴充到“禮東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他曾同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批評顧的考據之學，變為那是求於末，而非求於本的聖人之學。李顒還主張集會結社自由講學，反對獨居獨學，從而與清廷鉗制思想的高壓政策相對立。 ^[2] 

二曲學派的主要代表著作有李顒《四書反身錄》、《悔過自新説》、《二曲集》，王心敬《豐川集》、《關學編》、《易説》，惠靇嗣《富平答問》，李士殯《文學正譜》、《羣書舉要》、《四書要諦》，馬稢士《卷石齋語錄》、《白樓存草》，李修《心心精一二錄》、《補薛存齋四書説藴》，王四服《卧園集》等。 ^[2] 

二曲學派創始人李顒，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為清初三大儒。全祖望曾予以高度評價，謂“當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峯，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為三大儒。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飢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尤為莫及”。於此可見其地位和影響。 ^[2]